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麦金泰尔对现代商业社会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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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太尔通过诊断现代性发现了当代西方商业主义社会的道德分歧的无可救药，以及道德话语与道德实践的空洞。他认为，论证道德合理性的现代启蒙筹划的失败正是这种道德困境的原因，而且论证道德合理性的启蒙筹划由于其对亚理士多德式的古典哲学的拒斥，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因此现代道德困境的最终原因在于现代政治科学对古典的反叛。由此，他开出药方说，只有回到以亚理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传统才能破解现代商业社会道德破产的尴尬处境。

一、商业时代的道德困境

对于商业时代的道德困境，麦金泰尔分析说，现代商业社会之中的道德分歧具有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其道德论辩无一不是旨在做出一种非个人的合理论辩，而且这些争议中所展开的诸对立论辩在概念上具有不可通约性的不同前提，有着极为多样的历史起源。他例示说:“第一个论辩中的正义概念在亚理士多德的美德理论中有其根源;第二个论辩的谱系可从俾斯麦和克劳塞维茨一直追溯到马基雅维里;第三个论辩中的解放概念则前有费希特开其端，后有西方左派承其意绪。在第二组的争论中，有着洛克式先驱的权利概念与明显康德式的可普遍化观点、托马斯主义的道德律诉求针锋相对。而在第三组争论中，一个肇始于格林和卢梭的论辩与一个与亚当・斯密为其鼻祖的论辩互较高下。”换言之，我们继承的道德资源极其庞杂，使得我们在道德论辩之中沦入了不可通约的分歧，而且我们将这种分歧解释为无非是偏好的表达或者说情感的表达，由此导致普通民众和学院派道德家中占压倒性的情感主义道德学说。而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如果情感主义是正确的，那么一切道德分歧就都是合理的无休无止的了，人类也就将失去指引，所有的道德戒律成为色厉内荏的虚伪之言。

二、导致现代商业社会道德困境的原因

麦金太尔认为，现代西方商业社会的道德困境是现代启蒙筹划失败的结果，而且启蒙筹划注定要失败并最终导致这一困局。这如何理解呢？他的推论是这样的：现代性的奠基者们都从他们各自所理解的人性出发，推导出有关道德的规则与训诫:如对狄德罗和休谟来说，相应的人性特征是激情；对于康德来说，相应的人性特征则是理性；而克尔凯廓尔则全然放弃了道德合理性的证明，在狄德罗、休谟、康德等人诉诸激情或理性的地方，他却诉诸于“根本的抉择”。但是，狄德罗、休谟、康德，以及帕斯卡尔、斯密等奠基者这里，“反亚里斯多德的科学为理性的力量设置了严格的界限。理性是计算性的，它能够确定有关事实和数学关系的真理，但仅此而已。所以在实践领域，它只能涉及手段。对于目的，它必须保持缄默”，因此所有的这些思想家都拒斥任何目的论的人性观、任何认为人具有规定其真正目的的本质的看法。换言之，现代性之父们对亚理士多德式的人、理性、世界的理解的拒斥的共同后果，就是消除了目的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古典的人的概念。随之问题就产生了：没有目的论的框架，有关道德的全部筹划就变得不可理解。因为，这些思想家虽然想从确定的人性推导出道德，但是由于他们否定了目的论、否定了价值的先在，他们必然同时得出一个结论，即从事实推导不出价值和应然，换言之，在他们那里，事实与价值是分裂的，自然和道德是分离的，这种自然与道德的分离最终使得其将道德建立于确定人性的企图成为泡影。由此，现代性的奠基者们所破除的古典观念中的自然与道德的统一性（其实也即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性）成为了他们道德合理性论证的墓志铭。质言之，现代学说对古典的背离、与古典传统的决裂导致了现代政治科学的道德合理性论证的彻底失败。

这种的失败导致了现代道德困境，西方商业资本主义中的现代人面临的问题是，道德行为者失去了实践的指引，每一个人都不受神法、自然目的论或等级权威的约束，我们代替上帝、立法者、传统、理性成为自身道德世界中的君王。现代人嚼着味如嚼蜡的道德格言，但不知其是对自己的立法抑或是一个普遍性的立法，是一个情感的表达抑或一个绝对命令。目的论的丧失使得一切道德资源冲突起来，我们在洛克和康德之间困难抉择，在斯密和卢梭之间徘徊彷徨，惶惶不可终日。或者最后干脆变成一个盲从者，或者一个自我立法的权力意志者。而本文前面所述的权利与功利之间的冲突，按照麦金太尔的理解事实上可以理解为赋予功利主义以重要性的边沁学说与追随康德根据实践理性诉诸道德命令的权威性这一方案之间的难以抉择的冲突。这种痛苦的难以抉择性，使得一切被悬置、被等量齐观，无法评判高下。“当诉诸权利的主张与诉诸功利的主张相互较量时，或者当这两者或其中之一与以某种传统的正义概念为基础的主张相互较量时，根本不存在任何合理的方式以确定何类主张应该给与有限地位、某类主张何以能压倒其他主张，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走出商业主义道德困境的药方

