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政策本身更重要的是时机与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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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期间，与会代表的提案是各大媒体报道的热点，从农民工的子女教育到医疗体系，从股票发行改革到产业转型升级，从中小企业融资到碳排放，丰富多彩、不一而足。这些提案轮番出现在报纸、电视的重要版面上，似乎个个都迫在眉睫，大有不破则万事不立的架势。

经济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涉及范围极广的过程，各项活动之间往往相互关联、互为影响，难以单独考量一种活动的投入产出关系。例如，企业创新升级和研发投入，需要有大量科技人才的支持，而创新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则要仰仗政府加大教育投入，而教育投入的提高又要有经济发展水平的支撑，从而对企业的创新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此外，有很多事项之间有时是相互冲突的，比如通过出口退税等方式鼓励企业出口，扩大了产品的海外销售市场，但与此同时也给予了企业偏重规模扩张、忽视质量的负面激励。经济发展具有的复杂性、动态性和整体性，对制定治国方略的决策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尤其是对新时期的中国经济而言，在经历了三十余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各种矛盾累积下来，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问题错综复杂，难以厘清。在现有的资源约束和环境条件下，要处理好这些彼此冲突、相互联系、依时而变的关系，实属不易。

纵观世界，可以发现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有着相似的发展过程和成长规律，比如通过出口带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由于重视教育投入，拥有大量高素质、低成本的劳动者，从而成为吸引外资的“比较优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台湾的经济发展，也是从计划色彩很浓的经济体系开始，到建立完整而有效率的工业体系，最后发展形成全面自由化的市场经济体系，这个过程也是充满了各种矛盾和冲突，围绕多种发展模式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其成功的关键之处在于因地、因时制宜的政策及其实施，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所评价的那样，台湾的成功在于政策的顺序而不是政策本身，即在适当的时机提出并实践了适当的政策，比如在资本积累不足的时候出台政策，鼓励优先发展轻工业而不是重工业；在鼓励企业进行产业升级的时候，出台了大量培育和吸引人才的计划。日本和韩国也在不同的时期完成了从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靠的也是这种“抽丝剥茧”的智慧和政策的适时推动。

遗憾的是，我国众多的经济学家热衷于提出问题，很少有立足中国实际又具有国际视野的解决方案，批评者多、建设者少。讨论中国经济发展的专业学术论文可谓汗牛充栋，学者们用大量数据和回归模型来证明影响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进步的诸多因素，但对适应性的政策及其实施的轻重缓急、优先顺序却鲜有研究，因此，这些论文大多最终也只能束之高阁，对经济决策的影响作用极为有限。

与宏观层面的问题类似，企业的微观治理改革方面也存在着时机不当、顺序不明的问题。目前中国还处于一个国有经济成分较高、行政干预较多的时期，在评价公司治理绩效、董事会运作效率和董事履职表现的时候，也要考虑到约束条件下各种关系的复杂性、动态性和整体性，否则会造成评价结果的不公平或扭曲，反过来会阻碍一个有效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