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还是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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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很大，却找不到我心灵的家。”这是几个月前回到武汉工作的贾志杰的心里话。今年3月，在北京打拼了5年的贾志高到武汉买了一套房。眼下，小贾已辞职前往武汉装修新房，他和媳妇都已经在武汉找到了不错的工作，实现了去年就开始规划的举家“转战中部”的梦想。

贾志杰今年30岁，结婚2年，到了买房生子的时候。他们这几年艰苦奋斗，只攒下了10多万元，加上双方父母在其结婚时赞助的10多万，手上一共30万元，在北京五环外买个小两居的首付都不够。就算勉强借钱交了首付，近万元的月供也让贾志杰吃不消。此外，将来有了孩子，父母免不了要来帮忙照看，房子也会十分拥挤；父母如果不来，自己照看肯定又会耽误工作，影响收入。再想远一点，两人都没有北京户口，将来孩子入托、入学势必困难。“我们感觉，外地人在大城市真是越过越难，除非你真的特别有能力、特别有钱。”

逃离“北上广”风潮

“北上广”坐享中央政府在政治、财政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成为中国自由市场经济的亮点城市，是中国新一代年轻人追逐中国梦的地方。但是，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线城市过高的生活成本和竞争压力，使得越来越多像贾志杰这样怀抱理想的年轻人开始选择“逃离北上广”，去追求一种新的生活。

“逃离北上广”已经成为一股风潮，并进入大众视野，引发媒体和名人们的广泛讨论。2014年初，国内知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智联招聘公布网络招聘大数据信息中，去年90后高校毕业生里有61%主动逃离一线城市，前往二三线城市工作、生活。而这个数据，在2011年时还是46%。

今年7月即将毕业的中国矿业大学学生陈嘉陵，准备到包头一家合资煤矿企业报到上岗。这并不是小陈唯一的就业机会，三个月前他还接到过北京某研究机构的“录取通知书”，但经过反复对比，小陈最后还是放弃了北京，选择包头。陈嘉陵说，北京研究机构工资低，虽然代交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三险一金”，但不给编制、也不能解决北京户口。而包头公司在试用期的工资就能达到5000元，“三险一金”全上，落不落户由自己定。

像陈嘉陵这样刚毕业的大学生，主动选择“逃离北上广”并不让人惊奇，因为他们没有工作经验和人脉关系，选择去一个新的城市奋斗，放弃北京并不太难。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在北京工作多年的人来说，选择离开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高慧群在北京工作了10年，萌生离开北京的念头缘于一次回去参加南宁同学聚会，看看原本默默无闻的同学一个比一个混得舒适，反而这些考上大学、看似起点不错的同学，一个个都越来越普通。“当时留在北京也就是一口气，觉得要混出人样回去，不能灰溜溜地就回来了。现在看来，大家都高估了自己。”这几年，父母不时在耳边念叨，孩子们离家太远，老人有个三长两短也指望不上他们。每次念叨完，高慧群总要大哭一场。

高慧群和丈夫都是广西南宁人，闯荡的艰辛无处不在。在北京，她和老公工资加一块每月到手15000元左右，刨掉房租、开销，一年也就剩个五六万。每年两人春节回趟广西，光交通费就要一万，加上过年消费、孝敬父母，一年到头没什么积蓄。“这不就是农民工的挣钱方式吗，一年挣的钱在春节一个月花光。”

最终，高慧群夫妇决定离开北京，回老家，首先要处理的就是“换房”。燕郊的房子也不再留恋，北京户口彻底破灭了。2011年，高慧群选择 6500元单价卖了房子。2012年，高慧群在南宁市中心的高档小区买了一套两居室，6000元/平米，85平米的房子加上赠送面积，总计约95平米，用燕郊的卖房款付了首付25万，剩下20万贷了款。

现在来看，高慧群的房子卖早了，现在燕郊的房子单价又到1万了。房子卖了两年了，依然有燕郊的中介打电话问她卖不卖房子，可见现在北京房子的热度。

为什么选择逃离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放弃留在北京追梦的机会，选择“逃离北上广”呢？其原因大抵如下：

