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建筑的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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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任职：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建筑学会常务理事
国际建协职业实践委员会联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会员，体育建筑专委会委员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理论创作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首规委专家咨询组专家
《住区》杂志主编
《建筑学报》、《建筑师》、《新建筑》编委
国际建协职业实践委员会联
APEC建筑师中国监督委员会委员
中国建筑学会资深会员
获奖/荣誉：
2002 清华大学游泳跳水馆 （2001年第八届首都十佳建筑设计奖）
中国戏曲学院综合排演场（全国第十届优秀工程设计项目铜质奖）
2003 天桥剧场翻建工程（2003年教育部优秀建筑设计二等奖）
清华大学综合体育中心（2003年教育部优秀建筑设计二等奖）
2004 2008北京奥运会国家射击中心（获2003年首都十佳公建设计优秀奖第一名、2003年首都建筑艺术创作优秀设计奖）
获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多样的城市”（RIBA Diverse City Compition in Beijing China 2004）设计竞赛大奖。
2005 乔波冰雪世界滑雪馆（2004年首都建筑艺术创作优秀设计二等奖）
清华大学胜因院专家公寓（2005年教育部优秀建筑设计三等奖――住宅类）
2006清华大学信息技术学院（2005年度建设部部级优秀勘察设计二等奖）
中国美术馆改造装修工程（全国第十二届优秀工程设计项目金质奖）
中央美术学院迁建工程（第四届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佳作奖）
2007 清华科技园科技大厦（2007年第十三届北京市优秀工程设计一等奖）
乔波冰雪世界滑雪馆及配套会议中心（2007年第十三届北京市优秀工程设计二等奖）
左顾右盼，大漠荒荒，其实自己的脚印能踩出来的只是一条线。不管这条线多么自由弯曲，也就是这么一条。要实实在在地完成这一条线，就必须把一个个脚印连在一起，如果完全舍弃以往的痕迹，那么，谁会在意大地上那些零碎的步履？
只有连贯，而且是某种曲线连贯，才会留下一点美，反之，零碎的脚印，只能是对自己和沙漠的双重糟践。
――余秋雨
很多次听闻他的大名，很多次听闻他的作品，虽然时光不是非常的久远，仿然是在某个冬季，仿然是在某个雪花飞舞的日子，但他的名字早已深深地刻在记忆最深处。从清华学子到日本国立千叶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再回到清华出任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校聘责任教授，一路走来，虽有几许艰难，虽有几许甘苦，但一步一步坚实而又真诚的步伐，为他敲开了一扇扇荣誉光环的大门。
左顾右盼，大漠荒荒，单个脚印踩出来的只是一条线，不管这条线多么自由弯曲，也只会是一条。要实实在在地完成这条线，必须把每个脚印连在一起，连贯，连贯，再连贯，顺延而下才会留住美，庄教授所走过的路很清晰地印证了这一点。
适逢湖南省土木建筑学术年会召开，在火热的长沙，火热的我们，怀揣着火一样的激情，与庄教授开始了对话之旅。
“无为”之思想，“大为”之创作
本刊记者：您的主要建筑思想是“无为”，但你的从业历程却是“大为”。请问您的“无为”是什么，在设计中如何体现？
庄惟敏：“无为”是老子说的话，虽是“无为”却蕴含“有为”，他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种体现，而我所说的“无为”是指我们在建筑创作中须保持的一种心态。
大家都很清楚现在的情况，建筑师特别是中国建筑师，市场很大，机会也越来越多，大家都希望用自己的作品，自己的建筑语言来表达更多的东西，特别是恰逢奥运会、世博会这种百年期盼的大事，当然更希望“有所为”喽。机遇来了，怎么把这个建筑做好，大家都在拼命用力，从这个角度讲，用力其实就是“有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思维的模式和状态让大家恰恰只停留于关注思维的表象，停留于关注建筑的表达。
