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商量加邃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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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松建，学界应该不算陌生了。近五六年来，他接连发表了不少长篇学术论文，并出版了研究专著《现代诗的再出发――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1}，这些论著显著地推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现代诗歌研究的深入开展，因此，作为后来居上的学术新锐，松建已确证了他在中国现代诗歌研究领域的学术实力，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学术发言权。

即将出版的这部新著《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2}，乃是松建2008年初至2010年末在清华大学做博士后的研究成果，初名《抒情主义的美学与政治：中国现代抒情诗学之研究》。记得初稿完成之后，我邀请了吴思敬、吴晓东、汪晖、王中忱、格非诸位先生给予鉴定和评审，诸位专家都对松建硕果累累的在站工作和博士后研究论著的学术创新赞赏有加，最后的集体鉴定意见，给出了这样的综合评价――

张松建进入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以来，致力于中国现代诗与诗学研究，专心致志，创获颇丰：在站期间获得教育部留学归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北京市第34批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资助和人事部第43批博士后科学基金等多项科研资助；在海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长篇学术论文9篇、已被接受即将发表的论文4篇，这些刊物多是国家级核心期刊如《文学评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或不输于核心期刊的港台及国外的重要学术刊物如香港浸会大学的《人文中国学报》、新加坡的《亚洲文化》、台北的《汉学研究》，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的重要学术刊物如《现代中国》和《新诗评论》；他的学术专著《现代诗的再出发：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11月出版，其博士后课题《抒情主义的美学与政治：中国现代抒情诗学之研究》更进一步独立开拓出中国现代抒情诗学这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为此他穷究文献、刻苦钻研，如期完成了一部高质量的新著，这部新著也被北京大学出版社接受，即将出版。张松建的这些论著表现出严谨求实、善于思考、勇于创新的学术品格，对中国现代诗歌研究做出了重要的推进，对中国现代诗学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在国内外学术同行中居于领先地位，他因此受到国内外资深的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严家炎、孙玉石、洪子诚、叶维廉、奚密等人的一致好评，被认为是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涌现出来的最有学术实力和前途的学术新秀。（下略）

随后松建又因此而荣获了清华大学的“优秀博士后”称号，成为清华人文社科学院首次获得该荣誉的两位青年学者之一；而专家们的上述鉴定意见，事实上也概括了松建近五六年来的工作成绩和学术贡献。

在这些成绩和贡献中间，《现代诗的再出发》和《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无疑是两个集成性的成果和突破性的亮点。

如其副题所示，《现代诗的再出发》乃是重新研考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的一部专著。所谓中国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潮，按一般的理解，也就是而且只是所谓“九叶”诗派了（此外顶多只是加上一个资深诗人冯至）。事实上，在近三十年来国内学界的中国现代诗歌研究中，“九叶”诗派一直是个持续发烧的热点，一般论者咸视之为继三十年代现代派诗之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第二个高潮，于是论文、专著层出不穷，而随着现代主义由一种高明的文流上升为一种高端的文学评价准则，中国学界对“九叶”派诗人评价的调门也就愈来愈高，但其实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少见推进、乏善可陈――比之二十多年前孙玉石、蓝棣之两先生的先行研究，既拓展不大，较诸香港学者梁秉钧1984年在美国加州大学的博士论文《反抗的美学：1936-1949年中国现代主义诗人研究》，更逊色不少。真正使研究格局发生了显著改观的，乃是松建的这部专著的出版。单从该书论列的诗人名单上，就可以见出拓展的幅度之大――除了常见的“九叶”九诗人外，松建还增加了很少被人论及的鸥外鸥、罗大冈、吴兴华、沈宝基、罗寄一、路易士、叶汝琏、王佐良、王道乾九诗人，从而真正达到了“重绘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文化地图”（该书初名）的学术目标。进而，松建还综合参考从五六十年代直到新世纪的西方现代主义论述，力图在世界现代性的整体格局中，来观察中国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潮，于多种声音的竞争和论辩中呈现代主义与社会历史的互动，发现它如何自我调整的理路、迂回前进的轨迹和繁复驳杂的面影及其本土化的努力。这就显著地推进了问题的思考和论析的深度。所以该书显然地后出转精，成为继孙玉石、蓝棣之、梁秉钧的论著之后，真正将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的鲜明界标。

