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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记者的吃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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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派饭

作为农村记者,一年中差不多有半年多的时间在农村采访,首先碰到的是民以食为天的吃饭问题。过去没有招待所、接待站,除了农村食堂化期间,记者下乡吃过食堂饭外,通常都是在老乡家里吃派饭。今天在张家,明天在李家,可以说吃的是百家饭。越是穷的人家越要去吃,这个老规矩给记者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就在这吃派饭中,农村记者李果讲了一个生动的故事。

一年冬天,李果与刘人杰、杨义赴山西晋南地区一农村采访,村里的接待人员把他们安排到一农家吃派饭,早饭时有人领着去吃,中饭、晚饭就得自己去。日落西山,天渐渐黑了下来,晚饭时间到了,三人相随走到该农家门前,这时,突然跑出一只恶狗,来势凶猛,边叫边往上扑,吓得三人紧紧挤在一起,既不敢向前走,又不敢往后退,怎么办呢?只好与狗相持。斗来斗去李果吓得躲到杨义的身后扯住了衣襟,东躲西躲,在前面抵挡的杨义急中生智,脱下身着的羊皮袄,甩来甩去吓唬恶狗。狗呢,退一步进两步,仍然边叫边往上扑,杨义甩着皮袄不知怎么地把皮袄甩到了身后李果的脸上,李果很敏感,觉得毛呼呼的,于是不由自主地连声喊着:狗扑上来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扭头就跑,三人四散……

住――破庙

20世纪50年代初,到农村采访,自己带上行李,要么和贫农老大爷睡在一个炕上,要么孤身一人睡在村里办公的破窑或破庙里,那时候绝大多数农村没有电灯,到晚间村里漆黑一片,怪吓人的。一次,我到太行山区一个山村采访,晚上的睡觉问题,就安排在村公所办公的破庙里。天黑了,村里的干部们都回家了,连个值班的人都没留下,我睡觉的那间破屋,屋外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屋里点着一盏小煤油灯,晃来晃去。在死一般的寂静中,我躲在炕上,翻来覆去,久久不能入睡,好不容易睡着了,却又被尿给憋醒了,只好硬着头皮出去找个地方方便方便。出门往后院走,想找厕所,却突然发现后院一间屋里有灯光,好像住着人家,近前探头往里一看,只见放着一口棺材,一张桌子上点着一盏小油灯,还摆有一些供品,两边站着一对纸扎的童男童女。在微弱的灯光下,我偷偷地看它们一眼,它们却好像死盯着看我,看得我头发涨全身出汗,连小便都给忘了,扭头就往屋里跑,进得门来,把门紧闭,还用板凳顶住,怕什么东西追进来似的,然后呆子似的坐在孤灯下一直熬到天亮。

行――骑

解放初期,到农村采访最好的交通工具在平川是自行车(路远),在山区就是骑驴、骑马,否则就是用步量了。当时,就连地、县领导干部下乡,也是骑骡马。1952年的冬天,我随同马明到太行山区的黎城县王家庄采访,这个山村是晋东南太行老区试办的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之一,社长叫董桃气。我俩在这个山村住了十多天,马明把稿子写好了,该起身返太原了。天不作美,突然下了一场大雪,汽车不通,而且路程又远,原路不能走了。只好骑马从黎城县城出发,经河北涉县到磁山改乘火车回太原。这条路线定下来之后,黎城县委给我俩派了一匹马,让我俩骑着走。我是不敢骑马的,一来从小就没骑过马,缺少这种锻炼;二来我当农村记者后曾骑过一次马,几乎送了命,从此我宁走也不再骑马了。

那是在1951年,我到平顺县西沟村李顺达处下乡采访,晋东南地委给我派了一匹马,与作家赵树理相伴前往西沟。老作家边走边给我谈太行老革命根据地的故事,走着走着,走到一片没有路的乱石滩中,突然我骑的马马失前蹄,跪倒在乱石中。它跪倒了,我也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跌在了马前,幸好马往前一站没有迈步,如果一迈步恰好踏在我身上,那我可能就一命呜呼了。当时,把赵树理和牵马人都骇呆了。从此我再不骑马。

从黎城回太原,县委给我俩派了一匹马,马明再三让我骑,我都谢绝了,马明骑马走在前面,我跟在马后步行。雪下得很大,山西境内的雪未消,在雪里走,只是冷一点,虽然鞋、袜、裤腿都湿了,但走路还不算困难。进入河北地带,随着天气变暖,雪消成了水,公路又是未铺好的黄胶土,走不了几步鞋就被胶泥给吸掉了,蹲下来刚刚穿好这一只,没走几步那一只又被吸掉了,穿、脱,穿、脱,反反复复不知道多少次,弄得人哭笑不得,但又不好意思对马明说,只好忍耐着,整整走了一天。到涉县时,鞋也磨烂了,新买了双有带子的球鞋穿上,在一家小店里烤干了裤、袜,马马虎虎住了一宿,第二天才走到了磁山火车站。当时,见到火车的那股高兴劲儿,真好像见了久别重逢的爹妈,又好像第一次看见火车似的那样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