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评论》之教育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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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评论》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京颇有影响的同人刊物，在其九卷之中，由林语堂、胡适、高一涵、燕树棠、任鸿隽等人发表了很多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文章。本文主要探讨众多教育问题之中备受关注的考核问题，学风问题，教育地位之独立以及前辈学人们对于教育改良的一些提议和尝试。

关键词：《现代评论》；考核问题；学风问题；教育独立；教育改良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12-0218-02

《现代评论》是民国期间非常有影响力的杂志之一。其创作团体大多都有留学欧美的知识经验，他们在国外亲身体验了欧美国家在科技文化以及社会发展方面的巨大进步，深受西方民主与自由思想的影响。归国后，看到中国百般疮痍之面目，自然痛心疾首，而后立志图强，希望自己能够在母亲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等方面献言献策。《现代评论》的精神是独立而不主附和的，这无疑是一份好的杂志的生命力之所在；其态度是研究的而不尚攻讦；其言论是趋于实际问题的而不尚空谈。这些主要特点贯穿于整个杂志的始终。

一、“考核问题”

随着西方大学制度的引进，我们传统的教育形式有所改变。无论是导师制度还是演讲制度都需要面临同一个问题，即如何对学子们进行考核。胡寄南先生在《谈理想教育》之中指出“理想的大学，没有什么几年几学分的规定，学堂可以给人研究学问终其身的机会，学生自动离校时，学校登记他好他的成绩就行。若某人学业品格不好，经大众议决予以开除。大考月试一概废除。教员是图书馆的导师，学生自己做监督员，成绩大家心里都知道。”且不说这种考核方式当时的人如何看待，很显然，在今天的大学评价制度里并未采用此方法，这也无疑是一种理想主义。在《此路不通的现行教育》中，陈东原主张教师的作用贵在对学生研究和指导以及精神上的陶冶，无需考试，无需文凭，没有文凭和学分的限制，学生才会真正的、心无杂念的去研究学问，摆脱各种功力目的束缚。这里指的是废除考试，这虽然是一个极端言论，但我想无论哪一个时代的学子都会为之振奋。民国时期的大多数青年也如此，他们认为考试会引诱学生作弊，导致青年人格的堕落，而且很有可能引起师生关系失和。破坏当然是容易的，但如何建设却最值得深思。在找到一种有效的评价制度之前，废除考试当然不可取。宇文先生在《高等教育谈》中认为“依我的意见看起来，考试并不是意见见不得人的事情，如果一个出题的人，知道怎样出题，把出题当做一件美术；如果一个受考试的人，平日对于哪样功课，曾经用过一番功夫，把做题当做一种美术，我相信考试也有考试的趣味。”和宇文先生一同鼓励考试的还有孙宝墀先生，他认为考试是有害处，但不一定非得废除，进行一些改革即可。

显然，对于考核问题前辈学人们的争议焦点在于对考试制度的评价上，废除考试制度还是保留考试制度是核心论述问题，不过最终还是选择对考试制度作出有益的改良，这个改良的梦想也一直持续到今天。

二、“学风问题”

所谓学风问题，即挂着学校的招牌，教的人教不好，学的人也学不好。燕树棠先生认为，学风不好，应负责任的是教员，学生都是血气方刚的少年，知识不足，见解有限，他们的举动总是直接见解受教员的影响。我姑且认为这是一家之言。学风如何，除了担负直接责任的教员，学生，学校之外，与社会的发展形势息息相关。二十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激情四射的青年学子自然难以在学堂中明哲保身。在《现代评论》中，青年学子们的运动受到极大的关注。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所发起的风潮，都必然会影响到学生们在学堂的正常学习，在云起，人心惶惶之际，学风怎能不每况欲下呢？

