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莫言《蛙》的历史重构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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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蛙》从属于“高密东北乡”的历史空间
“莫言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的一个农民家庭。高密县偏处胶东半岛一隅，土地贫瘠、民情朴陋。”[1]“高密东北乡”是莫言在文坛上开辟的独特的文学空间，代表着莫言的精神家园。莫言一直把“高密东北乡”作为他文学创作的根据地，在这个领域中纵横驰骋，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魅力。“莫言心目中的高密东北乡，是经过他思想和感情过滤的高密东北乡，这个高密东北乡已经失去了农村的自然性，他不再富饶、静美、朴素和生生不息，它成了强悍与放荡的生命本能的释放场所。”[2]莫言塑造的“高密东北乡”，原乡的情怀与乌托邦的想象不分彼此，他以高密东北乡为中心，描绘出的红高粱族裔，开拓了历史想象空间的可能。莫言笔下那片火红的高粱地，焕发出无限的生机和神秘，正是在这样充满想象的叙述空间里，演绎出魔幻般的传奇故事。莫言的新作《蛙》，仍旧以高密东北乡作为叙事背景，对姑姑故事的描绘是高密东北乡的又一个传奇。
2.《蛙》体现的历史重构的想象性
文学创作蕴含了作家创作的动机和灵感，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创作。莫言的小说《蛙》，以作家蝌蚪的身份，叙述了乡村妇产科医生姑姑的故事。小说一开头，采用了类似传统说书的方式，向并不存在的“杉谷义人”和读者讲述姑姑的故事，并点明叙事的动机。杉谷义人和读者就成了隐含的读者，这种叙述视角体现了小说的想象性。
在谋篇布局方面，莫言采用了四封书信加一部话剧相结合的结构，语言朴实温和，人物的生活充满了戏剧化色彩。从全文来看，结尾部分的话剧是前四封书信人物的结局。前面四封书信的戏剧化成分充分体现了作者历史叙事的想象性，而作为结局的话剧充满了荒诞、戏谑色彩，如文中出现的高梦九、陈鼻的浮士德情结等，使作者历史叙事的想象性达到了高潮。
在人物塑造方面，小说《蛙》中的故事主人公姑姑是一个作者想象出来的人物。莫言的叙事方式类似于说书人的叙述口吻，按照历史时间的推进和故事情结的发展进行叙述，人物形象显示出平面化、虚构性的色彩。姑姑的故事随着国家政治话语的推进而发展，读者感受到的姑姑像一个平面人物，是作者虚构出来的，是为了叙述的需要而设置的一个扁平人物。信的接收者彬谷义人先生也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人物，是小说隐含的读者。在表现人性和人灵魂的过程中，作者假想了一个听众即彬谷义人先生，这样有利于展开叙述，向这样一个隐含的读者叙述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我”姑姑的故事，能够达到对人性的思考和对人灵魂拷问的深度。
二、历史重构的交错性
1.叙事线索的交错
小说《蛙》中主要有三条叙事线索：姑姑作为乡村医生的职业生涯叙事线索、小说中“我”万小跑的叙事线索、知识分子蝌蚪与杉谷义人书信交往的叙事线索。这三条叙事线索相互交织，共同重构着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故事。小说中的这三条叙事线索相互交织在一起，杉谷义人作为民族罪人向姑姑的忏悔、后来姑姑灵魂自发的拷问、蝌蚪对王仁美的死及陈眉代孕的灵魂拷问，共同书写着小说的主题，即莫言在历史重构中审视人性和人的灵魂的主题。
2.身体生命叙述与政治历史的交错
在《蛙》里，莫言以《蛙》作为小说的题目，“‘蛙’又被视作‘咱们高密东北乡的图腾’，使人间尽染生命的绿意。‘蛙’与‘娃’同音，难怪高密民间泥塑、年画里，都有蛙崇拜的实例。是的，对生命的膜拜，应是命名为《蛙》的题中之义。”[3]小说以令人棘手、尴尬的计划生育作为小说展开的背景，把身体生命意识贯穿于小说的始终，体现了作家莫言强烈的生命意识。
在姑姑的大半生中，她忠心耿耿的执行国家政策，被称为“红色木头”。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国家鼓励生育时期，作者塑造的是一个根正苗红、热衷乡村妇产科职业、具有传奇色彩的姑姑；中间部分，随着国家计划生育政策颁布，姑姑变成了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性人物，小说彰显的身体生命与国家政治的冲突对抗达到了极致；到了结尾部分，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松弛，姑姑开始对那些流产的婴儿产生灵魂的拷问，陷入了惶惶之中，借助民间艺人郝大手捏泥娃娃来减轻心灵上的罪恶感。小说的后半部分写道“没钱的偷着生，有钱的罚着生，当官的让二奶生”[4]，体现出生命在国家政治的夹缝中总是顽强地生长着，身体生命与政治历史的交错性也得到了体现。