说来颇为惭愧的是，我在九十年代末致叶汝琏先生的一封信里，也曾针对现代主义诗歌研究之不足，而尝思有以补救之道云――

可惜的是，目前研究者只把眼睛盯在“九叶”诗人身上，而不知杨周翰、王佐良、罗大冈、吴兴华、王道乾以及您本人也在这方面多所贡献。……（中略）王佐良、杨周翰、吴兴华等人的成就也不比“九叶”派差，甚至更为精湛。另外，如您提到的鸥外鸥（李宗大）也是颇有特色的诗人，但从未有人提起，我在十年前翻旧刊物看到他的诗，复印过一些。我想，如果把包括您在内的这些被不公平地“遗忘”了的诗人们重新介绍出来，则四十年代的“学院现代派”（我的一个不准确的说法）将会是另一番面目，其丰富性要大大增加了，所以多年来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想为你们这些被遗忘的“缪斯”们编一个诗合集，介绍于世人。但此事说来容易做来难，迄今仍在收集资料阶段。……（1999年9月2日函）

这封信曾经得到叶先生的热情呼应，他不仅把信仔细录入、张贴在网上，而且转呈于远在美国的袁可嘉先生，也得到袁先生的欣然首肯。可是随后，诸事连绵纷扰，意兴不免索然，我自己也就渐渐地将这个学术诺言忘在了脑后。也因此，当我看到松建的《现代诗的再出发》后，既自惭于无能践行往日的诺言，又为它在松建手里得到超乎想象的实现，而感到格外的高兴。

至于这部《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则不论就松建个人的学术发展来说，还是对现代诗学研究的推进而言，都意义更为重大。虽然如上所说，《现代诗的再出发》对相关课题有显著的拓展和深化，但毕竟中国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潮这个研究课题，并非松建所首发，在他之前已有不少论著对此做出了这样那样的贡献，所以松建也只能在补充、完善和深化上做文章了。但“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这个课题则不同，它乃是由松建首先予以揭示并深入探讨的问题，所以这部论著的写作，事实上标志着松建具备了一个优秀学者必备的素质――“独立开拓”一个有价值的学术课题的能力，也因此，这部论著的推出，就松建的学术成长和发展而言，才格外地可喜可贺。进而言之，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各分支中，诗歌理论批评即狭义的诗学，无疑是最为发达也最具理论含量的，并且在讨论中常常扩展到对整个汉诗的研究和更具普遍性的诗学问题的思考，出现了不少颇有理论深度的诗学论著，而此前当代学界对它的研究，皆局限于“新诗理论批评”或所谓“新诗学”的范畴，很少看到从传统诗学向现代诗学的转换这个角度进行纵深开掘的，即使有少量论文涉及到了“现代诗学”的问题，也只限于个别问题的分析和局部现象的论述，真正纵观中国现代诗学全局而能纵深开展专精研究者，则自松建此书始。就此而言，即使说松建此书乃是中国现代诗学研究的“奠基”之作，恐怕也不为过吧。

此书的学术识断确乎非同寻常。松建断然拒绝了那种好大喜功而不免面面俱到的泛泛之论，而以“抒情主义”及“反抒情”和“深度抒情”的诗学问题为主线，认为它们在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中构成了历史的亦且合逻辑的正反演进过程，于是予以纵深邃密的探讨。这不能不说是很有见识和胆识的学术抉择。并且松建还准确地区分了“抒情主义”的不同类型，敏锐地注意到“抒情主义”在“诗体之争”和“形象之争”等现代诗学论争中的交织，遂将这一切放置到西方浪漫主义以来的诗流与中国古典抒情传统相交融的大脉络里来加以透视，于是所见遂大、所思遂深。且看松建的概括――

中国现代诗学虽然只有短短三十年历史，然而我们在数之不尽的语词、观念、理论和文学事实当中，一再看到抒情的幽灵，以至于“抒情主义”被塑造成一种基本的知识构造和一个主流的价值判断。……（中略）推而广之，无论新诗运动的参与者还是旧体诗的捍卫者，无论浪漫主义还是写实主义，无论“纯粹诗歌”的鼓吹者还是“大众化”诗歌的倡言者，压倒一切以“抒情”为金科玉律，即使现代主义新生代崛起之后，也未能撼动这个“霸权结构”，至此，抒情主义已经塑造了中国现代诗与诗学的基本面向。……（中略）

