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的最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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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面挺吓人的，这会让一个人的虚荣心一下子膨胀起来。”这是10月26日侯孝贤来到北京电影学院参加“学院大讲堂”落座后的第一句话。
电影大师的到来，吸引了学院内外的电影爱好者：2000多人的标准放映厅座无虚席，甚至连走廊的纵横过道都坐满了人。在大银幕的前台地板上除了支起讲座使用的桌椅之外，所有的空处都是席地而坐的学生。电影学院副院长谢晓晶说“这样的场面盛况空前”，讲座开始之前，由他代表北京电影学院向侯孝贤颁发了聘书，从那一刻开始，侯孝贤正式成为北京电影学院客座教授。侯孝贤的开场白和他的电影一样漫不经心却富有意味，它像一个拉近距离的随口玩笑，又不啻一声对莘莘学子的善意提醒。同侯孝贤并排而坐的是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田壮壮，他是此次讲座的主持人，正是他的多次力邀促成了侯孝贤的学院之行。
“学院大讲堂”是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部主办的每周一次的教学讲座，邀请电影大师或者知名电影人前来同学院师生近距离接触。在这个讲坛上，青年导演贾樟柯、香港导演吴宇森、意大利导演朱塞佩・托那多雷(执导影片《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先后亮相。四天以后，也就是10月30日，导演冯小刚将同韩国导演姜帝圭(执导影片《太极旗飘扬》)一起出现在这里。
“我怎么拍电影?”
谈到台湾电影，没有人能回避侯孝贤自1980年出道至今，侯孝贤亲自执导影片20部，这个成绩李安望尘莫及；在全部执导的20部影片里，有18部获得了从欧洲三大电影节到台湾电影金马奖的大小奖项，这个成绩将杨德昌远远地甩在了身后。至于谈到侯孝贤，难以回避的话题就是台湾新电影；这场发生于1982年至1987年的电影革新运动，以电影《光阴的故事》、《风柜来的人》、《儿子的大玩偶》为开端，全面崛起于上世纪80年代，拯救了当时近乎濒死的台湾电影业。在吹响新电影运动号角的3部影片中，《风柜来的人》、《儿子的大玩偶》都由侯孝贤担任导演。有电影学者称台湾新电影运动“足以与法国电影新浪潮以及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革新的成就相提并论”。侯孝贤既是这场电影运动的主力干将，同时也在这场文艺运动中登堂入室，成长为华语导演和世界艺术电影的领军人物之一。
侯孝贤选择了“我怎样拍成了电影”为主要话题，“拍电影和个人的成长背景密切相关，你的人格构成、思想深度都由此开始。”侯孝贤1948年出生，祖籍广东梅县，父亲早年任梅县教育局局长，家教甚严。1949年前夕，侯孝贤举家搬迁至台湾花莲，原本家里打算是客居半年暂避战乱，谁料从此以后父母再也没能回到家乡。进入教育部工作的父亲健康状况开始恶化，患上严重的哮喘。在侯孝贤童年的记忆里，父亲更多的时候是独自坐在书桌前，因为害怕把疾病传染给孩子，很少跟家里孩子讲话。来到台湾后，家里和大陆的亲戚完全断绝了联系，母亲承受着太大的压力，多次进入精神病院，甚至自杀，母亲脸上那道疤就是试图自杀留下的创伤。这些后来都成为了侯孝贤电影的一部分，他讲述的这些情景在电影《童年往事》里都能找到影子。“在那样的环境下，家里就会有一种气氛，怪怪的，让人想跑出去。”
侯孝贤曾经被自己的法国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你的电影为什么总是那么悲伤?这个问题让当时的侯孝贤非常震惊，“我自己的性格根本不那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这个问题越来越频繁地从朋友们口中出现时，侯孝贤不得不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后来我明白，我的电影里的那种味道，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苍凉。苍凉是一种贯穿了时间和空间的味道。”
台湾影评人焦雄屏曾经以“成长”作为侯孝贤多部电影的主题，这个主题集中地体现在了侯孝贤最受欢迎的童年三部曲里：它们分别是《风柜来的人》、《童年往事》和《恋恋风尘》。“每个导演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块心灵领地，因为这一块的存在，拍这一块，谁都超不过他。王家卫的就是上海，在华人导演里，拍上海的味谁也没有办法超过他，因为他是上海人，从小在上海长大，他父亲也是上海人。对于我，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一块。”侯孝贤如是解释他拍童年何以深入人心。