我所说的“无为”，事实上是希望有这样一种心态，这样一种创作的概念，它是一种关注于环境、关注于细节，把自己真正融入到建筑环境中去研究，也就是希望大家持有一种放松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你才能很好地体察周边的环境、体察功能、体察建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体察建筑与自然的关系，并非刻意地去强调“我”在这个里面要做什么，“我”在这个里面要去表现什么。否则，你很难表达出建筑原本所要表达的意思，这是一个层面的问题。
“无为”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是，我们这个团队不可能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建筑团队，有建筑师、结构师、机电师、设备师等，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种不要太自我的协同的方式来整体地进行建筑创作，这也是基于哲学层面的思考，概括地讲，就是不急功近利，不好高鹜远，切切实实地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但是老子的话很深刻，我本人对他的理解也不是特别透彻，在以后的创作过程中还要不断地去思考。
本刊记者：听说新建的12个奥运场馆，您领衔的创作团队就中了3个标，从国家大剧院的竞标到奥运射击馆和柔道跆拳道馆的中标，您有过什么样的历程？可以具体地谈谈吗？
庄惟敏：北京奥运的37个场馆中有12个是新建的，我们投了7个标，中了3个，结果不错，但实际上是艰苦的努力和一部分运气吧，3个标里，飞碟和射击馆是国家投资的，柔道跆拳道馆是北京科技大学建设的，建完以后它就留在大学里了。射击馆一开始投标的时候，中标的有两家，一个是清华，一个是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的那家公司之前曾做了悉尼奥运会的射击馆，实力非常强，不过最后中标的，还是我们清华，最主要的还是首先考虑到它的体育功能、它的流线，射击馆设计有一个特殊的地方需考虑的，那就是枪与弹。它专门设有枪弹库，因为枪弹是要分离的，所以这条流线非常重要。而且比赛场地又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有50m靶的，25m靶的，10m靶的，各种各样的都有，这么多东西在一个场地十分狭小的地段里如何设置，这一点需要非常深入地去了解场地情况。我们之所以获胜，主要取胜于功能上。
取得入围后我们也在反思，为什么澳大利亚人入围？他们的优点是什么？因为我们面临着下一步的修改。射击运动其实是贵族运动，自古以来，它是融于自然、回归自然的运动，所以它的建筑造型更多的是体现与自然的融合，而不仅是庄重、威严、雄伟等，这一点澳大利亚建筑师比我们把握得准。这让我回想起我们参与的第一个投标，也就是国家体育场的投标，我们是三个入围方案之一，有媒体称我们那个方案叫天空体育场。我们当初是用最朴素的理念、适宜的技术搭建一个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建筑，这个理念我们认为是有道理的，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从国情出发，不该花很多钱去搞虚的东西。可是最后我们落败，问题在哪？我们反思，鸟巢的取胜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们的一种愿景，或者说代表了一个百年奥运的愿景。它是国家的，象征着国家的概念。这一结果的效应，多少影响了当时其余奥运项目的评判和设计，所以在进行射击馆投标时，由于它是国家队的基地，是国家的射击馆，所以希望它也能表达国家这样一个象征。现在想来，当初的刻意，就变成了一种 “有为”的追求。在评委会和甲方最终确定方案时，因为我们的体育功能和工艺流线做得好，空间处理紧凑高效，所以最后选定了我们清华的方案。尽管我们入围，但立面造型仍要做较大的调整。修改后的立面和以前完全不同，吸收了国外建筑师的经验，以回归射击运动本原的理念来进行创作，用一张弓来作为母题，不断地重复，最后实现整体的构想。这个修改的过程虽然很艰辛然而却充满了乐趣。
柔道跆拳道馆是为北京科技大学建设的，它是奥运会四个新建高校场馆之一。1986年洛杉矶奥运会，给洛杉矶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但是许多国家的奥运建设并不赚钱，如蒙特利尔市申办奥运会，为此全市背了十年的债。奥运工程动辄几百个亿的投入，特别是在学校里，体育建筑空间巨大，如果一次性投入下去，建成后会不会变成业主的包袱，会不会变成国家的负担？作为建筑师的社会责任肯定要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进行柔道跆拳道馆投标时，我们的理念首先是立足学校，将学校的使用放在首位，满足奥运场馆放在第二。这是不同于其他奥运场馆设计的一个独特的理念。非常凑巧，四个建在大学里的奥运场馆，建筑师们都不约而同地设计了天窗，都希望赛后在不开灯的情况下，用自然采光来解决学校的上课、集训。在柔道跆拳道馆中我们特别采用一项新产品――光导管，总共用了144根光导管采光筒，这是迄今为止国内用光导管最多的单体建筑。