实际上，现代中国诗学的一些观念、理论和文学事实的争论（例如诗体、抒情性、叙事性、形象化、语言、想象力等等）都是在抒情主义这个基本“结构”中展开的，它所迸发出来的影响力，无处无之，迄今仍在笼罩我们的历史叙事和价值判断。不少诗歌理论家和批评家也习惯于把“情感”作为分析单元，因此，我们透过清理抒情主义的发生过程和问题史，可以管窥一些重大的诗学问题之起承转合和前因后果，这其中最显著的方面是，在抒情主义话语的历史建构中，“纯诗化”与“大众化”这两条线索不断冲突与交锋，直至后者在政治文化中胜出，现代主义沦为失败的形式。

由此带出来的一系列问题，都是非常专业化的诗学课题，而均为此前的“新诗学”研究所从未涉及者。同时，松建也正确地认识到，虽然“抒情主义”是个纯粹的诗学问题，可是它的所以兴衰却未必能够仅在纯文学的范围里来论定――

抒情主义是中国现代诗学的基础构造，这种话语实践是现代中国的历史经验、物质文化、技术与市场等多重条件下的产物，它在历史进程中分化为“纯诗化”的抒情主义与“大众化”的抒情主义、“写实的”抒情主义与“浪漫的”抒情主义等不同类型，既塑造了新诗之成立的前提和预设、深化了现代诗学的深度品质，也把人们从纯粹主观性的正统叙事之中解放出来、介入了现代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变革。从“五四”到“四九”的三十年中，抒情主义击败了现代主义诗学而牢牢地占据了主流位置，在这个场域中，汇集着知识、权力、意识形态的运作、对抗和斡旋的踪迹。抒情主义虽是一种话语建构，却不是虚幻空洞的神话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在其兴起、流变、壮大和胜利的过程中，我们目睹了中国现代诗学从审美到政治、从幻想到现实、从理论到历史的转换和过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在凝聚了强大能量的同时，也蕴含着内爆的危机和走向衰颓的可能性。三十年后，新的诗学知识不断输入中国，抒情几乎沦为“前现代”的话题了，但是，在九十年代关于“叙事性”的论争中，抒情主义的幽灵再度君临，所以，我们不得不回到历史，重新思考现代诗学的基本问题。

全书因此交织着精细深入的诗学识断和综合观照的人文视野，纵横议论，新见迭出，真正为中国现代诗学研究开拓出了一片全新的天地，读者一读便知端的，而无须我一一称数了。

松建今年还不过四十岁。在年龄相近的青年学人中，埋首冥搜、苦读文献者有之，视野开阔、纵论中外者有之，思想超前、话语先进者有之，可谓各有所长。而就我的观察，松建为学之可贵处，乃在于持之以恒的文献工夫、开阔通达的学术视野和健全扎实的知识结构之难能的统一，所以他才能厚积薄发、后来居上，取得超越前修、迥出侪辈的出色成绩。

