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IMF,时代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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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际金融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不温不火的现状已经引起G20多数成员国的不满,G20匹兹堡峰会对IMF予以重点关注,IMF再遇改革的压力。

贫穷而迟钝的“施主”

imf诞生于1945年12月27日,总部设在华盛顿。1947年11月15日成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是政府间国际金融组织,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在经营上有其独立性。其宗旨是通过一个常设机构来促进国际货币合作,对发生国际收支困难的成员国在必要时提供紧急资金融通。

但IMF本身其实是一个空架子,该组织的资金来源于各成员认缴的份额。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下半年,IMF可用的金融资源约有2500亿美元,包括2000亿美元现金,以及两个常设借款协议能吸引到的约500亿美元资金。相比之下,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出的刺激计划总额7870亿美元,是IMF“钱包”的3倍。

随着危机的恶化,IMF连续为冰岛、乌克兰、匈牙利等国家借出资金。目前,其可用的金融资源面临枯竭,好比救火队员手中的水枪无水可喷,空有其名,成为贫穷的“施主”,捉襟见肘,十分尴尬。

如今,虽说是金融危机可望见底,世界经济有复苏的希望,但各国面临同样的金融危机,仍有摆不脱的烦恼――接近10%的失业率让美国新上任的总统奥巴马寝食不安,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平均每个家庭“蒸发”6万英镑(约合8.6万美元)资产的经济损失,饿着肚子唱《神曲》的意大利正经受着占GDP总量110%外债的煎熬……本该大显身手的IMF却无能为力,无所作为。

更要命的是IMF像一架破旧的老爷车,反应迟钝,起动慢,还附加好多条件,等到嗷嗷待哺的受援国拿到真金白银时,黄花菜都凉了。IMF对危机的迟缓反应,以及亡羊补牢的做法,失去了初创时的活力,令不少经济学家和政府首脑提出非议,要求改革IMF的呼声此起彼伏。

改革呼声四起

早在9月4日伦敦举行G20财长会议前夕,英国首相布朗再次试图为匹兹堡峰会定调,这一次他瞄准的议题是国际金融机构改革。

布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要解决当前国际金融系统的不平衡,其中“应该有一个‘保障政策’,让拥有巨大贸易顺差的国家不再储备外汇。”但这要求“增加资本后的IMF有能力随时待命”。

与G20财长会议同步举行的“金砖四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则提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转移7%的份额以保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享有平等的投票权。

四国重申应通过临时性措施完成G20伦敦峰会达成的IMF增资的任务,而不应对2011年1月以前完成的下次份额审议工作构成任何影响。鉴于对IMF的改革寄予厚望,四国将向IMF补充800亿美元资金,其中中国已与IMF达成购买不超过500亿美元IMF发行的以特别提款权计价债券的协议。

而作为本届G20峰会的东道主,美国怀着“一箭双雕”的心思:向欧盟施压,要求其让出在IMF中的部分话语权,其中包括减少在IMF中的份额和在董事会中的席位,以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

美国的意图如实现,既可削弱欧盟在IMF中与美国的抗衡地位,也是向发展中国家卖了人情,主要是讨好中国和印度。

沦为美欧工具

IMF一贯“偏心眼”,是美欧的御用工具。这缘于IMF特殊的“游戏规则”。

在IMF186个成员国中,发达国家在IMF的发言权比例为57.9%,其中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是IMF份额和发言权最多的5个国家,仅美国所占份额和投票权就分别高达17.674%和16.732%。相比之下,中国在IMF中的份额和投票权分别为3.997%和3.807%,印度为2.443%和2.338%。中国和印度在该组织的代表性分列第六位和第十二位。

而在《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规则中,非重要事务票数过半即可通过,重要事务必须经总投票权70%的多数才能通过,重大事项必须有85%以上的投票权方能决策实施。需要85%多数方能决策通过的重要事项包括汇率安排、会员国融资、特别提款权分配与管理等。

这意味着美国对IMF的重大事项拥有“一票否决权”,美欧携手即可在IMF的所有重要事务上为所欲为。而最需要帮助的发展中国家声音微弱得近乎可以忽略,利益诉求得不到保证。

中国多次指出IMF没有反映出21世纪现实情况,没有反映出发展中国家不断增长的经济影响力。

IMF要想真正成为全球金融危机出色的救火队员,必须甩掉美欧拐杖,克服其治理结构不合理、监督理念不公道、监督标准不够独立和客观的沉疴,积极顺应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进行根本性改革,以增添活力。

以改革增添活力

时下,改革IMF已经成为IMF大多数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一边倒的呼声。惟有改革,IMF才能恢复活力,继续担当“全球金融救火员”的角色。

重新设定份额计算公式。增资的关键并不是直接要求某个国家自动贡献出自己的份额,而是要重新设定份额计算公式,以明确显示出份额的公平分配。现在的份额计算公式盯住4个变量因素:市场价格下的GDP、贸易总额、外汇储备和经济波动性,这难以完全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应该考虑加入购买力平价衡量下的GDP等因素。

改革决策机制。重要决策要由“双多数”,即投票权的多数和成员国的多数共同通过,这样照顾到份额贡献大的成员国的“面子”,也兼顾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切身利益,不会发生美欧国家把持决策权的局面。

扩大发展中国家发言权。英国著名智库“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3月28日公布了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建议,希望在缩编理事会的基础上将IMF改为“世界经济委员会”,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建议还指出有必要选出不受特定国家影响的、透明的执行部门。

取消美国否决权地位。应继续改革份额和发言权。在危机加剧、对基金组织资源需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有必要对基金组织份额进行整体审查,在大幅增加总体份额的同时,对份额结构进行根本性调整,大幅增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增加其投票权。而仅仅增加一点投票权还只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更关键的改革是取消美国的否决权地位。

重构组织框架。应对IMF的组织管理框架进行改革,包括改革总裁遴选程序等,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基金管理层和工作人员中的代表性,克服美欧官员把持IMF重要职位的不合理现状。

实行“改进的纸黄金”战略。中国主张建立一种与国家脱钩、多极化的国际储备货币,用改进的纸黄金取代美元霸权。长期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创造一种与国家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SDR具有超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其扩大发行有利于IMF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从而避免信用货币(如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