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民 水墨也可以很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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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民

现为湖北美术学院院长、湖北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在众多光环的笼罩下，儒雅的他却始终在写意国画的领域进行新的开拓。他不多评价自己的作品，认为阶段性的创作结束后，应努力发掘新的思路和表现方式：“中国画不是一门僵化的艺术，和当代的融合始终是无法回避的探索方向。”

还是上世纪80年代在湖北美术学院学习国画的时候，徐勇民就创作出《古乐新声》这样荣获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三等奖的极具分量的作品。中央美术学院进修的经历，使得他的技法和艺术造诣突飞猛进。徐勇民的作品获奖甚多，自1982年始参加第六、七、八、九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分获各种金、银质奖；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美术家协会、深圳美术馆和《画刊》等收藏。

1984年，徐勇民和李全武合作，将老舍的名作《月芽儿》改编成连环画。对名著进行绘画改编通常是极具挑战性的，是否能完美再现原作风韵其实是对艺术家的综合修养有着极高的要求。徐勇民在这套连环画中以细腻的风格和苦涩的基调，完美展现了原作的意蕴。在全国第六届美展上，连环画《月芽儿》不负众望地获得了金奖，这套作品随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老舍夫人胡挈青在发表纪念老舍的文章时，还专门提到这部作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在第六届美展上，徐勇民的另一组根据巴金的《家》改编的连环画也摘得银奖；1989年，作品《看不见的收藏》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银质奖、第七届湖北省美展金质奖。在笔墨探索的道路上，荣誉见证。

水墨在当代

除了国画，徐勇民还着手实践各种艺术形式，领域涉及公共艺术、邮票设计和陶艺等非中国画的艺术门类。在他看来，艺术的表现形式是随意的，不拘一格。“通用不同材质、用不同的手法表达自己思想，画种是不需要局限的。”徐勇民的许多山水小品汲取唐诗宋词之清雅意境，笔墨却不拘古风，随性自如。在徐勇民看来，中国画虽然为传统画种，但从绘画题材内容到作画手法和表达方式，都能具备当代艺术的语言特征。“传统题材也可在笔墨表达方式上展现非传统的效果。”湖北省美术馆的《九歌·琳琅》以及《红花向太阳》等花卉系列，展示了徐勇民在中国传统水墨画的笔墨运用上的新思索。除了水墨的传承，他致力于将当代艺术的理念融入其中，进行重组和解构。中国画有自成的一套规律，但徐勇民认为这和时代的发展并不矛盾：“笔墨也可以很当代，题材手法都不是固定的，传统题材自然可以用新的方式来表达。”

徐勇民曾借助“南方先秦美术形态研究”的课题，对楚美术和古代美术形态及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过去运用在漆器和青铜器纹饰中抽象和具象的相互结合的图案，有着别样的魅力。“我觉得这个很神奇，这种生动的想象力，是别处所不及的。”他将思索和研究的成果反映到绘画中，传统绘画中也加入了抽象元素。徐勇民的《正春风》和《百里风云》，将古代运动马球和现代赛马的那份淋漓酣畅，用写意的手法表现得恰如其分。在笔墨间，那种竞技体育的力量与速度被渲染得出神入化，简洁而随性。

他的“丝绸路”

丝绸之路，曾在这里伴着海浪溅起的咸腥气味，集散着东西方文明。历经岁月，贸易往来，文明交融。徐勇民曾随“彩绘丝路——中国当代著名美术家丝绸之路万里行大型文化交流活动”外出数次采风考察，敦煌、罗马、威尼斯、伊朗、印度、尼泊尔，长久的游历累计了大量的写生，他撰写的考察随笔更展现了作为艺术家身份之外的不俗文思。

徐勇民提及在梵蒂冈看西斯廷教堂的壁画，撼动人心。米开朗基罗的《创世纪》及《最后的审判》，从天顶直达四壁，令人心神飞飏。他说，今天称之的艺术，放在过去，无非衣食住行；而所谓宗教崇拜，不就是生活本身状态的对象化吗？“密集的意大利宗教画，让我想起敦煌。画工们以日甚一日的娴熟，一段故事，众人画，反复画，一代一代地画，可终成圣事。”

2011年12月，“丝绸之路”在伊朗，徐勇民最直观的感受是历史遗址中必有巨大恢宏的宫殿。站在青花瓷铺装的清真寺巨大穹顶下，心中仅存一念——每个国族的文化，无不可冠以“伟大”这两个字。古老的伊斯兰宗教文化不以像教为传播方式，而是将眼见的各色自然形态绘制编织成缠绕在一起图案，任其铺张。由衣饰、首饰，器具，一直到墙面、天顶，不放过空间中任何一个立面或是平面，最后索性将地面也铺满。国王俯身，也会同匍匐的臣民一样，看见整个大地都如他心中所期望的那样，充满不可思议的美丽和不可企及的神性——波斯地毯因此饮誉。“想一想，将满目丝织的波斯图案摆在足下，那是什么样的一种奢华！若以今日虚荣心度量富有，没一块波斯地毯，真的，离奢华还远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