意识不可泛化，建筑需要贴切
本刊记者：您提过，建筑创作中的泛意识形态论思潮是我国目前建筑创作中的一个误区，它极大地阻碍了建筑创作的发展，提出建筑创作应研究建筑的本原。请问何为泛意识形态论？它对建筑创作有些什么样的阻碍？
庄惟敏：“泛意识形态”是我提出来的词。为什么我会有这种言论呢？主要是源于中国近几年或者说近十几年房地产迅速地发展，城市建设加速，城市化进程加速，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建筑师感觉到自己的机会非常多，随着国外建筑师的涌入，大家脑子容易热。我们有些甲方总希望给建筑赋予更多的要求，冠以太多的象征，比如说一定要建成标志性建筑，五十年不落后，而且还要代表什么理念，代表企业，代表城市，代表民族等等。其实建筑是代表不了的，建筑没办法承载这么多的东西，这么多的涵义。有些人还强调建筑要代表一定的意义，很多是带有政治方面的色彩，这实际上就是把建筑万能化了，把建筑创作泛意识形态化了。建筑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物质实体，它第一位的就是要满足功能，要和谐于环境，还带给人们一种想象。成功的建筑，人们的想象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想象它是代表自然的东西，有的想象是代表心中的理想和表达，当然也有的想象是代表国家的象征，但这种东西一定不可以泛滥，如果泛滥，就像我们中国的足球一样，所有的人都希望你代表国家代表民族，球踢砸了，就说你破灭了中国民族的希望，无形之间增加了运动员的心理负担，这就不是快乐足球，也失去了体育最根本的精神，足球的真正内涵在这里被异化了，所以说建筑万能是万万不能的，这会阻碍我们的创作。
我们横向地观察国外的建筑师，比如比较有争议的作品，如雷姆・库哈斯设计的CCTV大楼，德梅隆和赫尔佐格设计的鸟巢，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你如果听他们讲设计理念，他们会有自己的解释方法，但是无一例外的，他们都没有把自己的设计拔得很高，说它们代表国家，或代表民族，恰恰是我们自己把它给泛意识形态化了。比如说，这个建筑像条龙，那么就代表中国腾飞了，这样就完全把建筑万能化了，说他代表政治，代表观念，代表诉求，代表我们的一种愿景，我觉得这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建筑创作状态，所以说泛意识形态阻碍了我们的建筑创作。很多建筑师在创作过程就有些迷茫，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建筑要代表一种精神，说龙就是一种精神，而建筑代表中华民族的精神，其实是把建筑和意识形态搅和到一起去了，我们强调建筑本原其实就是维特鲁威在他的《建筑十书》里谈到的“坚固、实用、美观”，这也是我们建筑创作中一个最主要的宗旨，我们国家现在的建筑创作方针也是“实用、经济、美观”，前段时间也一直在探讨。建筑最本质的特征，首先它是一个产品，它具备基本的使用功能，能被人们使用，不是说建成一个东西，只是摆在那让人看的，它会成为社会的一个表象，会代表一些理念，会代表一些精神，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些理念或者说精神的东西过多地泛化，那么就会抹杀建筑最本原的东西。
本刊记者：亚历山大关于建筑学有两个课题：一是研究已经存在了的正确的标准；另一个是研究对立、冲突、悬而未决的问题。前者可以通过继承来完成，而后者只能通过创造性的建筑理论和概念来解决。您怎样理解的，在实践中怎么做的？
庄惟敏：亚历山大是建筑理论家，他说的这段话非常概括，概括了建筑师责任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要营造空间，要搭建建筑、制造空间，他在制造空间过程中肯定要用到一些规范、原则，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我们前人积累下来的，我们说它是经验，这些经验要继承，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建筑规范，有些不再要你去研究了，比如疏散距离多长、窗户要多大，门要多高，我说这些是可以继承的；亚历山大也说，很多东西是积累，建筑从人类到现在是最古老的学科之一，但最近十几年、几十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非常非常大的飞越，技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为什么我们要研究建筑，研究西方建筑史、东方建筑史、中国建筑史，这就是一个继承的问题。