3.精英叙述视角与民间叙述视角的交错
小说的开头是知识分子蝌蚪写给杉谷义人的书信，蝌蚪把姑姑的故事整理成话剧给杉谷义人看。小说中蝌蚪与隐含的杉谷义人的对话，采用的是精英知识分子的叙述视角。蝌蚪写来自民间的乡村妇产科医生姑姑的故事，是把姑姑的故事讲给第三者杉谷义人听。剥离开纯粹的书信内容，蝌蚪为了叙述的需要，转换成了姑姑的侄子万小跑，这里叙述视角由精英知识分子的视角转换成了民间叙述者万小跑的视角。从作家莫言的创作形式来看，叙述视角的交错，使《蛙》呈现出书信体小说的结构特征，形成了莫言对书信体小说形式的创新。
三、历史重构的美学价值
1.历史重构是文学创作的一种重要方式
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也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作家在创作时，童年的记忆总会或多或少的影响作家的创作。洪治刚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既是人类记忆的产物，也是人类记忆的组成部分。一个作家，无论是在搜集材料、进行构思的前期准备阶段，还是在展示想象、虚构和抒情的创作过程中，他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走进记忆，揭开尘封的往事，接受记忆的邀约。”[5]文学活动是作家不断从记忆中提取材料，经过经验和情感的过滤进行创作的过程。由于现实的历史在种种因素下已经丧失了存在的根基，因此重构的历史空间无疑更为广阔和随意。从莫言的近作《蛙》中，我们可以看到，“高密东北乡依然是其讲述故事的策源地，但在‘走出’与‘回归’之间，作家正以恒久不变的人生主题揭示人性的本质及其现状，而伴随命运的与生俱来的孤独、沉重，正是可以跨越无限历史的可能。这一叙事使‘历史’再次成为莫言表演的舞台，并指向下一次历史的漂移与游弋。”[6]
2.莫言《蛙》的历史重构价值
《蛙》的叙述方式是作家蝌蚪以回顾历史的身份向杉谷义人描述姑姑的故事。莫言写的这部小说仍旧是发生在高密东北乡，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作家莫言自己的身影。莫言在创作小说《蛙》的时候，始终站在历史之外，审视过去发生的事。经过莫言的情感过滤与理性反思，他从人性和人的灵魂的高度对小说描绘的历史进行了重构，深刻的表现了小说的主题。而“文学对于记忆的迷恋，在很大程度上，恰恰不是倾心于它的客观性和实证价值，而是钟情于它的可塑性。可塑性勾起了创作主体对过去的热忱，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空环境，使虚构获得了某种必要的基石，同时也激起了他对过去的想象和重构，包括以现时性的眼光对记忆的重审。”[7]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贾平凹笔下的商州、汪曾祺笔下的芦苇荡……都是作家对历史记忆的重构，从而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体现出历史重构的美学价值。
四、结语
莫言一直在书写着他衷情的高密东北乡，高密东北乡里的人和事是莫言抹不去的记忆。莫言是个问题自觉的作家，从“寻根”到“先锋”，他一直在探寻小说书写的形式。但在莫言写作小说的过程中，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高密东北乡，他把高密东北乡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不尽源泉，那里蕴含着无限的生机和可能。莫言从故乡的历史中汲取素材，以一种作家的敏锐提炼小说的主题，表现人性和人的灵魂。同时印证了“文学是人学”这一条永恒不变的规律，莫言在历史的基础上加工提炼，写出了人性的深度。在重构历史的过程中，体现出了重构运用的想象性和叙述过程的交错性。历史是复杂多变的，也为作家重构历史提供了可能与新的高度。
注释：
[1]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
[2]南志刚：《叙事的狂欢与审美的变异》，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
[3]张勐：《生命在民间──莫言剖析》，南方文坛批评论坛，2010年，第3期。
[4]莫言：《蛙》，北京：山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5][7]洪治刚：《文学：记忆的邀约与重构》，文艺争鸣，2010年，第1期。
[6]张立群：《历史的缩减与重构——论刘震云的故乡系列小说》，青海民族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年，第3期。
（李景华浙江省宁波大学31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