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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4月末,富士康科技集团两名员工自杀身亡,联系之前的13连跳,“血汗工厂”的标签成为了富士康挥之不去的梦魇。笔者结合自身经历,对富士康员工的自杀行为诱因进行分析,得出以下几方面原因:富士康的高强度劳动,军事化、全封闭管理;员工年龄偏低,社会经验不足;社会媒体对自杀行为的大肆渲染;企业性质对恶果的增强反馈效应。其中,笔者认为第四方面原因乃终极原因。
【关键词】高强度劳动 员工素质 媒体 企业性质
作为现代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富士康科技集团代表了现代经济产业分工发展的最高水平,谱写了一系列的产业奇迹;但是,在富士康骄人的业绩背后关于员工的负面消息不断,被社会贴上“血汗工厂”的标签。笔者曾于2011年5月至7月于富士康烟台厂区短期实习,笔者结合自身经历对富士康员工自杀原因进行分析,并总结如下几点原因。
一、高强度的劳动,军事化、全封闭式管理造成了员工的异化
人类是拥有创造性、自主性的生灵,人的劳动力是依附于劳动者本身并具有创造性的一种非凡的能力,劳动力不仅仅是维持劳动者生存的一种能力,而且具有体现人类作为高等生灵创造性的价值。自从福特发明了流水线生产后,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的社会化与劳动者的个体性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生产力越发达,二者之间矛盾越突出。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分工能够高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这一切必须以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劳动者个体性之间矛盾不断加深为代价,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并不能带来人们生活的必然幸福。富士康厂区层级制度使得压力放大化并加之于基层员工身上,车间气氛浓厚,工作氛围及其沉闷,缺乏活力,管理者与基层员工缺乏交流。富士康厂区实行强制加班制度,拒绝加班将被开除。在订单任务充足的情况下,一个操作员每天需要在产线上劳动11个甚至12个小时,虽然厂区宿舍设置了很多免费娱乐设施,但是辛苦了一天的员工不可能再有精力去参加娱乐活动,这些设施也形同虚设。严格的生产两班制,使得工人甚至一个月见不到同寝工友。而且员工流动率非常高,日常运营成本极大,而加大的成本又会转嫁到生产上。
富士康代工精密电子仪器,必然涉及很多核心电子产品机密,为了防止泄密及维护厂区安全,富士康设置了强大的安保系统,安保体系独立运行,权利极大,上下班需要对员工进行搜查,有些安保人员甚至对员工进行辱骂和殴打。美国心理学家飞利浦·津巴多说过,情境和被放纵的权利使得“天使”堕落成“魔鬼”,在富士康的生产环境中安保人员显然扮演了“魔鬼”的角色。
二、员工年龄偏低,社会经验不足
富士康订单并不稳定,所以劳动力需求情况也不稳定,当订单增加时,就需要快速补充大量劳动力,以烟台富士康为例,其劳动力招募主要面向山东、河南等劳动力大省。劳动力的年龄段主要集中于16—20周岁,可以说这只是些刚刚走出家门踏上社会的孩子们,他们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大多数初中或中专毕业,社会经验不足,心理承受力差。企业规模扩大,产量上升,造成劳动力需求的扩大,在员工招募过程中,放宽用工限制,学历、年龄不再是员工进厂的限制性因。而且员工晋升希望渺茫。显然,对于那些刚刚走出家门,青涩稚嫩的孩子们来说,他们还没有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越来越多的学历不高,年龄不大、缺乏社会阅历的青少年进入厂区劳,他们并没有为如此强度的劳动做好准备,身体发育情况也负担不起这么高强度的劳动。富士康管理者关心的是生产绩效而不是个体员工的幸福感,失去你马上就会有新人补充上来,这不是一个彰显民主与个性的地方。
三、社会媒体对自杀行为的大肆宣传渲染
富士康作为一个优秀的民营企业,其充满传奇色彩的发展历程,以及饱受诟病的“血汗工厂”的标签,让富士康成为媒体竞相报道的对象,一次次站在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所以当富士康发生安全事故时,例如员工自杀,社会媒体便竞相报道,我们不排除媒体有借助富士康的知名度来提升自身媒体品牌的影响力的可能,但是富士康对于这些媒体的价值远不止这些。富士康厂区里的员工,他们年龄相仿,都在同一家企业工作,而且工作环境和氛围是一样的,继“第一跳”之后,所有的自杀员工皆采用跳楼方式,无疑这种方式是对前者的模仿,而且媒体报道与员工自杀数之间呈明显的正相关模式,员工自杀与媒体报道之间有明显的滞后性,可以确定是媒体报道引发员工自杀,而排除是自杀引发报道这一反向的因果关系。
四、企业性质对恶果的增强反馈效应
在这激烈的代工竞争中,富士康与其客户建立的良好合作关系得益于按时保质交付订单,同时这也是一个加工代工型企业生存的必要条件。富士康诞生之初就决定了自身在后期发展中的高度依赖性。企业性质催生了恶果的增强反馈,高质量的订单交付促进企业良好的口碑,良好的口碑有利于得到更多的生产订单,更多的生产订单需要强有力的生产执行力来保证任务的完成,企业效益提升、规模扩大,反过来又促进这种状况加剧,产生的恶果需要工人来承担。
五、结论
富士康作为一家优秀的加工代工企业,其取得的成功令人称赞,但是一次次的员工自杀事故给这家企业涂上了“血汗工厂”的标签。而为了达到效益的最大化,富士康采取了严苛的控制措施,强制工人完成生产绩效。这些控制,是通过暴力与惩罚,是通过对工人的暴力控制实现的,对生产过程的军事化管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富士康管理制度为的是达到财富创造的最大化,但却是以牺牲工人的尊严、健康乃至生命为代价的,其本质是对工人的异化、剥削与剥夺。但是这些原因归根结底是根植于该企业的性质,即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带来了严苛的生产条件,严苛的生产条件又进一步促进了企业的发展,企业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生产条件进一步恶化,这形成了一种恶性增强环路,即使富士康实施改革措施也收效甚微,这些情况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
参考文献:
[1]飞利浦·津巴多.路西法效应[M].陈雅薪,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