从教员的方面讲，《现代评论》中很多学者对学人跨界现象表示强烈不满。燕树棠先生把北京有势力的教员分为三种①。第一，政客的学者。第二，学者的政客。第三混饭吃的教员。教员和学生并没有太多的感情交流，仅有的见面机会也只是在课堂上进行知识层面的交流。除此之外，更糟糕的情况是，很多教员只是平日里看了两本教科书，做了几本笔记，便开始到大学任教，缺乏真才实学。《现代评论》中说到“现在的局面是，最低等的教育家，不能读书，尚能教书；高一等的，不能读书教书，却能写文章；再高一等的，连文章也不能写或不愿写，他只能演说；在高一等的――那是最高等的了，他连演说的功夫都没有了，就像演说恐怕也说不成话了，他只能当懂事”②。我们不难推测出当时教员的至少是一些教员的面目。从学生方面讲，当时的青年学生们热衷于，自然都会影响到学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的学校依附于政治。如《现代评论》中讲到清华大学，“清华一学校耳，然补助校长，承上启下者，有机要处、有中文文案处、有英文文案处，而庶务处等机关尚不在内焉。”③我们不难想象，在经济极其短缺的情况下，学校机构如此庞杂，在学生身上的投资当然就会相应的有所减少，治学工具的缺乏，这自会导致学风不良。所以，如果要改良学风，必须先彻底解决这几个问题。

三、“教育之地位与教育改良”

《现代评论》中提出：通常世人所知道的大学是讲学的地方，而不是宣传的地方；大学的实用目的在于为国家和社会造就人才，而不是为某一党派培养人才。凡属大学，不论是何党的人去办，隶属于何种机构，总应当以讲学为本，与政府的关系太密切，不免有伤学术和教育的独立。④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教育界极力维护教育地位的独立。二十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这些军阀在北京站稳脚跟之后，便会试图将其爪牙深入教育界。此外，还有“党化”，张奚若说到：“中国国名党既然是中国唯一的革命党，就应该吧这个全体文化改造的责任担负起来。根据‘党就是国’这句话，我们可以说‘党化’便是‘国化’把教育党化，就是把教育中国化⑤”。任鸿隽先生撰文《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认为“教育”和“党化”是矛盾的，教育若想得到真正的发展，必须去除这些不良的政治约束。⑥可见，当时的学人们对教育的地位的问题有着深切的忧虑与思考。不过遗憾的是，教育之地位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如何改良呢？陈东原先生在《教育失败的根本原因》中指出，第一，模仿的流弊。第二，因袭观念的作祟。以为读书就可以当官发财。⑦对于第一点，是中国大学教育西化必然会导致的一个结果。要克服模仿的流弊，自然要具备创新的能力，模仿固然不可，但建设也不易。这对当时的教育界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在改良教育这个方面，许多学者撰文献言献策。林语堂先生在《理想教育》中对校园选址问题，师生关系，评价方式，教学器具等等方面构思出理想的蓝图。在《现代评论》第五卷中提出一套完整的“教育方针”。冯友兰先生也撰文《怎样办现在的大学》，在文中提出“我们至少需要这样的机构：第一，像样的本科，第二，研究部，第三，编辑部。要想本科像样，必须教员先像样，先生认为中国教员看了几本书，做了两本笔记，就走进大学教书，最简单的办法应该是请外国人。但是邀请到好的外国人教书这个也不容易，何况我们还要追求学术上的独立。所以还是要以情中国人为原则，不过这个人必须要有继续研究的兴趣与能力，大学也要给他继续研究的机会。设研究部，大学教员可一边教书一边做研究生，编辑部主要是出输入西洋学术。”⑧冯友兰先生给出非常具体的改良措施。此外，庄泽宣在《中国新教育》⑨一文中，结合中国的现状，对新教育做出切实的定位，即符合中国经济，符合中过社会状况，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点并克服其劣根性。这些新的教育理念以及改良措施对当时的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

《现代评论》的众多成员对教育问题进行积极的探讨并提出一系列改良的建议与措施，虽然在重重障碍之下，这些改良并为完全实现，但作为一种有益的思考与尝试，它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注释：

①张友任.学风之负责任者.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九期.

②宇文.高等教育谈一.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八期.

③钱瑞升.清华学校.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五十二期.

④广大的.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八期.

⑤张奚若.党化教育与东南大学.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十七期.

⑥任鸿隽.党化教育有可能吗？.独立评论，第三号.

⑦陈东原.教育失败的根本原因.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六期.

⑧冯友兰.怎样办现在中国的大学.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三期.

⑨庄泽宣.中国新教育.现代评论，第七卷，第三周年几年增刊.

参考文献：

[1]现代评论[M].湖南岳麓书社.

[2]陶孟和，社会与教育[M].福建教育出版社.

[3]吴娟娟.现代评论教育独立思想[D].天津师范大学.

[4].《现代评论》与现代教育文化理念研究[D].青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