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快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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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
当下，有一种现象――“快餐化”文化，出版和阅读盛行“无厘头文化”。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社会对大众文化的界定出现了偏差。如今，一提文化，大家很容易想到的是娱乐。就像提电影，大家感觉就是“大片”一样。某种程度上，大众文化已等同于娱乐化。
现在“快餐化”已成为时尚，许多出版物，要么弄些扎眼的大图片，文字寥寥，没什么信息量；要么就是讲些离奇的故事，但除了故事本身，什么思想都没有传递。
“无厘头文化”主要表现在手机短信的俏皮轻快、娱乐至上，但大多数的只不过是小聪明而已，只有意思而没有任何意义，造成了一种“文化泡沫”。
更有意思的是，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中国的大众文化，不经意间就变得这样了――娇滴滴、嗲兮兮、甜丝丝、轻飘飘的“文化疟疾”。它首先在大众文化中蔓延，进而侵蚀一切文化领域。这个“疟疾”高举娱乐的大旗，演绎出一幕又一幕浅薄充文化、恶俗当浪漫、大人装小孩的怪诞风景。
大众文化并非不可以娱乐，但不能只会娱乐。如何在娱乐的过程中提升文化，提高素养，这是一个必须深思的问题。
“GDP崇拜”
乾 羽
GDP成为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早已是人们司空见惯的。
事实上，地方GDP统计为人诟病的焦点并不是GDP指标本身，而是地方在发展中的“GDP崇拜”――将GDP指标看成是升官发财的筹码，为了取得可观的GDP指标，便不顾及民生与环境，不顾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
其实，要修正官员的“GDP崇拜”并不是难事，只要引入多元的评价标准，让身处于发展实践中的公众具有发言权，就不会有官员敢唯GDP指标至上。应当承认，地方GDP统计确实存在种种弊端，但是这些弊端并不意味着地方GDP就天然是个坏东西。如果没有多元的评价标准和公众评议的渠道，那些缺乏责任心的官员则可能更加逍遥。本来他们就没有把公众利益放在心上，现在连地方GDP总量也不用担心了，工作岂不是更轻松?
因此，应该取消的不是GDP指标，而是“GDP崇拜”。
2008资本市场风雨交加
杨 线
2008，对抱有财富梦想的投资者来说是难忘的一年。A股下跌幅度超过70％，个人投资者账户大都损失七成以上。
先有中国的股市跌跌不休，后有国际金融危机黑云压顶。厂大股民是最可爱的人，套牢也罢、坚守也好，他们只是默默承受、殷殷等待，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卖盘以及基金赎回潮，客观上维护了资本市场的稳定。
据统计，境内每个炒股的家庭都将一半的身家投入股市。这种承受和等待，意味着许多人财富梦想的搁浅，意味着许多家庭不得不节衣缩食，这是令人感动的奉献。
2008年资本市场的起落是一份难得的经历。在风风雨雨的2008年中国资本市场，目睹了华尔街一夜崩塌的惨痛、洗去了人人都是“股神”的浮躁，我们对市场经济的铁律有了更加清醒深刻的认识。有了这份清醒，就不会对眼前的困境过分悲观，而是对未来充满期待。
2009年，我们的账户已经预存了一笔难得的财富，叫做理性。
《劳动合同法》不能“打折”
武 洁
面对工厂倒闭、劳动者失业，一些人把它归咎为《劳动合同法》的实施。
金融危机确实令不少企业感到有些措手不及，但是，抵御风暴的办法其实可以有很多，但打起员工的权益，甚至打起《劳动合同法》的主意，显然是抓错了救命稻草。
事实上，在金融风暴下，劳动者其实远比企业更加脆弱和不堪一击，在这个特殊的时候，《劳动合同法》其实恰恰应该为劳动者们守护好权益的底线才是。
假如因为经济不景气便可以随意凌驾于法律之上，甚至削弱《劳动合同法》的效力，让出劳动者的权益的话，照此逻辑，包工头欠农民工的血汗钱岂不是也同样可以因为没钱而被原谅，劫财杀人者是不是也可以因为身上一文不名为生计所迫而被法律所赦免呢?
不难看出，假如法律法规这条底线可以被随意突破，或是动辄被打上折扣的话，其后果不仅是让法律的权威性扫地，更将直接导致社会的失序。
过“紧日子”
刘成友
过“紧日子”的实际效应和意义远非简单的“减法和加法”。不管国家在什么样的发展时期，有什么样的财力状况，政府的大手大脚、奢侈浪费总会触动社会的敏感神经。在目前这样一个紧要时期，人们期望通过过“紧日子”看到政府一种果决态度，一种实际作为。
要不要过“紧日子”，已经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在于能不能过“紧日子”，会不会过“紧日子”，有没有切实有效的办法、措施，和制度来保证把“紧日子”过好，可以说，这体现的是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
过“紧日子”的基本要求是努力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同时服务质量不打折扣。不能说，“裤腰带”勒紧了，服务质量就下来了，该办的事情不办了。
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来说，过好“紧日子”，又何尝不是转变政府职能、提高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契机。
天价年薪
詹国枢
提到天价年薪，先得说马明哲。2007年，这位中国平安董事长年薪高达6600万元。
问题是，当今中国，拿天价年薪者，何止马董事长一人。保险公司也好，商业银行也罢。国有企业也好，股份制企业也罢，董事长、总经理、总裁们，年收入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元者不在少数。
2008年12月11日，保监会向五家国有保险公司发出了“限薪令”。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在一次发言中告诫高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薪酬水平的制定不能脱离国情民情。”
金融风暴袭来，国外高管们纷纷限薪降薪，这已成为全球一道独特风景。美国汽车三巨头CEO均表示，愿意以1美元的年薪为代价，换取政府支持。摩根士丹利CEO约翰・麦克已是第二年放弃分红。而美国国际集团(AIG)也对外宣布：2008年和2009年度，其董事长兼总裁爱德华李迪只象征性地领取1美元年薪。
西方高管行动起来了，国内高管们是否也会主动“与国际接轨”呢?股份制企业高管拿天价年薪，应该由股东们说了算。国有企业高管该不该拿天价年薪?此事咱共和国公民人人有发言权。因为，毕竟国有企业是你的，我的，他的，更是咱们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