但建筑师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创新，从这个角度来讲，建筑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社会的表达，我们也要创造一种文化，创造一种建筑文化，它代表一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概念，所以说创造一种新的空间的营造，新的理念，新的流派，新的理论是建筑师另外的一部分责任。当现代建筑摆脱了中世纪建筑的禁锢之后，提出了新的现代主义的观点，而后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相继涌现出来。每一个新的流派出现都有新的作品，这些作品都带来了意识形态或者使用功能的突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建筑永远是有生命力的。尽管它是一门很古老的学问，但创新是建筑师的责任，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两者绝对不能分开，如果我们只注重建筑物本身而忽视建筑文化，没有真正把建筑作为一个文化来发展，从这个角度讲，建筑师最多只是个匠人――工匠，我认为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之上，满足功能之后一定要有升华，升华到一种文化，升华到一种理念的表达。
本刊记者：可否谈谈您的建筑创作理念？
庄惟敏：建筑其实是一个社会中的建筑，它不是单纯的一个艺术品，所以说它不能离开环境，不能离开这样一个场所。我一直在想我的创作到底源于什么？实际上我的创作追本溯源还是源于建筑本身的场所，我希望它能和场所贴切。如果说要概括一下的话，我创作的本原就是做一个贴切的建筑。它的内涵很丰富，它首先要满足功能，这是功能上的贴切；其次是表达环境的存在，不要破坏环境，同时又能够为这个环境增添一点什么，这是场所的贴切；当然还要有一种精神上的升华和追求。可以说这些东西至少是我现阶段做建筑的一些想法。当然，随着年龄、阅历的增加，有些东西会发生变化。历来很多的建筑师都没有把自己固定在一个模式上，比如说菲利普・约翰逊，一直到老还在追求风格的改变。我只能说在现在，我只能够认识到这个层面，我是这样去追求的。
建筑亟待策划，创作凸显责任
本刊记者：作为中国建筑界中青年一代的杰出代表，您不仅拥有雄厚的理论功底,而且在学术上也有独到
的见解，您在国内提出的“建筑策划（ARCHITECTURAL PROGRAMMING）概念”，填补了我国因对建筑设计依据研究缺乏而导致的从规划到设计之间的“断层”，您觉得建筑策划在我们今天建筑创作中起着什么作用？
庄惟敏：策划这个词，事实上源于国外，我国20世纪90年代提出建筑策划这个概念。在此之前，我们很多建筑师前辈也有过这种理念，只是没有把这个词汇明确地定下来。所谓建筑策划，就是研究建筑设计的依据，如何进行设计前期研究。比如说盖一个图书馆，到底怎么盖，图书馆有什么功能需求，它和场所如何契合，有哪些特殊的地方，也就是说怎么来建这个房子，不是用一个简单的标准图，一个简单的标准设计书可以涵盖的。这一点在国外，是非常非常流行的，或者说建筑策划在国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二战以后，美国、欧洲、日本城市新建的速度非常快，怎么用政府最少的钱来取得最高的收益呢，避免盖一个新的旧建筑呢。但事实上我们国内这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发展商或政府要员说，建一个文化中心，要求里面有这个有那个，还得配备多少个剧场，都是他们在那里定夺，建筑师按他们的要求设计之后，发现错了，存在很大的问题，问题出在哪，环境没有协调好，没有符合城市的使用特征，建筑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处理也存在很大的问题，里面的空间功能组成不完善，缺少一些特殊的功能，建成以后，运营时要花很多钱，变成财政的一个窟窿，等等……。这些都是仓促上马、随意确定设计任务书而导致的，所以在国外很早就有一个提法，叫做问题搜寻法，即problem seeking,这个问题搜寻法是美国建筑理论家及建筑师威廉・佩纳提出来的，这其实就是建筑策划的蓝本，之后有很多人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建筑师做建筑策划，来解决业主、发展商和甲方怎么样做设计的问题，而不是由业主随意编制一个设计要求和设计任务书从而导致了以后的浪费，导致以后的设计失败，实际上最直接地就是给业主编制一个科学、合理、逻辑的设计任务书。这就需要有一系列、一整套的方法，在这个领域里，我们国家起步较晚，而且在我们国家现行职业教育里还没有完全涵盖这一块。好在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我们清华已经开了好几年建筑策划课了，近几年我们的注册建筑师考试里面也加入了这方面的考题。
本刊记者：“建筑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请问如何理解？
