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游徽居与锁定四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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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杨大洲拍摄徽居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但是，真正把徽居编辑成书也就是今年的事。年初的时候，杨大洲开始把刚刚出版的《漫游徽居》拿出来送朋友，不料，欲得者众。最后一个从他手里拿走这本书的朋友是将“杨大洲自存”的扉页撕掉后据为己有的。

知道陈翰是因为她拍了美术馆后街22号的一个四合院。一个四合院，拍了两年半，这多少有些执着劲在里面。顺便说一句，陈翰是学先秦历史的博士。最后，这个四合院还是被拆掉了，依陈博士的性格，她定会坐在四合院的门墩前流眼泪的。后来，陈翰在东华门的一家画廊举办了“美术馆后街22号”的影展，并以此来呼吁对四合院的保护。

让他们对话是我设计的，因为在我看来，虽然二人都钟情于古民居，并且以学者的态度来研究民居，但终究有些不同。徽居对于杨大洲而言，仿佛是个情人，为她着迷，为她倾情，为她拍下倩影，还要为她洋洋洒洒地写下万千文字。“我的心情是矛盾的，我很想让世人认识徽居的美好，但是又怕她被俗人打扰……”而陈翰对四合院，尽管以历史学博士的研究精神，但更多地表现出性情中人的个性。这种感情多少有些痴情女的坚贞与执着了，在夷为平地的四合院遗址上她可能会化作石人……

陈 翰：我听说你也拍过北京的胡同，你对北京大肆拆掉胡同和四合院怎么看？

杨大洲：哎，该拆的不该拆的总之已经拆了不少，我的意见是有保留价值的保留，该拆的就拆吧！

陈 翰：你怎么能这么说!你这样说实际上助长了那些破坏者，他们很可能会拿你的话来作为说辞，继续拆下去。如此，老北京的古都风貌将荡然无存，传统的四合院文化也将很快的消失。

杨大洲：现在的四合院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四合院了，四合院的文化也早已发生了变化，四合院充其量是留有这种文化的一个有型载体，我们把它拍摄下来，留存起来，留存的是文化的记忆。

陈 翰：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所拍摄的四合院是一个非常好的四合院，在这里传统文化味道很浓厚……

杨大洲：所以你去拍摄、办展览，甚至想出书。你做了这些就够了，文化在这里就只能通过图片和文字继续下去了，这也许就是我们做的事情的意义所在吧！

陈 翰：我坚决不同意你的理论，尽管我的声音起不到阻止的作用，但是，一定要让我的声音存在。而且，同我有一样观点的人有很多，只要我们共同去呼吁……

杨大洲：你对它（四合院）的这份情感我很尊重，而且，我在这方面和你并不矛盾。我是说，对于我们来讲，能够做到，并且还算能做的比较好的是记录，拿起相机和笔记录这些。或许我们的努力会对保护这些承载传统文化的建筑有一定的帮助。

陈 翰：所以《漫游徽居》也许会成为标本。

杨大洲：我庆幸赶上了时下盛行的“快餐文化”。说实话，我1986年第一次拍徽居，1994年在那里走了20天，拍了2000多张照片。我想写一本关于徽居的书，因为，对于徽居，我要让读者看到的不仅仅是漂亮的照片。在拍摄的过程中，我是在不断地选择徽居最美的角度，但是对于关键的有价值的资料性照片我也拍了不少。也就是说，在那时我就有了讲述欲望。

陈 翰：其实你所说的“快餐文化”应该说是“读图时代”，这种图文相结合的方式能够将一般学术意义上的探讨，转化为一种轻松的故事式的阅读，这种文化传播虽然不够学术，但是，会有更多的人去了解，并或对此发生兴趣。能做到这一点，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虽然我是学历史专业的，但是，在对这个四合院的拍摄过程中我始终以一种看故事，听故事的心情去寻找文化的影子。

杨大洲：这也是我们一致的地方。记得在策划《漫游徽居》这本书的时候，我和出版社的编辑选择了系列图书的方式，并将这类书定义为“历史留痕”。我想，如果你拍的四合院成书，也应该是“历史留痕”系列。

陈 翰：真的是历史留痕了，现在，作为美术馆后街22号的四合院已不复存在。

杨大洲：不复存在的事物已经很多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你还是用图象的形式把它保存下来了。你只拍这个四合院么？

陈 翰：起初是，现在已经扩展到拍摄整个北京的胡同，我对老北京的一点点消失感到痛心，我几乎是在拼命地拍。美术馆后街22号我就拍了一千多张，很多也是作为资料来拍摄的。此外，我还和生活在这里的人聊天，了解这里的过去，当然，同时也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在我看到的古老的北京地图上，北京的格局是那么完美。

杨大洲：拍摄过程中的确要做大量的采访和资料的收集工作。我很幸运，因为在我去拍徽州的时候，我偶然遇见了一个小学教师，他因为在《大众摄影》上看到过我的作品，所以特别热心地为我做向导，因为他对这里特别熟悉，所以我拍到了很多平日里拍不到的东西，比如很多家谱和进士匾，这些，没有当地的人帮助，很多时候就是浮光掠影了。

陈 翰：的确，我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已经和22号一家人成为好朋友了。北京的四合院具有很强的私密性，不让外人随意拍照。我当年是因为做电视节目很冒昧地敲开了这家的大门。我没有你那么运气，有人主动地为你介绍，我是用我的诚意，一次次地拜访，终于感动了这家主人。所以，有时候，我进四合院拍照，好象是在拍自己的家。有的时候，女主人会对我说“陈翰，先进来吃点东西，然后再拍。”在与这家人的交往过程中我才知道了这是一个多么不平凡的家族，在这个四合院里有多少故事。我之所以想为美术馆后街22号写一本书，不仅仅是因为它是已经拆掉的四合院，这个家庭的历史故事仿佛都和北京的命运起伏着，而生活在这个院落里的人，又特别具有典型的四合院文化内涵。它不同于徐勇的《胡同101像》。有人认为为一个四合院出一本书太单薄了。我固执地认为它很厚重，一个四合院历史，一个家族的命运可能是老北京的缩影。

杨大洲：那么，在你要写的这本书中，体现人文的东西会多一些。

陈 翰：是的，在手里同时也有这一家人的很多从本世纪初就开始留存的私人照片有很多。当然，我写22号，是征得这一家人同意的。因为在与拆迁办公室的斗争的过程中，我们结下了很深厚的友谊和高度的信任感。出书不是在为22号写家史，而是在为北京所有的四合院写传记。

杨大洲：我在出书的时候也有一定的压力。一本书，它应该有一定的资料性、学术性、趣味性、可读性、作为图文书当然还得有可视性。因为各种原因，我这本书出得有些匆匆太匆匆，还有很多特精彩的内容没有写上去呢！所以，如果有机会我将重新写一写徽居。

陈 翰：我觉得《漫游徽居》会有很多方式值得我借鉴。我很喜欢你拍摄的风格，我们在这一点上很相似。

杨大洲：我说过，我们的观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这里，我们最该做的是将传统文化保存、挖掘、传播。

陈 翰：就算是我的呼声是微弱的，但我不会停止。除了拍摄北京，我以后还会到全国各地去拍摄，去考察，能多留下一些我就会为之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