侨批:民间文献遗存的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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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一封，银二元，叫妻刻苦勿愁烦，仔儿着支持，教伊勿赌钱，田园着缴种，猪仔哩着饲，待到赚有猛猛归家来团圆。”这首具有浓浓的潮汕韵味的民谣，曾在广东地区广为流传，歌谣既是当年下南洋华侨心态的流露，也是国内侨属生活状态的描述。其中，“批一封，银二元”则道出了潮汕地区旅外华侨向国内亲眷寄信汇款的一种特殊形式――侨批。
尽管一路高速，但从广州到汕头仍需驱车5个小时，我们此行的目的便是探访曾有耳闻却又不甚了解并且颇感神秘的“侨批”。很幸运，此时到汕头看“侨批”，已经不用到民间去艰难地寻找了，在“侨批文物馆”，10万封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侨批，蔚为大观，让人颇为解渴地披阅之余，由衷地叹为观止。
侨批的产生和流传
文物馆隶属于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这是一个民间机构，一批离退休老领导和专家学者，几近无偿地孜孜耕耘于此，致力于家乡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在那间散发着浓郁樟木香气的办公室里，儒雅、博学的中心理事长、侨批文物馆馆长王炜中接待了我们。他从樟木柜里拿出了一本厚厚的影集，里面嵌满了用塑料薄膜包裹着的各式各样的侨批原件。
这就是传说中的侨批!无异于今天的信封，所不同的是，上面除了写有收信人的地址、姓名外，还注明了汇寄的款额和简短的寄语。曾经是新华社记者的王炜中先生，用记者惯有的简练而生动的语言，向我们介绍了侨批的缘起和流传的经过。
侨批，简言之就是“银信合封”，即汇款和家书的连襟，是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及后来的金融邮讯机构，寄回国内的连带附言和家书的汇款凭证。顾名思义，有侨才有批，所以要追溯侨批的起源，就要从潮汕华侨说起。
潮汕地区三面环山、一面临海，资源短缺和地狭人稠的结果，造成谋生极为不易。因此，从宋、元时代起，潮人便有漂洋过海谋生的习惯。明清两代，为了躲避战乱和灾害，海外移民更有发展趋势。《汕头海关志》载，1864――1911年间，“潮汕地区约有294万人离乡别井，远涉重洋谋生。”当时，漂洋过海前途未卜，所以大多数出海的都是家里的壮劳力，父母、妻儿则居留家乡，这就造成了千千万万个家庭隔洋分居的现状。
潮人一向持有“百善孝为先”的传统伦理，因此，初抵目的地，他们便强烈地渴望迅速寄款回家，恪尽赡养义务。信不在长短，钱不在多寡，即便一两元也不嫌少。而其时南洋各国的金融邮讯机构尚未建立或极不完善，海外潮人只能借助应运而生的水客，递送侨批，并从侨眷那里索得乡梓回音。
水客堪称侨批业的先行者。大约17世纪初，就有一批人专门往来于南洋和潮汕地区之间。他们到侨胞的住所收取侨批和小宗货物，将其送抵国内的侨眷，并带着回批(即回信)和新客(即初出洋者)，返回南洋帮助他们寻亲求职。水客递送侨批的方式，一是直接将批信和批款送到侨眷手里，二是将批款采购成货物回家乡出售后，按原款额交付侨眷。他们的酬金一般依据批额的3％～10％，向托寄的侨胞收取。19世纪至20世纪初，水客业达到了鼎盛，仅汕头一地，水客就有800多人。
随着国内出洋人数的增多，水客已经适应不了需求，此外，他们的行踪不定、人品不一也让侨胞们心存疑虑。于是，一些托寄大宗批额的侨胞便自己雇专人递送。有时，他们也把同乡亲友的批款集中起来，统一由专人携带回乡。渐渐地，承办这种业务的户头，生意量越来越大，于是索性成立了私人金融机构――侨批局，专事投款托书的侨批业务。19世纪30年代，海内外潮人兴办的侨批局迅速发展，成为侨批业的主力。
在侨批文物馆展厅，我们看到写批、送批、拣批、接批等四组雕像，形象地再现了侨批传递的过程：海外侨胞先是请识文断字的老先生批信，然后通过侨批局寄回国内。家乡的侨批局接到侨批后，按照不同的收信地进行分拣。再由批脚(即侨批送递员)跋山涉水地递送。当侨眷们接到批信和批款时，自然喜不自禁。
本土潮人和海外潮人之间一直存有极其密切的互动关系，侨眷对海外亲人经济上的仰赖程度究竟有多大?从19世纪中叶侨批业产生到1979年侨批局并入国家银行告终，150年间流入潮汕地区的侨批款额究竟多少?《潮州志》这样记载：“潮人仰赖批款为生者几占全人口十之四五，而都市大企业及公益交通事业各建设多由华侨投资而成，内地乡村所有新祠厦屋更有十之八九系侨资盖建。且潮州每年入超甚大，所以能繁荣而不衰落者，无非赖侨批之挹注。”
对侨批的抢救和研究
