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城市化与服务业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户籍制度、城市化与服务业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的严格户籍制度对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也影响了中国服务业的增长，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以人口自由流动(并非人口自由迁徙)为代表的户籍政策松动，为服务业增长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同时，这种并非到位的改革政策使流动劳动力的收入与消费大幅度分离，导致中国服务业未能获得充足的发展，如果对户籍制度及其配套的政策进行改革，则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将会提高3个百分点左右。
关键词：户籍制度；城市化；服务业增长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09-0005-06
(一)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增长：世界范围的考察
从经济发展来看，服务业的发展是与城市化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城市化引起生活方式的市场化转变，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市场条件。这是因为服务产品的生产自始就与市场交换相联系。此外，由于服务产品的不可储存性与不可运输性，使服务产品的需求要有足够的人口密集度才能达到规模生产的要求。从发达国家的增长经验来看，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基本是同步的。例如，从2000年与2003年世界主要国家的城市化率与服务业占GDP比重(具体数据参见表1)来看，可以发现其中明显的线性关系。
我们还可以将表1的数据绘制成散点图(见图1)，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城市化率与服务业占GDP比重之间的明显相关关系。
使用SPSS软件对2003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回归方程，这个方程的自变量――城市化率在1％的水平显著，具有良好的统计性质：
Si=33.877+0.381Ci (1)
在方程(1)中，Si表示服务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Ci表示城市化水平。这个方程说明，城市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使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提高0.381个百分点。但是，方程(1)对中国并不适用。因为依据这个方程所预测的数据，中国在1978年时，服务业比重就应达到40％以上。
(二)中国的人口迁徙规模、特征
我们认为，从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关系来看，中国的情形极为特殊。因为中国经济发展走的道路比较独特，这种特殊表现在数亿劳动力从农村流动到城市工作，但是，这部分劳动力大多都具有“候鸟式”迁徙特征。
这种“候鸟式”劳动迁徙的主要表现是人口流动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单身、短期迁移。大量农业人口虽然已经在城市就业，但却无法获得当地户口和相应的福利，很难在迁入地定居下来。这一点并不同于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人口流动的永久的、家庭为主导的迁移。
这种“候鸟式”的劳动力流动，使流动人口的收入与消费事实上是分离的。也就是说，在中国，大量流动人口的收入大部分流回了其来源地，而在城市的消费保持在维持生计的水平，很少在城市本地消费服务产品。这种劳动力流动模式保证了中国的低价工业化，但给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带来了障碍。
这种“候鸟式”迁徙出现的重要原因是，在改革开放后，一方面劳动力流动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自由，另一方面，户籍制度改革并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不仅主要大中城市的户籍制度没有真正放开，跨省区的户籍改革仍然困难重重。
从统计的角度来看，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开始，官方统计的城市化率中不仅包括具有城市户口的常住居民，而且也包括没有城市户口但到城市工作6个月以上的乡村迁移人口，还包括相当部分土地被征用但户籍没有转换的失地农民，以及相当部分由于统计口径偏差，实为农业但被计入城镇人口的农民。
对于这部分包含在城市化率但具有“候鸟式”迁徙特征的人口规模，有很多官方及民间机构进行过研究，具体研究成果参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研究机构关于中国农村外流人口规模的研究结果在8000万～1.4亿之间，我们估计，被统计在城市化范围内的流动人口约为1.2亿，约占全部城市人口的21％。考虑到中国大约有1000万～2000万左右的农村非农户籍人口(如相当部分乡村教师以及非建制镇的非农业人口)，可以推断2006年计算在官方统计“城市化率”内、但没有城市户口的“城市人口”将达到1.4亿，大约占全部统计城市人口(5.77亿)的24.5％。也就是说，中国官方公布的城市化率中，1／4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候鸟式”迁徙人口。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候鸟式”迁徙人口特征有两点：第一是收入水平较低；第二是大部分收入被汇回到人口流出地，也就是说。这部分人口的收入与消费是分离的。迁徙人口的收入及其汇出比例是一个较敏感的问题，有很多官方的及非官方的研究机构均对此进行过研究。表3总结了一些较权威的研究成果。