在发掘原始文献方面，松建委实付出了惊人的工夫和难得的诚意。当年他在海外读博，不易看到原始文献，于是专程返国查寻资料，数月间马不停蹄，几乎跑遍了从北京到上海的各大图书馆，然后满载而归――记得当他启程返回新加坡国立大学时，曾来寒宅告别，乃以沉甸甸一大摞资料见贻，其中有不少诗歌、诗论文献，都是我此前从未之见的；其后在清华做博士后的整整两年间，他又日以继夜地沉浸在国家图书馆、百万册数字图书馆以及大成网之上网的民国期刊里，同时还抽空到各图书馆检阅旧报纸的文艺副刊，于是又发现了大批有价值的诗论文献――记得常常是到了深夜，我还能收到他兴奋地报告文献新发现的电子邮件。正是如此数载持之以恒地苦读原始文献，给松建的研究奠定了极为坚实的文献基础。虽然关于现代诗与诗论的研究，一直是近三十年来学界的研究热点，而似乎姗姗来迟的松建，却能在近几年间迅速崛起为该领域的领先学人，那首先就得力于他在文献上所下苦功――只要翻翻松建的这两部著作所援引的原始文献之多，就可知其阅读之勤奋与发掘之功夫了。至于松建学术视野的开阔通达，那是大家一看便知的事实，可是掩映其后的相当健全扎实的学养，却未必一睹便得其详了。松建对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状况、学术传统之熟悉如自家物，自无庸议。他对外国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及其学术传统、最新发展之了解，也达到了真正知根知底的程度。由于早年学习比较文学、后来又留学国外、旅居异域，松建养成了及时了解欧美学术动态以及港台、日本学术进展的习惯，不仅熟知那里最新的学术话语套路，而且对一般人比较忽视却极为重要的彼地之常规学术研究及其学术传统也非常关注，其熟谙的程度远非一般国内学者之道听途说可比。同时，松建也一直潜心修习中国古典文学，进而拓展到对整个古典文史哲的大学术传统之了解，因之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如数家珍，这更非一般的现代文学研究者所可及了。西谚有云：“只知其一者，是为不知。”现代的学术研究，当然是分科进行、讲究窄而深的专业化研究，但不少专业研究者有所不知的是，只有具备了超越狭窄专业的宽厚学养和开阔视野，才能把“窄而深”的专业研究做好，否则浮沙建塔、盲人摸象，自然发展受限，难免竭蹶和自蔽也。说来，松建专习文学早自二十年前，进入专业研究也有十多年了，但长期默默，直到近几年才跃进学界前沿，这不免给人突然“崛起”的错觉，其实乃是厚积薄发的结果。正唯如此，松建才能在现代文学、比较文学和现代诗学等诸多研究领域多所创获。《现代诗的再出发》的第一章，之所以集中处理关于现代、现代性、现代主义的“背景知识”，就是有鉴于国内学界在这些问题上大而化之的想当然之论，而思有以矫之，从中不难看出松建对西方文学和学术之知根究底。至于这部《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几乎涉及到每一个具体问题，都广泛参考了中西诗学的传统观点与最新的学术发展，如此比较参证，其论析自然圆通周密；后面的几篇专论，比如《现代汉诗中的“杜甫”发明：美学、政治与形而上学》一篇，更从大处着眼、小处着笔，把古典诗人杜甫在现代诗中的遭遇和回响，疏解得那样深入惬当，倘若没有厚实的古典文学学养和开阔的现代学术视野，如何能够达到如此游刃有余的自如和平理若衡的邃密！而倘使接着松建的分析思路来想想看，则杜甫之于矛盾纷争的现代诗和现代诗学，岂不正是最好的启示――在杜甫那里，为大众与为个人，国族的关怀担当与诗艺的精益求精，抒情、叙事和沉思，并非相互矛盾的存在，而是交相辉映的共在，此所以乃能为集大成于一身之“诗圣”也。

自然，即使稳健踏实如松建，其为学也不是没有曲折，现有的成果也并非完美无缺了。作为一个年轻学者，松建在成长过程中其实也难免时风的感染而不无执迷之时。记得前几年，我阅读他的博士论文稿及其他一些文稿，发觉他对现代主义一派诗人深致赞叹，而于左翼诗人则不无轻视，甚至以其“走向大众，拥抱国族”为嫌。这就显然受到学术时风的影响而缺乏体贴异量之美。为此，我曾经写了一封长信给他，现身说法，予以提醒云――