那么出路在那里？在情感主义和道德分歧不可消解的永恒冲突的“诸神之争”式的世界中，如何选择，如何决断，成为何种人？这个问题摆在现代人的面前，无可逃避。麦金太尔指出，尼采批判启蒙时代的各种道德学说时，主要就是指出了这些学说没有能够重视这样一个问题：我要成为何种人？现代人重视规则、约定正义，使得规则成为社会生活的首要概念，但是这意味着把成为好公民的问题摆在第一位，而把何为好人的问题搁置起来。因为承认权利优先于善、规则优先于善，并不能解决我们要成为何种人的问题。“我要成为何种人？”的这个抉择对于麦金太尔来说可以归结为：是追随尼采的权力意志，抑或回到亚理士多德的道德德性学说？因为追随尼采，我们必然到达韦伯的诸神之争，不得不接受现代道德学说的永恒冲突及其困境；而回归亚里士多德则可能回复到某种道德标准的统一性，克服现代道德学说的永恒冲突及其困境。因此，这是一个非此即彼的抉择。而麦金太尔本人向往的显然是亚里士多德所呈现的道德统一性;他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城邦统一性及教育感化学说出发，认为现代所谓的道德冲突最终是“不明智的政治安排的结果”。换言之，他需要返回到古代城邦的统一性及其政治哲学那去，他想通过改造“质料”的方法来克服道德领域的分裂。通过考察《荷马史诗》所显示的英雄社会中的诸美德、雅典的诸美德、亚理士多德对诸美德的解说，以及中世纪的各种观点与事件以及诸美德的性质，麦金太尔认为，为了克服当代的问题，应当诉诸“关于人的古典观点”。

亚理士多德正是这一古典传统的核心焦点，他与古典的其他两位伟大代表，即柏拉图，以及阿奎那有着一个共同的预设，那就是，“有一种宇宙秩序指定了每一美德在人类生活总体和谐体系中的位置。而道德领域中的真理就在于道德判断与这一系统秩序的一致性” 。而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恢复这种道德宇宙秩序，并在其中安置人本身。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整套行动、思想和话语资源成为支配共同体生活动的准则，以之改造“质料”、达致共同体的神圣统一性。显然，这个方案意味着某种先在的、不容置疑的秩序，而且这种秩序能够克服现代社会的复杂多样性。麦金太尔自己也意识到现代商业主义者们会反驳说，这种方案对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仅仅提供了一种过分简单的、过分统一的观点，其描述至多是一种理想化的图景，并倾向于夸大道德融贯性和统一性。但是，麦金太尔坚持这种出路。他解释说，“美德的践行本身就倾向于要求对社会与政治问题有一种高度确定的态度”，“除非有一种目的，它通过构成整体人生的善（被设想为一个统一体的人生的善）而超越实践的有限利益，否则，不仅某种毁灭性的专断将侵犯道德生活，而且我们也无法充分地澄清某些美德的语境。” 由于意图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人一样追求道德的统一性，麦金太尔德学说被认为是一种回归古典的社群主义或者说共同体主义。其实，麦金太尔的这种理想道德共同体并非什么新事物，只是一种古代城邦的翻版；他骨子里热爱德性共同体的生活，是一个卢梭一样具有道德热忱和严肃性的人;因此他的贡献可以说是回复了古代城邦的神圣统一性的尊严。

但是，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不得不将现代法律整合进其古典式的德性共同体中。换言之，他面临着在古代的道德和现代的法律之间促成和解的重要任务。我们最感兴趣的就是这里，但是恰恰在这里，他惜墨如金，所述不多。除了自信地宣称，在亚里士多德传统及其道德共同体中，“规则――现代道德观念中占主导地位――在一个更大的以美德为核心的框架内可以找到其位置”之外，我们只是被“高屋建瓴”地教导说，“假如善的观念是基于诸如实践、人生的叙事统一体和道德传统那样的概念而得到阐明的，那么，诸善，以及与诸善相随的法律与美德之权威性的仅有的根据，只能通过进入构成其核心纽带是一种共有的善的观点之共同体的那些关系而被发现。如果有人切断自己与最初像学徒一样恭顺地在其中学习的共同生活的联系，将自己孤立于那些在诸如此类的活动中找到其意义与目的的共同体，就会使他自己不可能找到任何外在于他自己的善”。

参考文献:

麦金泰尔:追寻美德[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