综合前述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有把握地估计出2006年流动人口的人均月收入为950元左右，其在本地的月消费(包括由其抚养的人口)约为500元，汇回老家或带回老家的款项约为5000元/年。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2006年中国城市人均消费支出为8697元，其中服务性支出约为4184元，全国城市服务性消费支出总计为24143亿元。考虑到2006年的全部服务业增加值为82972亿元，可推算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全部服务业增加值的29.1％。
进一步考虑到前述非农户籍常住人口的服务消费，我们估计，在其消费支出中，仅有15％左右系用于服务性消费支出，也就是说，前述1.4亿人口中，其每人每年的服务性支出仅为900元。如果这些人群的服务性支出能够达到前述平均水平的70％，即3000元/年，则服务性支出将增加3000亿元。按照前述服务业增加值的比例关系，大约能够增加服务业增加值约10000亿元，提高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约3个百分点～4个百分点。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打破严格的户籍管理。推进公共产品提供方式及分配方式改革应是最重要的环节。
下面我们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来进一步验证这一推论是否正确。
(三)户籍制度、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增长：中国经验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得到了快速推进，与此同时，服务业也获得了快速成长(具体参见表4)。
使用表4的数据，我们以城市化率为自变量，以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因变量，可以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Si=8.593+0.806Ci (2) 这个方程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具体估计情况参见表5。
方程(2)表明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与城市化率之间高度相关，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使服务业在GDP的比重提高0.806个百分点。但是，
令我们质疑的是，自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化率提升了近8个百分点，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几乎没有提升，这使我们的模型的预测能力大打折扣。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根据前面的分析，将户籍制度作为一个哑变量引入到方程中，即我们假定：
Si=α+βCi+γHi+μ (3)
在式(3)中，Hi表示户籍制度，是一个哑变量。由于在2000年以前进行城市化率统计时，已考虑到了Hi的影响，因此，户籍制度对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的影响已通过城市化率发挥作用。然而，如前所述，2000年以来，由于使用常住人口代替户籍人口计算城市化率，户籍制度就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发挥作用。这样，从2000年开始，我们对Hi值为1。
经过回归分析，我们得到了如下回归方程：
Si=4.809+0.963Ci-3.322Hi (4)
在方程(4)中，城市化率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常数项与户籍制度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城市化率与户籍制度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方程(4)说明户籍制度对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影响为3.32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如果将户籍制度以及相关的公共产品供应分配方式进行改革，将可能提高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约3.322个百分点，这一点是与我们从需求角度计算而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
二、基本结论与需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如前所述，在最近的50年间，中国一直实行最严格的城乡隔离制度。这种严格的隔离制度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世界上数量最为庞大的廉价劳动力群。这样做的后果，导致在中国薄薄的城市化外壳下，包含着一个数量极其庞大(约占全部城市人口的25％)的农民工群体。这个群体为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例如，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中的20％-25％是由于劳动力自由流动而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所致。
