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政治”蔓延挑战中国治理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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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浑然不觉地步入“微政治时代”
2010年末，以突尼斯革命这一“蝴蝶效应”为发端，一场席卷中东、北非的大规模社会政治运动不断蔓延，这场影响深远的社会运动展现了与以往历史上社会运动的不同特点。在这一运动中，以年轻群体为主体的青年一代，无需象其父辈一样通过建立一个严密的组织来领导运动。在技术革命的浪潮下，他们通过新兴的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利用现代移动通讯技术的强大功能，沟通信息、串连示威，并寻求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和支持，最终取得了运动的胜利。这一全新的发展趋势无疑敏锐地揭示：与刚刚过去的历史相比，当前的政治样态已然发生了根本而剧烈的嬗变，传统一贯的政治概念与丰富生动的政治实践之间出现了“抽离”脱层，愈难解释新领域、新方向上的趋势动态。
而事实上，从政治变迁的角度观察，一股全新的“微政治”力量正潜在地塑造着我们当下的政治生活，改变着政治活动以及政策过程的程序与重心。正如提出“微政治”概念的北大政府管理学院的王丽萍教授所说，“今天的政治已经与曾经很长时间主导人们政治生活的对理念、信仰、制度、权威等价值和相关命题关切渐行渐远，而更多地表现为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或仅仅对民众具体、细小甚至琐碎诉求和问题的回应。”我们已经浑然不觉地步入“微政治时代”。
仅就新近的国际、国内社会政治发展动向观察，从中东的茉莉花政治革命到美国华尔街的社会运动，从“小悦悦事件”引发全民性的道德良知检讨到“乌坎事件”抗争性自治诉求，微政治借助信息传播的强劲力量，正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在经济结构、家庭关系、生活方式与交往模式、政治认同等诸多结构性要素方面，加速扩散并向深度演进。
微政治下的中国，身处发展中国家的位序，同时面临着发达国家中高阶段的议题困扰；遭遇着现代化进程的参与和稳定压力，同时应付现代性的诘问和诉求；既要维持威权统治，同时又面临着媒介传播对权力的消解与侵蚀。正如亨廷顿所言，深涉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由于进程太快，其所面临和待解决的问题，“不是依次而至，而是同时发生”。多重二元困境使得中国的社会和政治转型异常艰难，充满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和挑战。
微政治时代威权治理面临五大挑战
虽然进入微政治时代，但中国的问题和矛盾仍然和宏大的制度、体制问题相关，仍旧没有脱离传统阶级政治的阴影。近三年来，以微博、博客为典型的自媒体在国内取得爆发式增长，并给社会发展带来深远影响。仅以国内最大的微博运营商新浪为例，短短两三年时间，其注册用户飙升至3亿人，体现了自媒体强劲的发展势头。免受控制的网络传播天性加上终端移动化这一整套信息传播技术，严重消解了威权体制控制管理体系，给微政治时代的集权治理带来严峻挑战。这些挑战和回应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平行化网络传播体系对威权等级制权力运行体制的冲突。以微博、博客等为新载体的网络传播技术体现了超强的“多—多”互动的网状关系特点。相反的是，传统威权体制的权力运行不仅是封闭的，而且具有自上而下的等级性特点。这一特点的本质就是要求增加对信息的控制。当以信息控制为内在要求的权力运行遭遇难以控制的信息网络传播时，其间的根本性冲突就是必然，这也是微政治下的威权体制所遭遇的致命性挑战。因应这一流动性与充满活力的网络传播挑战，摆脱“拘谨性体制”的僵化和守旧，以技术推动改革，充分利用网络传播的优势，以更开明的胸襟、更担当的道义，破除等级权力的“黑箱”运作，建构一个开放、互动、透明和责任政府势在必行。
其次，去中心化对一元化的张力。微政治的去中心化特点与威权政治的一元化权威特征具有内在的紧张关系。查德威克断言，“互联网的技术结构将会引发权力转移”。在微政治时代，以个体为单位、平等身份为特征的去中心化传播路径建构起一个自足的公共空间和治理中心，并获得了权力能量。这一中心在许多公共事务中不再依靠一元化行政权力并抛开它而单独行事，这为多元治理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可能。近年来，执政党提出了建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较为明确地体现了一元化的社会治理逻辑。然而，无论是汶川地震中的救援志愿者，还是温州动车事故中的献血志愿者，都不是在这一格局领导下的行动，而是通过网络媒介的自发动员，一呼百应，迅速集结参与。伴随着网络传播并行动的，是权力的转移与扩散。微政治下的威权治理亟需认可这一权力转移的不争事实，调整以权力垄断为导向的治理格局，支持、鼓励民间自治组织的发展，并为建构政府、企业、个人的多中心治理而行动。
第三，个人化力量对集体主义权威的消解。威权政治运行的社会基础在于组织化社会，即将整个社会成员纳入各种威权导向与背景的组织之中，强调集体威权的核心，形成管理的组织化网络。微政治的出现使得普通个人真正第一次脱离束缚、发现自我、登上社会政治的舞台。参与网络平台，个体——尤其是年轻群体——接触新知，开启心智；参加兴趣群体，分享经验教训；追逐潮流，崇尚休闲舒适。网络一代以自我、个性化为标志，不屑权威与组织的集体化生活，构成对传统权威认同上的沉重消解。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日渐揉合，政治与娱乐趋于模糊的微政治时代，威权政治更得取下脸谱，汲取年轻一代人的观念内核，在生活政治中展现亲和与活力的一面，方能赢得未来一代的信心与支持。
第四，社会具体利益诉求对宏观政治体制的冲击。西方发达国家在进入微政治时代后，政治问题逐渐演化、集中并表现为社会问题，且为社会的具体问题。在国内，近年的有愈益增多的趋势。观察这些事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些抗争性事件的矛头指向焦点，绝大多数是群体具体的利益问题，而且不少是日常事务的利益问题。这与微政治时代西方发达国家有相似之处。不过，仔细分析这些具体利益问题，又会发现，利益问题的背后仍是宏大的政治问题，或者说，仍是政治体制完善程度的问题，这又是国际比较视角的不同之处。比如近年突出的拆迁问题，本是房地产开发商与拆迁居民的正常的市场合同行为，但却常常演变为公权力主动介入争端，权力与资本合谋并充当资本的合法打手，夺民之利、侵害民权的抗争性行动。同类事件频频爆发，暴露出政治权力运行结构和运行机制存在突出问题。斩断社会具体利益诉求问题的政治化倾向，必须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合理配置权力结构，增强权力的透明运作，并加强对权力的全方位监督。
最后，政治亚文化盛行对传统意识形态的侵蚀。以媒介传播为动力的微政治时代，社会结构、家庭关系、个人生活方式等均发生巨大变化。基于这一变化，社会快速分层并逐渐固化，以兴趣为节点的群体组合不断增多，社会亚群体也逐渐形成。同时，以亚群体结合形成的亚文化，诸如年轻人文化、族群文化等日趋多元。人们的价值观念、认同机制、家庭情感、个体心理、生活方式选择、自我实现等呈现多样多元的流变趋向，整个社会的行态已然发生重大变化。威权正统意识形态的传统根基已经塌陷，意识形态的削弱、侵蚀在所难免。重振意识形态的领导之力，除了放下所谓主流意识形态的官僚身段，体察关切当下社会思潮的种种流变，也得重视从亚文化中提取意识形态的营养元素，更新意识形态的守旧内容，才能活化意识形态的僵硬之躯，赢取民心，而不是将亚文化视为对立而排斥。
(作者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编/肖楠 美编/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