我发现，你在叙述四十年代左翼和现代派诗人对波德莱尔的不同态度时，往往不由自主地对左翼作家流露出轻蔑的态度，而对现代派人士则情不自禁地表现出无保留的赞赏。这或者有你的道理，但我觉得不必以如此抑扬鲜明的态度出之。例如你说到陈敬容强调了波氏“在貌似颓废的外表下深藏着‘真实’的取向和积极的意义”，你对此好像是完全同意的，并没有说明波氏并非简单的“貌似颓废”，而是真有颓废，也没有分析他的“真实”的局限。而紧接着你就说“陈敬容对波德莱尔的礼颂很快引起了保守批评家的不快”，举的例子是林焕平，说他“对于‘现代主义文学’之合法性的质疑，不仅反映作者美学趣味之褊狭，也彰显出‘走向大众、拥抱国族’的喧声是如何的根深蒂固”。我觉得说林焕平等左翼人士“美学趣味之褊狭”是不错的，但陈敬容等现代派诗人的美学趣味不也存在褊狭么？并且我不大能够理解，你为什么用贬抑的口气说“‘走向大众、拥抱国族’的喧声是如何的根深蒂固”、并且判定它是“保守”的？其实你只要看看当时京津沪各种报纸上有那么多贫民卖儿卖女以至于许多穷人大冬天倒毙街头、无人收尸的消息，就明白在当时文学的语境中，“走向大众、拥抱国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像波德莱尔和陈敬容那样写什么宠物猫呀狗呀的现代派诗，与穷人的“真实”是多么的格格不入了，至少在左翼作家看来是不急之务了。当然，波德莱尔也写过巴黎的穷人，但态度是超然的静观，而左翼的主张虽然有其褊狭以至于偏激之处――要求文学完全“大众化”是不必要而且不可能的――但它要求文学对更广大的苦难和另一面的实有所担当，并且要鼓动人们起来改造这不合理的现实，那似乎是不能轻易贬斥的。……（中略）窃以为，二十年来海内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受现代主义的文学趣味影响过大，而我们尽管出身于乡村，但多年的文学教育事实上已经在无形中塑造了我们的文学趣味，这趣味使我们往往不由自主地偏好更具有知识分子趣味的文学如现代主义。我自己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所以我经常反省自己的趣味，努力使自己不要太知识分子化，也因此与一般人惋惜现代主义没有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的见解不同，当我自己多少跳出这种趣味来看时，反而觉得幸亏现代主义没有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主流，如其是那样，那中国现代文学将是另一种贫乏――一味地唯西方现代主义马首是瞻而罔顾中国的现实与人民的悲苦，那还有什么“现代中国”特色可言，而只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翻版而已。（2005年4月3日函）

松建是个诚实谦虚的人，他后来出版的博士论文和即将出版的这部新著，在这些方面就有很显著的改进。比如这部诗学新著对“纯诗化”与“大众化”两支抒情主义诗学，就没有厚此薄彼，而尽量予以平衡的评衡，所论就颇为公平了。当然，理智上的认识并不能完全改变感情上的好尚，所以松建对抒情主义各派之平衡的论评，间或还是给人略嫌生硬之感。

毫无疑问，今日的松建对中国现代诗学文献掌握之全面、对各家各派诗学理路之熟悉，在当今国内外学界几无出其右者，加上他又相当了解中外诗学传统及当今的最新前沿理论，所以他在这部新著中才能纵横议论、左右剖辨，而小大由之、深切著明，实在令人叹赏不止。不过，百密一疏之处也是有的。而说来有趣的是，松建一向是很注意事实的，但是偶尔的，他也会沉浸在自己用事实建构起来的滔滔雄辩中，而多少疏忽了细节上的精确着实。即如，他在本书的一个地方谈到――

在现代中国，穆木天《谭诗――给沫若的一封信》、王独清《再谭诗――给木天、伯奇》、梁宗岱《象征主义》和《再释象征主义――并致梁实秋先生》、金克木《中国新诗的新途径》、沈宝基《谈诗》和《如何了解一首难懂的现代诗》，就感觉之于诗意生成的重要性以及具体的技术运用，均有精彩论述，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大众化抒情主义的抨击。因为大众化论者坚持把诗还原为自然―自发状态的主体情感而非细微敏锐的感觉，他们认为，迷恋感觉和内在性必然会弱化抒情因素，使得社会视野变得狭隘，最终陷入了技巧偏执论、纯诗、纤弱诗风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了。黄药眠坚守大众化抒情主义，他论及诗的“形象化”问题时，呼吁诗人避免对感觉的纯然依赖，因为这种诗艺超出了大众的接受能力――（下引黄氏语略）。依靠敏锐的官感展开联想，致力于在细微事物上捕捉诗意，这其实是包括“现代派”、《十四行集》在内的现代主义诗歌的共同的精神气质，借口“一般读者”之感觉能力的不足而拒斥上述艺术，无疑是混淆了诗歌的“传达”与“价值”，也把新诗的可能性束缚在单一的方案之中。新诗大众化论者在批评标准上坚持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这其中的理论缺失一目了然。可以想见，施蛰存的“意象抒情诗”不可能受到黄氏的好评。