但是，这个群体的收入水平维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我们估计。2006年时，其月工资约为950元，而与此同时，城市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收入达到了20856元，后者几乎是前者的两倍。这样极大的收入差距，使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对服务的消费保持在一个极低的比例。
对于这种发展战略，我们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应予以深入讨论：
1 这个庞大的迁移人群的未来去向。农民流动的动机是基于农民与收入的巨大差距。而这个流动群体一旦离开农村后，就具有了留在城市的愿望。2006年8月，国家统计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的专项调查。据调查，有55.14％的农民工设想未来在城市发展、定居。有28.55％的农民工想赚钱或学到技术后回家乡生活。这说明超过一半的现有农民工将在城市里居留下去，成为城市的一员。因此，我们在制定城市化战略时，必须考虑这个基本的因素。
2 这种严格的户籍制度是否真正节省了工业化的成本。不可否认，与工业化相比，城市化是高成本的，这包括：(1)基础设施的高投入。如水电、燃气、公路、地铁和绿地都是高投入；(2)社会保障的高投入。一旦农民变为市民，社会保障就是必需的。大量的公共支出如教育、环保和城市运营。
根据国际经验，在城市化的前期，城市化成本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在城市化的后期，社会保障支出将是最大的支出，而且这种支出是持续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城市化的成本要远远超过工业化。
然而，在中国，这种低价工业化的成本所节省的支出未必有表面上所看到的那么多。我们在前文的分析表明，每年由农民工带回农村的款项保守估计约在7000亿(1.4亿劳动力乘以5000元)，这些钱的主要用途是什么呢?据我们估计，这部分资金绝大部分用于盖房屋。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全国农户平均每年新增约8m2的钢筋混凝土住房面积，其造价大约0.32万元人民币。仅此一项，全国农户每年新造住房的投资约8000亿元人民币。这样，一方面农村常住人口在减少，另一方面是农村的住房在增加。每4年新增加的钢筋混凝土房子，可供1亿人口居住(每户60m2计算)。这种矛盾的后果是中国农村有大约30％的住房常年没有人居住，其资源价值约2.4万亿元人民币(每m2按300元计算)。另外，据中国改革研究院提供的数据，尽管农村长住农民人数以1.6％的速度在下降，但农村的户数却在以1％左右的速度在增长，新增加的分立农户除在一些发达地区不能获得宅基地外，其他地区仍然能获得宅基地。目前中国农村地区的非农业占地已经达到约18万km2，按城市的容积率标准，应该容纳18亿人口，但实际上只约7亿人口，这说明了农村的土地资源严重浪费。全国县以下农村道路长度120万km，村内道路约在250万km左右，每km按5万元计，近2000亿元。这些投资都是因为城市化水平不够而产生巨大的浪费。
城市投资(总体上指除工业投资外的城市内其他投资)包括城市住宅投资、公共建筑投资、市政工程投资及其他相关投资等。城市住宅投资按目前中国城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12m2、住房建筑面积单位综合造价3000元计算，公共建筑和市政工程投资均按国家基本建设标准测算，则可大致匡算出每个城市人口大约需要城市建设费9万元左右。各项城市建设费用的大致比例为：城市住宅投资占40％，公共建筑投资和市政工程投资分别占25％，不可预见投资费用占10％。由此可见，1亿人口的城市化建设投资仅为9万亿元左右，仅相当于每年浪费于无效农村住宅投资上的费用的10倍。如果将所浪费的土地资源价值计算在内，则每年可以城市化的居民数量更为庞大。这一点充分说明了中国现行的所谓低价工业化并不低价，而现行的户籍政策是代价巨大的，并没有节省多少城市化成本。
这里还可以考虑一个因素，即城市化滞后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根据建设部报告，乡镇企业80％设在村落，12％设在集镇，7％设在建制镇，1％设在县城，绝大多数“点”达不到多数服务业的“门槛规模”。服务业就业的门路一被限制，同样的投资和产出，创造的就业岗位少了许多，潜在的消费无法形成真实的需求，导致生产的过剩。如果以影响国民经济3个百分点计算(见我们前文的计量结果)，大约每年为7000亿元。这一笔产出将进一步加快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中国之所以出现这种拥有巨额成本的户籍制度，其原因在于政府管理当局对城市化的考量。城市化的投资绝大部分需要由政府来承担，而政府不愿意付出这种对国民经济增长及减少浪费有着巨大意义的城市投资。
3 关于教育与城市化的关系。教育在所有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方向一通过低成本、高速度的教育，将农民推进城市。这里所说的教育，并不完全是指高等教育，甚至主要不是指高等教育。我们在强调高等教育发展的同时，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方向：如何以最低的成本，大批量地生产人才，并以很快的速度把这些人才推向市场、推向城市。但是，在教育方面，中国的公共投资政策有着一定的失误。这也是城市化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严格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这种制度通过扼制城市化发展，制造候鸟式人口迁徙，使中国服务业发展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可使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提升3个百分点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