一、高涨不跌的房价

一份来自网络的统计数据显示，有54.7%的80后选择“逃离北上广”，其最直接原因是由于一线城市飞涨的房价。位于北京海淀区五道口的学区房由于邻近清华、北大等名校，附近又有知名小学、初中、高中等，均价已到10万元/平米。五道口只是北京高昂房价的一个代表，事实上，根据北京市房协向媒体的最新报告，10月北京楼市成交均价为每平米1.94万元。

目前30岁以下的购房人占到了首次贷款置业群体的70%，且这部分人群的贷款需求多集中在80万元以上，购置的房产越来越偏向于大户型房屋。可见以婚房为主体的年轻人购房相当强劲。由于年轻人收入有限，储蓄不足，根据一些调查，举家（甚至是举两家）之力付首付，年轻夫妇还月供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即便是付了首付，每个月6000多元的按揭也让很多80后工薪阶层倍感吃力。

“我想在北京买房，但是动辄数百万，我哪拿得出来。”来自河南农村、在北京开预算公司的30岁总经理古先生在北京创业已有5年，月收入过万。他密切留意房市消长，观望了几年的结果是，手里存款一路贬值，距离房子首付遥遥无期。“靠我个人力量，目前根本买不起房。”

在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里，古先生是北京市704.5万外省市来京人员之一，数字仍在往上走。这近千万人口大数里，许多像古先生这样勉强的中下产，单靠自己奋斗，也无法赶上房价上涨的速度，无法实现买房的梦想，也不能够在这个城市扎下根来。因为“买不起房产，只能租房”的感觉是“没有落地，一直在漂着”。

比他们更惨的是“蚁族”。大学扩招后迅速膨胀的毕业生们，他们生活在郊区的聚集群落，月收入两千左右，可以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但决不能没有网络。往往在大城市打拼5年，如果没有实现梦想，大部分选择离开，往往“三十而离”。

二、昂贵的生活成本

国际人力资源机构ECA公布了一份研究报告，评估了外派工作人员在全球440个城市中的生活成本，北京和上海的生活成本全球排名均在20名以内。其中北京名列第15位，上海排在第18位，广州和深圳分别列为第38位和第40位。而大家称道的国际大都市美国纽约在全球生活成本排行榜上名列第50位。

昂贵的生活成本是一个什么概念？数据显示，在北京，一张电影票要90元左右，这个价格低于东京，但比中国香港贵30元左右，比新加坡贵40元。在北京和上海购买一升牛奶分别需要25元和26元，而在东京和新加坡只需要大约16元。

这份评价报告并没有包括房租成本。如果考虑租金，北上广深的人们可能生活压力更大了。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上周的《住房绿皮书》研究报告，截至2013年9月，北京的住房租金指数已连涨55个月，租房者可支配收入的54%用于房租，换句话说，家庭平均1元可支配收入中，租金高达 0.54元。

李艳没有毕业就来北京了，3年来租住的房子一直没换过，期间经历了几次房东涨房租。她住的是4个人合租的房子，里面放完两张床和衣柜，就没有多余的地方了，每次地上只能活动一个人。以前房租是1800元现在涨到2800元，工资的三分之一都用来交房租了。

来北京两年的小杨在一家公司做行政工作，她租住在北五环的一个城中村里，房子不到10平方米，里面放了床和衣柜就没有地方了，一个人住勉强可以。水池和洗手间都是公用的，没有厨房。每个月的租金是750元，加上水电费将近1000元。而她每个月的月薪不足4000元人民币。小杨说：“现在工资是涨了，可工资赶不上房租和物价上涨的速度，感觉到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主要是好多和我一起来北京的朋友都已经回家了，我现在也在纠结是继续留在北京，还是回老家。”

三、紧缩的户籍政策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日前正式公布。对于热衷到北上广寻梦的外地人来说，这宛如正式敲响警钟。在未来城市化的总体规划蓝图上，这些特大城市将提升入户门槛，以缓解这些城市日益严峻的环境、资源、就业、生活压力。

从城市的布局来看，现在中国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已经达到了142个。一些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与综合承载能力的矛盾在加剧，需要进行有效的调控。北上广首当其冲。

公安部副部长黄明最近指出，北京2000年到2012年这12年间，流动人口增加了517万，每年增长43万。而上海每年增长53万，广州12年每年增长43万，深圳每年增长56万。这些城市资源环境的压力太大，确实需要减负。户籍政策与规划是配套的，要严格控制这些城市的人口规模，要坚持从紧。