的确，不论从理论分野来说还是从历史事实来看，纯诗论者和大众化论者都必然产生矛盾对抗而且确实产生过矛盾对抗，所以大而言之，松建此段论述并无不妥。但问题在于，穆木天、王独清、梁宗岱、金克木等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纯诗论，并不是四十年代的大众化诗学论者如黄药眠等人的矛头所指，至于沈宝基40年代的《谈诗》和《如何了解一首难懂的现代诗》等文，基本上不为大后方和解放区的大众化论者所知，而施蛰存30年代偶尔试作的“意象抒情诗”，实际上成绩甚微，不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反响极小，也不大可能引起左翼的注意，后来左翼的批评目标其实另有其人。所以在这些就事论理之处，还是应该事理切合些，而以松建对现代诗学文献之熟悉，原本是不难找到更确切的事例的。这样的疏失，在此书中是极个别的，而我之所以如此挑剔，乃是正唯松建为学精细，所以精益求精，更有所望焉。

坦诚地说，我和松建的缘分匪浅，而最初同在一校却并无交往――其实我们乃是河南大学的校友，1990年我回河大工作，松建次年也考入河大，然而我没有给他教过课，也就无从得识。后来，大概是在1998年的什么时候吧，我突然收到松建从杭州寄来的一封长信，才知道他是河大学生、正在杭州读比较文学研究生，所以信中谈的乃是关于拙著《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的一些感想，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和西方文学的修养颇为厚实，所以让我很感惊讶――这就是我们的交往之始。然而，或许因为我们都是生性比较缄默的人吧，加以那时的我还不会用电脑，而写信则颇嫌麻烦，所以随后的交往也渐归疏略。直到2002年的什么时候，我又突然接到松建从海外打来的电话，才知道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博、专攻中国现代文学了。这让我喜出望外，从此成了同行，有了更为共同的语言，加上我也用起了电脑，所以电邮往来也就渐近频繁。至于第一次见面，则还要等松建2003年8月回国查寻资料期间。那时的他，一个朴实的书生，冒着“SARS”的余威，每天往来于旅馆和图书馆之间，辛苦搜寻资料，让我顿生好感和敬意。博士毕业后约两年，松建来清华做博士后，就住在我隔壁的小区里，因为宿舍不能上网，我把办公室借给他用，从此朝夕晤对，对他的好学深思，我印象至深。此时的松建，厚积薄发，论作频出，一些学界前辈例如孙玉石、洪子诚、吴思敬等对他也颇为器重。如今松建在首都师范大学工作，而我们之间的联系也一如既往，彼此往往是对方文字的第一个读者和批评者――算来，我与松建多年相互切磋的电子邮件，少说也有十余万字吧，而松建好学深思且思路开阔，则使一向比较封闭的我在学术思路上得到不少启发，至于信息的交流和资料的互通，就更为频繁了。正因为有这样日益接近的学术交往，我得以比较切近地见证了松建在学术上日渐成熟的过程，因而倍感欣慰和感奋。同时，我也深知松建为此付出的苦辛与代价。在学术上，松建正当年富力强、发越创获的好时候，其为学理路又端正大方、学术步履亦稳健从容，则达致远大以至于精深，当是可以预期的。

朱子论学诗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旨哉斯言！此所以朱子能集宋学的义理思辨与汉学的实事求是于一体，不仅成就为理学的集大成者，而且也是对古典文学、诗学卓有研究的一代大文学家。松建之为学，当然不能也不必与朱子攀比，但在话语纷扰、理论喧腾的今天，他能如此孜孜不倦，埋首以穷搜诗学文献与穷究诗学义理为事，的确走的是端正大方的为学之道，此所以不仅可喜可贺而且可敬可佩也。也因此，我觉得把朱子的这两句诗略易数字，改为“诗学商量加邃密，思想培养转深沉”，转赠于松建，或者不算太唐突了朱子？而相赠亦所以相勉也――不论松建还是我，当然都还需要认真地再学习、严肃地再思想、努力地再出发！

2011年10月1日草成于清华园之聊寄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