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500强的中国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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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等本土“后起之秀”的追赶下，这些年来许多雄踞《财富》500强企业榜单的跨国公司传统优势在逐渐淡化，面临“光环”黯淡后的困境。

2013年6月6日至8日，第十二届财富全球论坛（以下简称“财富论坛”）再度携手中国。本刊记者深入财富论坛采访发现，在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等本土“后起之秀”的追赶下，这些年来许多雄踞《财富》500强企业榜单的跨国公司传统优势在逐渐淡化，面临“光环”黯淡后的困境，如：人才流失、成本上升、技术优势削弱等。即便面临种种问题，大多数跨国500强仍将中国视为一个“不可替代”的市场：城镇化发展为中西部带来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内需增长的潜力。对已经“走在前面”、有经验可循的跨国企业而言，需要“迎难而上”，在高端转移的基础上，解决产能过剩和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

现状：人才流失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尽管离财富论坛第一次来华还不到15年，曾光环四射的500强跨国企业已遭遇到了一些难题。

14年前当财富论坛初次来华时，许多跨国500强企业代表着最高的技术水平和最优的品牌价值，发展十分迅速。但14年过去后，在韩国著名的LG集团里专门负责研究中国市场的LG经济研究所（中国）所长韩洪锡对本刊记者感叹，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宏观经济增速减缓、优惠政策的逐步取消，跨国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跨国企业将中国视为廉价劳动力的生产基地，或依靠地方政府优惠政策轻松盈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艾默生公司中国区总经理赵大东看来，以上产业层面的压力，中国国内多数企业都遇到过，并不单是外企的烦恼。近年来，跨国500强对本土高端人才吸引力的持续降低，才是其光环黯淡的核心表现。

由于跨国企业不能简单移植其在世界其他地区经营的成功经验，极度需要本土化的管理团队和人才。但随着外企陷入低谷，国有企业在政策优势下的迅速发展及民营企业激励机制的改善，对优秀的大学毕业生而言，去外企谋职已不是一个最具吸引力的出路。

各种调查数据也在辅证着赵大东的观点。根据人力资源咨询公司万宝盛华对中国求职者展开的一项调查，从2006年到2010年，将中国本土私营企业作为首选的受访者占比增加了5%，外企的相应占比则下降了10%。

而翰威特人力资源咨询公司的一份报告也指出，2012年在华外企平均员工自愿流动率超过15%，人口老龄化、出生率下降、企业忠诚度降低等因素，导致了外企用工吃紧。

巨大的工作压力，是本土人才“逃离外企”的另一个原因。一位在奥美（中国）工作近3年的“海归”近期对媒体表示，在外企虽能学到不少东西，但快节奏的工作和隔三差五的加班，令他颇为吃不消。

此前奥美（中国）一位24岁员工加班一个月后，在北京突发心脏病猝死的事件，也让这位“海归”心惊，“过几年，我会选择换一个轻松点的工作，比如进入国企任职。”

“有些外企还保留着一种很可怕的想法，认为中国劳动力成本低，本土高管的薪酬福利也应该低，于是给本土高管的薪酬只有外籍高管的一半或三分之一。”辉瑞制药一位研发经理对本刊记者表示，外籍高管在华业绩不一定高于本土高管，这种薪酬配置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本土高管的忠诚度。

机遇：中西部的城镇化盛宴

跨国500强在华光环逐渐黯淡的情况下，百思买、芭比旗、美颂巴黎这几家企业作为“熄灯”代表，陆续败走中国——但这种现状并不影响更多的跨国500强在中国加注砝码。

在韩洪锡看来，这是被“逼出来的”坚持：“以往跨国500强的产品大都销往欧美等发达国家，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市场购买力下降，中国成为跨国500强企业最为重视的区域市场。”

他指出，尽管当前面临一些发展压力，但LG电子“绝不放弃”在中国的精耕细作，只有增强本土业绩以提升对人才的吸引力，解决人才流失问题。赵大东也表示，“艾默生不仅不会考虑放弃中国市场，还会将核心业务向中国市场倾斜。”本刊记者随后采访的其他几位跨国500强代表，同样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这些共识，来自于中国城镇化背后的发展机遇。麦肯锡公司全球总裁鲍达民在财富论坛上预测，2022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70%。“相当于每周都有25万人从乡村进入城市，也相当于将现在的中国和美国的总人口全部搬到中国城市之中。”

韩洪锡对此信心十足：“中国城镇化战略在很长时间里将持续推行下去，这将带动对家电产品的需求。政府更为高效、节约的能源发展方向和对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的重视，为LG电子在绿色节能家电领域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会。”

日本最大的零售超商集团伊藤洋华堂在华负责人三枝富博就中国城镇化问题，向记者表达了他的独特理解：“欧美包括日本的未来，都是单纯的出口主导型。但对有巨大人口基数的中国而言，由出口主导型向服务型社会的转变才是中国的未来。在这一背景下，第三产业尤其是零售业，将有令人惊叹的发展潜力。”

而在麦肯锡为财富论坛精心制作的《中国新篇章》手册中，对这一趋势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剖析——跨国500强分食中国城镇化盛宴的主要区域，必然集中在中西部地区。

手册中预测，从2010-2020年，成都、重庆、西安、武汉等中西部的城市集群将实现高于12%的GDP年复合增长率，东部沿海为8%-12%。这代表中西部不仅在增长速度上比东部沿海高，所在区域的中等阶层收入的增加也将远高于东部。

