粪便即金钱――历史上厕所如何生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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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关于厕所问题的记载有很多。有趣的是,在很长时间内,它不仅是服务于人的方便之所,还是财源滚滚的致富渠道呢。

城市内的粪便成了宝

积粪贮肥是乡村厕所的重要功能。粪在厕所终身为粪,在田则为肥。肥好,收成就好。南宋《洛水集・富阳劝农》有记载,“每见衢、婺之人,收蓄粪壤,家家山积,市井之间,扫拾无遗。故土膏肥美,稻根耐旱,米粒精美。”说的是衢州、金华地区百姓收集粪溺肥田的积极性很高,以至于家家户户堆积如山,街道因此异常干净,而水稻得益于粪肥的滋养,根正苗直质量高,产出来的米十分精美。

如此一来,刺激了旺盛的粪溺需求。随着需求日渐增加,单纯依靠农家自身“产出”,已经无法满足日益扩大的施肥需要。于是,农民们挺起身板,走向市场进行购买,首要目标便是有着充足供给的城市。对于城市百姓来说,厕所有用而粪溺无用。《梦粱录》记载,宋代城中就有提供这种服务的职业清洁工,称为“倾脚头”,负责收集百姓倾倒的粪溺。

这些倾脚头各有固定的服务对象,说得更准确一些应该是“货源”,因为他们一面干着清洁卫生美化市容的工作,一面转手将收来的粪溺倒卖出去,挣出许多银两。正因为牵涉着切身收益,所以如同划片送报纸收垃圾一样,倾脚头们各有客户,一般不得越界,越界就是裸地抢活,是从人家口袋里抢钱。类似的故事一直存在,近代的情节,可以参照电影《上海滩》。扮演丁力的刘德华把屎霸头王超抛入黄浦江之后,和兄弟们欢呼,“以后全上海的屎都是我们倒,那就太妙了……发财啦!”

粪溺在乡村和城市的不同地位,决定了城市厕所跻身在城乡之间,扮演起粪肥中转站的角色,成为勾连城乡的一条特殊纽带。

由于农家对粪肥的需求常常大于供给,导致粪溺身价扶摇直上。明末的《沈氏农书》提到,农家多去苏州、杭州买粪。为了节约开支,在采买别注意市场价格的波动,并总结出在4月和10月的农忙时节粪价便宜这一规律,趁此阶段多买储存,以备需求。

大概是出于运量大、成本低的考虑,城市粪溺运往乡村,多走水路。《梦粱录》称,倾脚头收集的粪溺由“载垃圾粪土之船,成群搬运而去”,源源不断地将城市“排泄物”运往乡村。《清史稿》记载吴熊光与嘉庆帝谈天,说苏州城的河道里满是拥挤的运粪船,哪谈得上风景!一来可见粪肥之多,二来可以看出当时政府管理缺失。由于相当多的运粪船并非封闭式,装运时又贪多,行船中一旦稍有起伏摇摆,便会溢流泄漏,污染河水,而那水,是百姓每日淘米洗菜必用。况且,当时这种情景极为普遍,非苏州一地特有。即使是到了近代,情景依旧。

“臭气难闻的垃圾粪便完全用驳船运出上海,多数驳船是敞开的。”美国人罗兹・墨菲在《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中说,“在流经市区的各条水道上,这种驳船过去到处可见。”

公厕的兴起

《燕京杂记》记载,由于清代北京公厕收费,人们都随地大小便,街道上臭不可闻。到了清末,在社会改良的风潮中,北京颁布了一系列城市管理法规,其中颁布于光绪三十四年的《预防时疫清洁规则》规定,“厕所须每日扫除之,不可任其狼藉漫溢,扫除后以石灰渗入之”,同时规定,“装运粪溺,须用坚固之容器,并覆以密致之盖”,且粪车粪桶均不得在街市停留。近代天津也有“无论何项人等,均不准在中厕以外出恭,犯者重罚”的规定,有的市民在路边小便,被捉到即罚洋一元。但规定并没有多大作用,人们对厕所收费存在着普遍的抵触情绪,于是一边是收管理费,一边是随地便溺,城市环境卫生并未因公厕和“管理”得到任何改善,反而越来越差。

(摘自《老年日报・旧事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