都说“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由此可以想见，原本散落在潮汕民间的侨批数量，以千百万计都不为过。然而情况并非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及侨批业中止经营，加上政治运动的影响，大部分侨批遭到销毁，即便侥幸存留，也因保存不当而破损、烂掉。有鉴于此，对侨批的抢救迫在眉睫。
1994年4月，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闻讯，澄海邮电局邹金盛手里存有近万封的侨批件。他们兴奋了，研究中心资料库中，具有浓郁潮汕特色的侨批尚是缺憾，这次如果征集成功，岂不填补了空白!于是几位有责任感的文化老人，启动了艰巨的“侨批文化工程”。
文化工程的第一步是打开征集的大门，为此，中心领导亲自拜访邹金盛，但邹是集邮爱好者，对自己的藏品当然舍不得割爱。双方协商，由中心提供一台新复印机并配套供应纸张，请邹复印一批侨批封，无偿捐赠中心收藏。就这样，第一批侨批在中心的资料库里落户了，3028页、6210件，尽管都是复印件，中心的老人们仍欣慰不已。
让“侨批文化工程”发生质变的，是2000年11月22日的那次潮学讲座。国际著名汉学家饶宗颐教授应邀授课，谈到侨批，他说：“徽州特殊的是契据、契约等经济文件，而且保存很多，历史一过就很不容易找到了。我们潮州可以和它媲美的是侨批，侨批等于徽州的契约，价值相等。价值不是用钱来衡量的，而是从经济史来看的。”
这是专家对侨批价值的明确肯定，时任中心理事长刘峰、副理事长吴勤生马上决定制定方案，迅速出击，征集侨批原件。他们一面联络侨联发出征集通告，一面派人到侨乡摸底寻访，终于得到了首批1090封侨批原件。2002年，他们还通过努力，成就了最大一笔捐赠。当时汕头的麦保尔先生手里有数量可观的侨批原件堆放在家里，中心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与麦达成协议，由中心负责派人整理这些侨批，再并由麦保尔负责扫描，将3万多封侨批刻录成32张光盘，捐赠给中心保存。
作为民间机构，开展文化活动最大的障碍就是缺乏资金。2003年3月的一个夜晚，利用潮州历史文化研究传播中心荣誉会长陈伟南先生到汕头之际，中心领导们集体拜访了陈先生，详细汇报了侨批工程进展情况，并恳请陈先生率先捐资，支持侨批工程。陈伟南慷慨认捐50万元人民币，随后泰国泰中友好协会副会长陈汉士又捐资20万元人民币，工程终于可以进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了。他们举办了一次侨批收藏者座谈会，提出“有偿转让”“无偿捐赠”“联合出版”三种方式，没想到，短短几天，征集收购就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心共收获侨批原件23000封。
饶宗颐先生闻讯，致电中心，盛赞他们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建议成立侨批文物馆。而此时，一些海外华侨又不断送来捐款，侨批专项资金募集总数达到139万元。万事俱备，2004年4月，汕头侨批文物馆建成揭幕，并举办了“潮汕侨批文化图片展”，成为全国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到目前为止，文物馆存有侨批档案文献10万封，其中3.6万封为侨批原件，6万多封刻录成光盘。
收集侨批，“藏”并不是目的，一修文存史，嘉惠后人，中心的创业者们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挽救并为后辈留下这笔文化遗产。陪同我们采访的省档案局吴晓琼女士一再说，中心的文化老人太让人感动了，他们都是一些离退休的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年纪最大的已有80多岁，60多岁就算“年轻力壮”。为了潮汕文化的传承，为了侨批的存留，他们不计报酬，不辞辛苦，常常自嘲是“价廉物美，经久耐用”的打工者。2005年，中心与广西师大出版社签约，将侨批分集出版，恢弘的《潮汕侨批集成》预计总数将达125集。要将杂乱如麻的10万封侨批，按地域、村镇、收件人逐一进行分拣，绝非易事，更何况参与整理的都是一些古稀花甲老人，而中心能够发给他们的“福利”，却只有眼药水和放大镜。可喜的是，《集成》第一卷36册已经出版，他们在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寻找技巧，进度比以前快多了。中心还创办了学术刊物――《侨批文化》，期望借此搭建研究侨批的平台。几年的努力，侨批已经越来越让社会关注，而具备原始性、惟一性等档案特征的侨批，也早已进人档案界的视野，广东省档案局已将此申报为中国档案文献遗产。未来，在研究华侨史、传承潮汕文化方面，有“海邦剩馥”之称的侨批，将更加凸显其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