而鲍达民也表示，生活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四个一线城市的中等收入阶层在全国的比例，将从2002年的大约40%，下降到2020年的16%。

这些数据侧面解释了为什么2013年财富全球论坛选址成都——其所在中西部地区，正在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而今年财富论坛的主题正是“中国的新未来”。将这一主题和中西部巨大市场与发展潜力相联系后，个中含义不言自明。

趋势：从产业转移到高端转移

对于跨国500强来说，在中国地区实现业务快速增长是难以拒绝的诱惑。如何让这种诱惑成为现实，成为本次财富论坛的重要议题。

然而，当超过100家跨国500强开始一场关于“中国新未来”头脑风暴时，他们刻意回避的词汇，却是他们正在或是加快走向中国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

“很多世界500强企业很不喜欢‘产业转移’这4个字。”成都市市长葛红林对此毫不讳言，产业转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们是“新厂房、老工艺、旧设备”。

“西门子公司有一个高管反复对我说，他们到成都发展绝对是拿最具竞争力的产品来的，这一点说明世界500强企业非常睿智，他们到这里来不是简单的转移，而是来开发、来发展。”葛红林说。

“以往的产业转移，往往是高端在外、低端在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向本刊记者表示，过去产业向内地转移都仅限于制造环节，却将技术研发、新产品开发、品牌建设、国际国内营销中心的构建等高附加值的产业保留在总部。在当前，这种部分转移的方式已经不奏效了。

6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成都会见世界500强企业负责人时也表示，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等功能性机构，与国内科研机构和企业联合开展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推广，鼓励国外投资者把资金更多地投向中国产业升级的领域，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

这种产业趋势在本届财富论坛期间得到了最大的体现。短短数日，戴尔、德州仪器、杜邦等企业在成都的工厂或研发中心争相启幕，标志着内地“研发+生产”的全产业链趋势，也印证了葛红林对跨国500强产业变局的判断。

更多的跨国500强，也开始了这一布局。作为日本最大的农机制造商，久保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饭岛宣昭近期公开宣布，要重点实现企业在华“三步走”——从“日本研发和生产、中国销售”，到“日本研发、中国生产和销售”，再到“中国研发、生产和销售”。

“虽然这些落户的世界500强收入总量对当地国民经济的贡献比例并不是很高，但其标杆作用很大，并产生强大聚合效应形成产业集群——譬如富士康来了，联想、DELL等也都纷至沓来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郭正模对本刊记者说。

难点：产能过剩与地方保护

不同于其他500强以往西部设厂、东部总部的策略，LG电子自1993年进入中国以来，一直将制造环节放在沿海城市，如天津、南京、惠州、上海、广州等。

据韩洪锡介绍，目前LG电子的主要战略也集中于“市场营销”方面：“一方面在一二线热点城市等市场相对饱和的地区，继续开发潜在的需求；另一方面，将市场渠道向潜力巨大的中西部地区三四线城市拓展和渗透。”

“说老实话，我们并不是不想在中西部设厂，而是想去也去不了。”韩洪锡表示，国内中小型的“草根”企业太多，使得LG电子产能相对过剩。因此，短时间内没有在中西部建立新厂的打算。

当记者提及可否将沿海地区厂房关闭或者搬迁至中西部以降低企业成本、减少产能浪费时，韩洪锡表示可能性更小。

“每个跨国500强企业的引进都是个很复杂的过程，如承诺当地政府每年创造多少税收，以及解决多少就业问题。因此，搬迁的复杂性不亚于新建厂房，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韩洪锡说。

面临产能过剩苦恼的跨国500强不只是LG电子，世界最大的建材集团公司拉法基落户西部后，也遭遇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它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争取政策支持。

据葛红林介绍，当初在引进拉法基后，成都市政府认为该企业还有潜力可以开发，就希望对方能够扩大产能增加投资。但拉法基也提出一个要求：成都关闭所有一千万吨以下产能的小水泥厂，如果不淘汰就很难再上新的生产线。

“我们当时经过互相讨论，最后还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由政府财政补贴淘汰这些落后产能的小水泥厂，给予每万吨40万元的补贴；此外，从环保的角度讲，帮助拉法基上更加环保的生产线。”葛红林说。

当然，这种政府支持只是个案，产能过剩也只是部分跨国500强在华所遇到的问题之一，而500强普遍遭遇的问题，是某些地方政府的保护心态。

在美国工作多年的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教授金拓对本刊记者介绍了一个典型案例：“辉瑞的药品伟哥因申请中国专利时的翻译错误，被20来家国内药企仿制。结果官司打到专利复审委员会一环时，判决国内仿制药企一方胜利，后来辉瑞上诉到法院后又判了回来。”

另一个典型案例，是2008年被商务部阻止的可口可乐收购汇源这场交易。这场交易最具戏剧化的是，2年后《华尔街日报》发表《中国的保护主义救了可乐害了汇源》，指出“可口可乐在中国保护主义之下逃脱了本来很有可能对汇源出价过高的命运”。

但不管这些地方保护主义对外企影响是好是坏，在韩洪锡看来，监管部门任何偏向“自家孩子”的做法，都会伤害外企的积极性。“跨国企业都在当地建立分支机构，能够创造就业、增加税收、培养国际化人才，企业运作往往也更加合规，国内企业这些方面不一定做得更好。”

“关键在于推行进一步本土化，雇佣一批熟悉本土状况、具备人脉基础的中国人作为管理人才。同时也要注重对基层员工的培训与引导，让外企成为实质上的本土企业。”韩洪锡说。（支点杂志2013年7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