庄惟敏：建筑师的建筑作品是建筑创作态度的表达，是建筑创作价值观的表达。我对建筑是职业的看法，我一直认为建筑师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这包括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关系到使用者的生命安全，比如说抗震的问题、消防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作为一个作品呈现在社会上、呈现在环境里，它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建筑师最大的困惑与艺术家不同，艺术家画画或是做雕塑，喜欢它就展示出来，不喜欢的话就把它毁掉，但建筑不是这个概念，建筑师最大的特点就是用别人的钱来做自己的作品，因而要受到制约，从这个角度说，建筑作品出了事是要受到社会追究的，所以说它的高风险就在于用投资者的钱到底做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对社会怎么样，对业主怎么样，两方面的目标都要权衡地予以实现。我一直强调建筑师是一个“社会人”，他不是一个孤立的艺术家，除了说他建造的房子永远都会放在那，影响到城市景观、环境之外，它更多地会关系到人们的生命安全、使用功能。如果说我们现在的房子不好用，大家每天都在抱怨，那就说明这个建筑很失败；如果说好用，但它花了很多钱，那么也不能说是一个成功的建筑设计。怎么做一个贴切的建筑，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说的“无为”可能在这里面也会有所体现，而不是用英文所说的over design，那叫“用力过猛”。什么事情都要讲究一个度。东方的哲学更多地是把握一个分寸的问题，建筑师拿到一个项目以后，要确确实实地体会到你自己既代表业主，同时也代表社会，你要知道老百姓要什么，并不是你做完这个建筑，就是一个作品呈现在那，别的什么也不管。我想这个情况不是一个建筑师的态度。对建筑的态度也应该这样，思想方法和表达上你应该是放松的，而不应该把自己某些特别的东西强加在这个作品上。
本刊记者：这次汶川地震您是不是深有感受？您觉得身为建筑师如何从建筑的角度参与灾后重建？
庄惟敏：灾后重建的事情，我们也在做，我们在帮着教育部编制中小学灾后重建的一个设计任务书，我们过段时间还要去。关于灾后重建，回过头来反思的话，事情并不简单。这里面有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思考。
宏观层面，我们现在对地震的预测能力是有限的。国外尽管有很明确的规定，如地震的断裂带如何区划，保护距离是多少，如何退线等等，但都是基于地震来了之后如何最大限度地避免地震带来的破坏，而地震的准确预测仍是人类的重大难题。
中观层面，我们建筑行业里确定的规范。如我们现在确定的裂度设防，还有我们确定的甲、乙、丙等建筑的等级。用这些规范来制约，实现“大震不倒、中震可修、小震可用”。原本规范中，对于变电站、水处理厂等生命线建筑，很明显要比通常的民用建筑等级提高，但对中小学的抗震标准却没有刻意地提高和强调。那么在中小学的设计中，我们要不要提高，如何强调，这是有关行业的，即中观层面的思考。
微观层面，就是建筑师、设计师在中小学设计中有没有站在使用者和建设者的角度去设计的问题。如果他只是把这个设计作为自己的一个作品，作为自己情感的渲泄，这实际上是关乎社会责任的问题。
严格意义上讲，建筑师应该从这三个方面来考虑，但至少应从自身做起，也就是说用最少的钱、最经济的手段在限定投资标准下按照国家的规范创造出富有表现力的作品，这是有前提的。但我们现在的很多教育体制是进行精英式的培养，过分注重“形”的营造，忽略建筑最本原的东西，甚至有些为了达到自我的造型追求，而不顾造价，突破规范，过分强调设计作品的个性，有时给人的感觉是在玩弄这个建筑，我想这应该是我们当代建筑师需要反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有人说：想要探索大自然的人一定要用他的脚去踩它的书。人们从文字中学会写作，但一定要走遍大江南北才能读懂大自然。一方土地就是一页书，这就是‘大自然的抄本’，我们每一页都要翻阅。
采访完庄惟敏教授，我突然意识到，他，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建筑抄本”,他丰富的阅历，执着的追求，勤勉地工作，每一个项目都是他与自我开战的武器，每一个项目背后，都是一部荟集人生酸辣苦甜的倾情之作，我很想用自己的笔记录他的每一个思想，我很想仔细地翻阅他创作历程的每一页，我很想做一个完完全全、彻头彻底的忠实记录者，但无奈时间有限，无奈才情有限，无奈篇幅有限，于是只能呈现庄教授独具特色及闪光魅力的片断，以期与您共享。
但是我相信：沟通不会延迟，交流没有止境，在以后的日子，我们，也许还有你们，可以再次感受，他与我们，与这个时代一起紧密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