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因素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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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界银行2005年发展报告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按由低到高排名第85位，2007年达到了0.48，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本文对中国1994—2007年的相关统计资料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税收、转移支付和教育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遵从的演变路径，探讨了城乡转移支付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力度，得出结论：教育和税收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但影响有限；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并没有实现制度上的公平，农村社保制度对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远大于城市社保制度。

关键词：收入分配差距；基尼系数；初次分配；再分配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6-0084-04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间、区域间、各社会阶层间的居民收入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根据世界银行和其他研究者的计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980年为0.320，到1984年一度下降到0.257，1990年上升到0.355，2001年进一步达到了0.447。中国正在从一个收入较平等的国家转变为收入差距很大的国家。2005年的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显示，在统计的120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于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1/3行列，其基尼系数已经接近某些社会分化严重、经济增长停滞的拉美和非洲国家的水平。2009年中国虽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袭击，GDP增长率仍达到了8.7%，但工资分配占GDP的比重不足30%。同时，在收入差距悬殊的情况下，社会矛盾的激化可能导致经济陷入停滞。这不但与经济长期发展的目标不一致，而且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因素意义重大。

一、文献综述

刘易斯（1954）的“两部门模型”认为，经济增长最初集中在现代工业部门，传统的农业部门工资率维持在生存水平。由于现代工业部门就业机会有限，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又很高，这样就使现代化部门和传统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在城市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也随着现代化部门的扩大而上升，并且比停滞的传统部门内部还严重。在收入水平极低的情况下，政府难以通过实施收入转移和缓解贫困的公共政策来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虽然经济学早在亚当·斯密时代就开始关注收入分配和贫困问题①，然而，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是认为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着替代或取舍关系，追求更多的公平要以效率的损失为代价(Okun, 1975)。库兹涅茨揭示了一个似乎支持上述取舍关系的经验事实：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分配有恶化的倾向；而当收入进一步提高后，收入分配状况得以改善(Kuznets, 1955)。在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Alesina和Rodrik（1994）主要通过再分配政策来研究初始财富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认为社会资源分配越不平等，经济增长率就越低；Persson和Tablellini（1994）研究了不同政治体制下不同收入群体与人均GDP的关系，他们发现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存在，是政府政策和政治力量引致的。

国内学者对居民收入差距的问题也做了大量的研究，但更多的是运用规范分析，关注收入差距本身，认为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国民收入分配政策、社会经济政策、农业的产业特性等因素共同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在实证分析方面，有学者认为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处于劣势，收入差距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袁云峰，2002；李勇辉、蒋序全、刘贵能，2008）；同时，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行业差距也很明显（刘力、付诚，2005）。最重要的是收入差距的扩大会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李珊，2009）。但是，这些学者们甚少研究形成收入差距的具体原因。本文从实证角度对收入差距的原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模型假定

为深入地讨论我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我们借鉴Clarke，Xu和Zou（2003）的模型，从影响社会效率和公平的角度，选取形成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解释变量，研究个人所得税改革后情况。模型设定如下：

GNt=C+αlnTt+βlnTRt+γlnEt-2+φlnEt-1+εt

样本包括了从1994年到2007年的数据，ε为残差项。由于GN值为0到1的数，取对数后是负值，故本文就对柯布-道格拉斯对数模型进行适当变动，这种变动并不影响正负关系性和影响大小程度的分析。

为解释中国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差距的关系，本文拟采用下面几个指标： （1）GN——基尼系数(gini)。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相对不平等程度时最常用的一个指标。我国官方至今没有公布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文中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公布的资料。（2）T——人均个人所得税。对不同等级收入者设定不同的税率，可以实现调解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目的。本文根据国家税务局公布的个人所得税收总额计算出人均个人所得税。（3）TR——人均政府转移支出。作为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手段之一的转移支付，是经济的“自动稳定器”。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的社会保障支出作为工具变量，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总额除以当年人口数。其中2007年的数据来自社会保障和就业项，1996年以前的数据不包括由行政管理费开支的离退休支出。（4）E——人均受教育程度，教育因素对收入分配的作用在许多文献中已经得到证实，如Becker和Chiswick(1966)，Tingbergen(1972)，Winegarden(1979)，赖德胜(1997)、Gregoiro和Lee(2002)，李实、丁赛(2003)，白雪梅(2004)等人的研究。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8）教育一栏下的教育经费，以人均教育费用支出表示人均受教育程度。

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把社会保障支出、个人所得税、教育经费均折算成以1994年不变价计量的值。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来的关系，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所以对各变量分别进行自然对数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