长期以来，外地人之所以背井离乡，承受着超高房价和高生活成本，直面拥堵和竞争压力，来北上广打拼，主要原因是这些城市集中了超乎寻常的资源和机会。一个户籍背后就拥有中小城市难以企及的福利――以北京为例，户籍居民不仅享有本地教育和医疗的便利，相关的社会福利也超过80项，有人测算，这些福利价值50万元人民币以上。

一线城市户籍，直接关系到下一代的教育问题，尤其是入托、入学和考学。没有大城市户口，想要入学简直就是难比登天。

2013年8月9日，打工母亲韩美丽为了让孩子在北京读小学，需要不同部门的5个证明，差一件都不行。因为辛辛苦苦从老家开回的证明“不合格”，韩美丽想办个假证把儿子送进学校，不料被抓。韩美丽的老公李刚感叹道：“就像过关一样！先办‘五证’、接着办借读证、报学校、争入学名额。即使上了学，还有初中、高中……过了这关还愁下一关，我们外地孩子在北京想上个有保障的学校，难啊！”

四、超强的工作压力

如今，年轻白领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而损害健康甚至猝死的现象不断增多，已经成了一种社会病。各个大中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激烈的社会竞争有增无减，让年轻人身心倍感疲惫，于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逃离”。

2008年毕业的李浩，老家在甘肃农村，毕业后无法进入国企或事业单位，只能去一家私企工作。李浩感觉自己被剥削得特别严重，经常出差和加班，还没有补助。他也想过跳槽，但是别的企业也都是这种情况。而且最近公司招了很多年轻的员工，他们对工资的要求不高，也能够忍受加班的工作。李浩感觉他们随时都可能冲上来取代自己。而自己的优势，就是比他们早工作几年而已。每天都在奔波忙碌，身心俱疲，李浩很想离开北京，找个安静的城市，享受一下所谓的慢生活。

除了上述原因，促使年轻人离开“北上广”的原因还有交通堵塞、空气污染和追求新的生活方式等。在最近两年，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的中国人发现，由于严重的雾霾天气，北京一个月很难见到几次“蓝天白云”，这也成为很多人逃离北京的重要原因。

二、三线城市是天堂？

北京青年压力管理服务中心联合新浪网教育频道推出的“2013中国大学生就业压力调查”报告中，对于期望的工作地点，46.9%的学生希望在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工作，二线城市明显受热捧。

“离开北京的时候，所有的东西打了8个纸箱子。我们痛哭了一场，终于要滚蛋了。但是，现在看来，回西安是一个理智的决定。”现在，宋艳丽夫妇已经分别在西安上班了，一个考了当地的公务员，在测绘单位上班，一个在一家陕西当地的房地产公司当营销经理，两人月工资加起来不到1万块钱，不过生活品质要比北京高很多。首先他们不用租房住了，父母各家都有两套房，两人就住到了男方家准备的新婚房中。宋艳丽把自己买的房子简单装修了一下，做成了精品学生公寓，租给四个大学生，一个月能够收到房租2000元。这些钱除了还房贷还能多出 500元。

“在北京，你拜访一个朋友，得规划出一天时间。但在西安，就是一脚油的事情。”现在宋艳丽每天关心的是美食和旅游，压力小了不少。“在北京，同样的钱只能住在河北郊区，但是在西安可以住在市中心的高档小区，一家人在一起，在北京这个梦想实现起来太难了，何必和自己过不去呢？”

诚然，跟“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相比，二、三线城市的生活成本相对较低，生活压力不大，但是年轻人真的能够逃向幸福与美好吗？

来自河南的王宁，2008年毕业后，进入北京一家私企做行政。“收入低、职务与自己的专业相差太远”，她干得并不开心。在父母一再劝说下，王宁动摇了。当年年底，她辞去北京的工作，经家人托关系入职一家大型金融企业在郑州的办事机构。

但从一线城市回到家，巨大的心理落差让王宁很不适应。“身边人的眼界、心态也和我不一样，感觉说不到一起去。”王宁说，她的同事多是本地人，不少也是托关系进去的，“感觉更多时候大家是在拼背景而不是实力，很多人仗着自己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奋斗发展的心思，懒懒散散的，而一些有能力有想法的人，因为没有特别硬的背景，又很难施展自己的才华。”

