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思想对司马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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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这是西汉之时杨雄对孔子和司马迁的评价，这句话颇为精当地概括了二者的价值取向和审美特征，交代了他们思想中的渊源关系。本文通过对二者之“爱”以及尚“义”尚“奇”思想的阐述，力求对两者的思想有贯通的了解。

关键词：孔子；司马迁；奇；义

中图分类号：K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1

汉武帝极力推崇儒家，司马迁作为在封建正统教育熏陶下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作为史学世家名正言顺的继承人，他得到了当时许多士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师从当世最知名的儒者。这样，在外部大环境的渲染和儒师思想水滴石穿的渗透下，司马迁的创作文本中必然隐含了儒家的渊源。和与马迁同时代的著名文学家杨雄，就已经关注了司马迁和儒家思想的关系：“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①杨雄把司马迁与孔子并举，指出他们思想的一脉相承，而他们“爱”又各自有其特质，不可一概而论。

一、 和孔子思想一脉相承的司马迁之“爱”

陈雪良先生在《司马迁人格论》中所说：司马迁的“多爱”之心，是施之于民众的，与孔子的“仁者爱人”的观点和墨子的“兼爱”的主张是同义的，并不仅仅是“爱奇。陈雪良的这句话指出了司马迁和孔子思想具有同一性。

孔子的“爱”具有广泛的内涵，其一，是施予众生的普遍泛爱。正如《论语・乡党》中记载的马厩失火一事，孔子下朝回来，立刻问：“‘伤人乎？’不问马。”马厩失火，作为主人孔子最关心的是有没有“伤人”，而不是珍贵的马匹。而所谓的“人”自然是负责照料马厩的奴隶，在春秋战国之时奴隶地位极端卑下，孔子不问马而问人，表明了他肯定奴隶的生命价值，这种思想在春秋战国是十分进步的，折射出人性主义光辉。其二，他的“爱“是有差等的。孔子提倡”克己复礼“（《论语・颜渊》），希望用礼来约束社会、规范行为，礼重在十伦，儒家“礼”精义就是“别”。所谓“别”，就是区分不同人群，划分等级，明确秩序。孔子强调仁爱必须首先以满足亲亲之情为前提，爱有差等，区分轻重缓急，由亲及疏，由近及远，与墨家普遍平等完全一致的“兼爱“相比，这种”爱“显然更符合人性的多。

司马迁“多爱”，他的爱也是施加于民众的泛爱。与孔子一样，司马迁怀着满腔的爱，在对历史事件描绘、对历史人物刻画的字里行间都渗透出人文主义的光辉。而比孔子更具进步意义的是，他打破了儒家礼教森严的“别爱”。虽然《史记》中记载最多的是帝王将相的事迹，但这是由史书的文体性质决定的，并非是司马迁对社会上层阶级有多么推崇。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他为许多社会底层的民众也作了传，如刺客、游侠、滑稽、货殖……这些人身份卑微自是不可能对国家存亡产生影响，而往往是他们身上具有某些值得推崇的品质，相较于帝王将相事迹的僵滞和固化，这些人的身上更多地折射出司马迁的价值取向。突破阶级局限，有可写之事则必然诉诸于笔触，不虚美，不隐恶，这正是太史公之长。

二、价值取向的差异：“奇”、“义”之辩

孔子尚义，《中庸》云：“义者，宜也。”②后世学者基本上都沿袭这种解释，“义”即为宜，以“义”为道德、行为之准则。把孔子之“义”理解为道德、行为之准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若仅止于此，却显然还不能完整、准确地把握孔子“义”的内涵。

孔子把义作为天下君子实现理想人格的最高的要求，《季氏》篇：“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求其志”，显然是指内在的道德修养； “达其道”则是指对外在社会、政治理想的追求。“行义”即实践义，就是要实现“仁”的道德与“礼”的社会理想，那么，“仁”与“礼”就共同规定了“义”的基本内涵。③孔子讲君子要“喻于义”、“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义以为上”，表明孔子对君子既有内在道德的要求，又有外在礼仪规范的要求，即兼有“仁”和“礼”，从而全面提升君子的人生素养，实现道德与社会的双重理想。

与儒家尚义不同，司马迁尚奇，具有与其他史学家截然不同的浪漫的性格和审美取向。司马迁在青年时代，就先后游历了祖国的名山大川、搜求轶闻传说。又借史官的便利条件将诸子百家、奇文异书都阅遍了，正是这一切，极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塑造出他不羁的浪漫性格。他的这种浪漫性格和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却是格格不入，只因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便被处以宫刑。这使他对当代政治的黑暗、人情冷暖有了痛彻心扉的体验，他认识到自己立功、立德的不可行，要实现理想就只能借给历史上传奇人物作传，而达到立言的目的。所以，《史记》成了司马迁的发愤之作，其中融入了浓烈情感。

《史记》因其爱奇的审美特征，而有别于其他史书，呈现出其特有的风貌。《史记》“爱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就取材而言，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历史人物的捡择无不体现一个“奇”字。《史记》记载三千年间的历史，期间历史事件的波诡云谲，历史人物的云屯蚁聚实非文字能描摩再现。而《史记》为之立传的人物仅一百四十余位，司马迁选择历史人物，不只看其历史功绩，也不只看其显赫地位，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都是倜傥非常之人，他更是以传神之笔，表现出鲜明的爱憎。二、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上，《史记》也往往带有传奇色彩，如《鸿门宴》、《窃符救赵》、《完璧归赵》等，情节安排扣人心弦，场面描写惊心动魄，无不体现着司马迁“爱奇”之匠心。三、在寓托褒贬的写法上，司马迁用含蓄委婉的、甚至是离奇荒诞的手法来写人写事，而将自己的褒贬寄寓其中 ，如 《高祖本纪》记载刘邦的爱好饮酒一事，刘邦喜酒色，醉后人见真龙盘旋于其上，于是，便不收他欠的酒钱。表面是说明刘邦是真龙天子，其实是讥讽刘邦，有天子之气却沉迷酒色，不事生产，甚至还是别人见到龙气免去其欠的酒钱，这实在是极大的讽刺。

司马迁爱“奇”已显露无疑，不过当我们遍阅《游侠列传》时却不难发现他在“爱奇”之中也渗透了对“义”的追求，显然司马迁的“义”已不同于孔子以“仁”、“礼”为内涵的“义”，他所推崇的“义”究其内涵，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其二，“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其三，“既已存亡死生，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有“义”之人感于恩义，坚守正义，慷慨赴死，面对不可一世地君主强权，挺身维护他人利益。小而为故主故国之仇，大而为天下百姓之苦，追求绝对的毫无保留的兑现。如郭解被通缉时，有一位藉少公助其逃之，知道他的藏匿之所，当广利前来盘问他时，藉少公为了对自己先前的藏匿行为负责，他用自尽以示守信，以此断绝官府想从他身上得到线索的念头，这样的尚“信义”，可谓彻彻底底，毫无保留。

参考文献

[1]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年版.

[2]陈雪良《司马迁人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杨茂林，《司马迁的多爱精神初探》，社科纵横，2006（6）.

[4]刘尊举《孔子之“义”：“仁”与“礼”的承转与兼综》，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冬之卷.

[5]陈曦《游走于“崇儒”与“爱奇”之间――战争叙述探索》，艺术学院学报，2006（1）.

注解

①杨雄《法言・君子篇》，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7页。

②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齐鲁书社，1992年版。

③刘尊举《孔子之“义”：“仁”与“礼”的承转与兼综》，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冬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