1980年8月，台湾电影人蔡松林成立“学者电影公司”，这个以低成本、高产量取胜的小公司很快成为民营电影公司龙头。这一年，影碟机开始进入台湾市场，录像机逐渐流行，台北街头首次出现“地下电影院”，台湾电影业继电视出现后再次遭受重击。正是在这一年，侯孝贤拍摄了电影《就是溜溜的她》，这部独树一帜的影片开台湾电影先河，大胆使用长镜头，这种拍摄风格后来成为侯孝贤电影的重要特征。《就是溜溜的她》由侯孝贤本人担任编剧的电影处女作，由陈坤厚担任摄影、廖庆松担任剪辑，日后将对台湾电影产生深远影响的三位年轻人第一次走到了一起。那时的主演钟镇涛还是一个毛头小伙，谁能想到后来他会成为红遍的大明星。就在这一年，海峡的这一边，北京电影学院的澡堂里也坐着一群刚刚走出动乱年代的年轻人，他们结束了天南海北的知青生涯，进入大学已经两年了，正在如饥似渴地学习。后来他们有了～个共同的名字叫做“第五代”，这群1978年入学的年轻人集体选择用电影弥补失落的青。
吾道不孤，与大师暗合
坐在侯孝贤身旁的田壮壮是七八班的一员，早年去台湾，在一个朋友那里看到了侯孝贤的电影，当天夜里他迫不及待地找到侯孝贤的工作室，一口气看了几部侯孝贤的电影，当即明白了眼前这个同龄人的实力和分量。田壮壮是典型的学院派导演，相比而言，侯孝贤则属于片场培养出来的导演。尽管参军结束之后的侯孝贤考进了艺专电影科，但短暂的学习并没有对他产生太大的影响，他甚至在学校毕业以后在社会上游荡了一年。T973年，侯孝贤第一次接触电影，担任李行导演影片《心有千千结》的场记，此后，他又担任了《月下老人》、《爱有明天》、《男孩与女孩的战争》等多部影片的副导演。书卷气十足的侯孝贤在台湾影坛最早是以编剧身份为人接受，初出茅庐的新人想要成为导演在当时师徒制大行其道的电影圈无异于痴人说梦。新电影运动开始之前的台湾电影界，进入圈子需要拜师，入行之后等级森严，新人无法出头最终导致了年轻的电影人集体反叛陈规陋习，渴望登台，求生的本能使得他们成为新电影旗手。“我坐在这里，你们看着是一个老头子，我告诉你们，新的电影就是这样，年轻的人坚持自己的想法和表达，拍出新的样子来。”侯孝贤说。
拍摄完《儿子的大玩偶》之后的侯孝贤志得意满，影片叫好又叫座，36岁的年轻人难免会迷失。侯孝贤在别人眼里喜忧参半，“我在拍片的实践中悟到的东西竟然跟国外大师暗合，吾道不孤；忧的是自己对什么东西都还很懵懂，觉得若有所得，却又不能落到实处。急
切之间，竟不知电影是何物了。本命年的玄机在这一年开始显露，在拍摄制《我的故事》认识的搭档编剧朱天文送他一本书；《沈从文自传》。后来，在《童年往事》的导演阐述里，侯孝贤写道：读完《沈从文自传》，我很感动。书中客观而不夸大的叙述观点让人感觉，阳光底下再悲伤、再恐怖的事情，都能够以人的胸襟和对生命的热爱而把它包容。世间并没有那么多阴暗跟颓废，在整个变动的大时代里，生离死别变得那么天经地义不可选择，像河水汤汤而流。顿悟之后的侯孝贤从此在“大师”的路上一发而不可收。
侯孝贤电影事业颠峰时期的代表作应该是他于1989年拍摄的《悲情城市》，这是台湾电影人第一次将“二・二八事变”搬上大银幕，该片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奖。这部影片使侯孝贤获得国际影坛最高荣誉的同时，第一次获得台湾本土的全面肯定。作为一个台湾外省人，《悲情城市》流露的是侯孝贤一贯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也是一代人的家国痛楚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尽情宣泄。
拍完《悲情城市》第三年后，侯孝贤将眼光投向了新人，“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能看到我从前的点点样子”。一向不喜欢面对媒体的侯孝贤走上了前台，对媒体表示：计划以八年的时间来推动，争取在公元2000年成立一所电影学院，来培养幕后技术人才，以振兴华语市场。那段时间，拍完了《蓝风筝》的田壮壮暂时失去了执导资格，走向幕后的他在忙着扶植路学长、娄烨这些年轻的电影人。办学的想法二人不谋而合，两人在山东已经为学校选好了地址，最终因侯孝贤的公司遭遇财务危机计划宣告流产。
2005年，侯孝贤拍摄了他职业生涯的第十七部影片《最好的时光》，这部影片让他获得了东京电影节黑泽明奖和10万美金的奖金，上一次的黑泽明奖由斯皮尔伯格和山田洋次共同分享，时间已是11年前。后来侯孝贤写下了这样的文字：生命中许多吉光片羽，无从名之，难以归类，也构成不了什么重要意义。但他们就是在我心中萦绕不去。如今，我已快六十岁了，这些东西在那里太久了，变成像是我欠的，必须偿还，于是我只有把它们拍出来。我称它们是，最好的时光。如今的台湾的电影业，勉强靠辅导金制度维持，挣扎在产业边缘的台湾电影被更多人的形容为“假死”，间或有些话题人物和导演带著作品出席电影节。本土偶像剧和韩剧已经几乎占领了全部消费市场。
当日的讲座没有提问环节，健谈的侯孝贤除了中间离场抽烟小憩，侃侃而谈一整个下午。侯孝贤最新的影片是今年刚刚参加戛纳电影节的《红气球2006》，那部电影与台湾无关，它是一部发生在巴黎完全讲法语的影片。侯孝贤的御用编剧朱天文说：每一个创作者都有他自己的最好时光，唐诺(朱天文的丈夫)说侯孝贤比较特殊之处在于，他同时也记忆了台湾这不会回头如单行道的最好时光。
侯孝贤
台湾电影编剧，导演。广东梅县人。生于1947年，1972年毕业于台湾板桥国立艺专影剧科。次年任导演李行的场记、助理。1975年起从事编剧工作，编有《桃花女斗周公》、《早安台北》、《我踏浪而来》等电影剧本。1980年首次自编自导了喜剧片《就是溜溜的她》和《风儿踢踏踩》。1982年编导的《在那河畔青草青》引起影坛的广泛重视。此后他编剧或编导的影片大部分在各种评奖活动中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