跟王宁有相同遭遇的人并不在少数，他们从“北上广”退居到二、三线城市后，发现现实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好。早在杨澜劝“蚁族”去二、三线城市就业的时候，就有人站出来回击：小城市，要靠爹。资源分配的失衡，中小城市的官僚、人情与僵化的体制，早就决定了一个年轻人的前途。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指出：回到家乡，由于父母无权无势，更是死路一条。在一个故乡早已沦陷的时代，那些逃离了一线城市的人们，又将如何逃离家乡的现实积弊？

在经历了家乡等二、三线城市的事业挫折特别是“拼爹失败”后，一些“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开始返回北上广。

丁晓禾受够了老家那个长江边上的地级市，回到北京。就像2010年9月，他受够了北京，头也不回地投奔老家一样。一次就业考试，让丁晓禾认识了什么是“小城市的熟人社会”。小城市是一片更小的池塘，每一条大鱼小虾都有自己的狭窄水域，“拼爹”、拼人脉更加明显。通过这次折腾，让他感觉还是在北京有更大的机会。

北京值得坚守？

终归，这里是北上广，如同受神祝福而水草丰茂的应许之地，它们形成罕有的顶端优势：大多数名校、最好的医疗条件、奢侈品旗舰店、名人精英……在“北上广”更多的高楼里，驻扎着全国乃至全世界的“500强”企业，它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更大的发展空间。

兰州青年阎晓冬过年回了一趟老家，老家竖起了一水儿的仿货：山寨海底捞，山寨钱柜，山寨毛家饭店……他得到一个启示：全国各地都在学习北上广，作为一名上进青年，怎么能逆流呢？

凭着一口流利英语，阎晓冬进入万达酒店担任项目发展经理。出差时全国飞来飞去，跟世界各地的人谈生意，夜宿五星级酒店；回到北京的租屋，还是像贫民窟，尽管在东三环，周边是菜市场、公用厕所。

即使是在北京过“死扛的日子”，阎晓冬也不想回去了，“啥也比不上自由”。

在一项随机采访101位在京务工人员的调查显示，近6成受访者认为留在北京源于“工作机会多，工资高”。同时“大都市相对开放、公平”的环境，以及教育、医疗等资源优势和交通、娱乐等设施齐全，成了他们“死磕”北京的理由。

来自湖北的胡润生今年32岁，毕业于中南民族大学的他，来京7年间，工资一直徘徊在3500至5000元，并未有大幅提升。这使得其家人劝他回湖北发展，被他拒绝。胡润生称，他来自农村，在二三线城市找一份工作需要一定的人脉关系，但来自农村的他显然没有“背景”，“北京就业机会多，如果不开心，我可以随时炒老板，在老家，我敢吗？”

评论员何三畏在《高房价挡不住北京寻梦青年》中认为，北京仍然值得坚守，“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其他一个城市能够给年轻人如此之多的机会。”“京城永远是心怀理想之青年向往的地方。”“没有什么能阻碍青春的脚步，房价不能，雾霾不能，一切都不能。”

逃离之思

年轻人选择“逃离北上广”，或者是“返回北上广”，都是他们自主的选择。将“逃离北上广”简单视为观念进步，无疑是肤浅的。不假思索为其鼓与呼，更是有失理性。自然有一些人必须离开，但前提是确立公平竞争机制。“逃离”本身不会带来解脱，唯有资源分配更加合理，选择二线城市才会意味着幸福感的回归。

作家毛利曾说，大城市更平等，更能包容多元，有更多机会可以按你的方式活着，不会受到熟人社会的人情和道德压迫。北京精神也包括“包容”和“厚德”。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北京应该营造更加宽松宜居的环境，吸引人才加入，而不是设置门槛，把人才驱逐出去。大城市是优质资源的天然占有者。它从社会上取得的多，就理应付出更多，而不是把“土围子”垒高，只造福一小部分人。

如果我们无视这种现象，任其发展下去，必将造成人才的损失，创新更无从谈起。因此，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不能让这种不平等现状继续扩大，不能让权力集中的地方，也成为一切优质资源集中的地方。只有改变资源分配结构，才能形成人才合理分布与理性流动的良性循环，建立起一个健康的充满活力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