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阐释的文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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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民族在长期使用汉字这种表意文字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很强的表意文字意识，对于每一个汉字，都有意无意地去寻求形体和意义直接的关联。但是，由于汉字形体的不断演变，以及社会文化的不断变迁，造字之初汉字形体和意义之间的直接联系会变得越来越模糊，甚至完全无法看出，这就使得人们对汉字构意的认识往往与最初的构造意图相违背，从而产生一些与汉字构形实际不符的理据阐释。就科学的汉字学来讲，这样的理据阐释无疑是错误的，也是在当今的汉字讲解中所应该尽量避免的。但另一方面，古人对汉字理据的这些错误阐释，往往是从当时的社会文化出发对当时的汉字形体进行说解，从而在那个时代的形体和那个时代的文化之间建立某种联系，这种时代的烙印使得这些错误的阐释有了另一种应用价值，即通过对这些错误阐释的分析，去解读其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刚开始进行字形分析的尝试时，就是用社会文化的眼光去审视汉字的构形的。但由于当时人们对汉字的本质和历史缺乏了解，使得他们对汉字进行阐释的出发点是阐释者自己所处的时代的文化，而不是造字之初的文化。如《左传.宣公十二年》云：“夫文，止戈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安民、丰财者也。”很明显，这里，《左传》把构成“武”字的“止”和“戈”分别理解为“制止”和“战争”，“武”就是要禁暴戢兵、制止战争。这种解释带有浓厚的文化色彩，但这是《左传》时代的文化色彩，而不是造字时代的文化色彩。甲骨文的“武”确实从止从戈，戈在上，止在下（见附图）。不过，其中的“止”并不表示制止义，而是表示脚的“趾”字的初文，造字者借用一只脚表示人在走路；“戈”代表武器，人扛着武器走路，正会出“出征打仗”之义。可见，《左传》的解释并没有反映出“武”字的真正构意，它虽然似乎也是从字形出发的，但它对字形的理解并不是科学的，而是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争频繁，致使民不聊生，反战求安的呼声非常强烈，在只靠文的手段无法有效制止战争发生的情况下，人们便提出了用战争制止战争的主张。如《司马法.仁本》云：“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意思是说：杀掉坏人而使人民得到安宁，即使杀人也是可以的；进攻别的国家，是出于爱护它的民众，即使进攻别国也是可以的；用战争制止战争，即使进行战争，也是可以的。《商君书.画策》也说：“故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可见，这种思想观念在当时是十分盛行的。正是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才产生了《左传》对“武”字构形的上述解释。这种解释虽然是对汉字字形的曲解，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以战止战”的战争观念。应该说，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这种错误的阐释也有着一定的利用价值。不过，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分清什么是汉字的阐释文化，什么是科学的汉字构形文化，千万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
类似的例子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也有不少。《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阐释汉字字形的专著，该书通过对汉字字形的解析，去揭示汉字的构意，并且注意到了汉字字形和文化间的密切关系。但由于许慎无缘见到甲骨文，再加上儒家传统思想的深刻影响，他对汉字形体中的文化信息的阐释有不少实属误解。如他对“王”字这样解释道：“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许慎认为，“王”字中的三横分别代表天、地、人，一竖表示王者可以将三者相贯通。这实际上是利用字形的分析，替统治者歌功颂德，告诉人们王上可通天，下可达地，中可统民；王是真命天子，能代天立言，为民造福；王之为王，乃天经地义，是字形早就规定了的；因而，作为臣民，只能服从上天的意志，而不能起来反抗。这种对“王”的解释，是从一定的功利主义目的出发，将统治阶级的意志强融于字形之中，这虽然符合当时的文化背景，却不符合汉字的历史实际。“王”字在甲骨文中像一把斧头的形状（见附图），由斧头引申为王者，正说明当时称王天下的人靠的是手中的武器，而不是靠的道德；靠的是个人的征战，而不是靠的天命。因此，如果我们从科学的汉字学的角度来讲，许慎对“王”字的阐释确实是违背字源的，是应该完全否定的，但如果从文化的角度去解读，又确实能够获得一些有价值的认识。许慎的这种王道观念是先秦两汉时期社会思想的主流。从许慎解释“王”字时所引用的文献看，孔子就曾提出了“一贯三为王”，而董仲舒则对孔子的说法进行了发挥，他在《春秋繁露》卷十一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在这里，孔子、董仲舒、许慎实际上都是把汉字的构形分析当成了宣传王道的一种方式。
再如，“父”字甲骨文和小篆均像以手持丨形（见附图）。许慎解释“父”字说：“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大意是说：父，坚守规矩，是一家之长，是引导教育子女的人。这明显是受了儒家宗法思想的影响。在封建宗法思想体系中，“父”是一家之长，在家庭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父母就是“严君”，父子之间如同君臣。儒家礼教经典《礼记》曾这样说：“父母怒不悦，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许慎用这样的文化背景去观照“父”字的构形，自然会联想到举杖怒笞子女的“父”的形象。而实际上，按照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的解释，“父”字应该是石器时代的产物，而不可能是宗法社会的写照。他说：“父乃斧之初字。石器时代，男子持石斧（丨即石斧之象形）以事操作，故孳乳为父母之父。”这样看来，我们对许慎关于“父”字的阐释，也只能从他所处的时代文化背景去解读。
由于许慎在传统文字学中的独尊地位，后来历代的汉字研究基本上是沿着他的路子走过来的。这些研究既继承了许慎系统研究汉字字形的优点，也沿袭了他曲解汉字与文化的关系的不足。如《说文》“正”下云：“是也。从止一。……古文‘正’从二。二，古文‘上’字。”《说文》凡云“从某某”者，都属于王筠《说文释例》中“合两字为意，而顺递言之者”一类，也就是说，所从的两个字可以组成一句话，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那么，“止一”连读，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桂馥《说文义证》解释说：“从止者，大学在止于至善。”这实际上是用《大学》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思想来比附“正”字的字形，大意是：大学的学习原则，在于彰明人们本身所固有的光明德性，在于让民众弃旧向新，在于达到最完善的境界。《大学》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著作，而“正”字在殷商甲骨文中就有，用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去解释“止”的构意，明显缺乏历史观念。由于“正”字古文形体从“二”，“二”是“上”的古文，“上”可以指天，所以桂馥又阐发道：“天道无私，是以恒正。”意思是说，“正”的古文形体蕴涵着天道的正大无私，正因其无私，天才能恒久地高显在上。仅仅是一画之差的书写差异，就可以分析出如此不同的文化内涵来，足见其解释的随机性。实际上，“正”是征伐的“征”的初字，“正”的甲骨文字形“止”的上面是“口”形（见附图），不是“一”或“二”。“口”形表示要征伐的城邑，“止”表示行走。“止”朝向“口”，表示向征伐的目的地行进之意。许慎、桂馥以“止一”释“正”，也不是对字源的正确阐释，而是将儒家的思想观念寓于字形说解之中。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