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士妓爱情剧的文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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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写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王先生又言：“盖元杂剧之作者……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宋元戏曲史・元剧之文章》）由此可见，元杂剧以独特的视角反映了元代社会的概貌以及元代社会特有的文化意蕴。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是古人认为最为惬意的两件事。功名、爱情，是一般文人学士所衷心向往而全力追求的，是知识分子立身安命的依托。然而，由于元代社会剧烈的变动，文人仕进受阻、心态受挫，甚至生计都蹇蹙不堪。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元代文人爱情生活的曲折艰难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元代文人只能在戏剧作品中创造虚幻的爱情故事，借士子与娼优之间曲折生动的爱情故事以讴歌“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婚姻理想。因此，尽管在现实中文人的爱情道路是非常曲折的，但在元杂剧里，文人们总是以应举得官、与相爱之人团圆作为结局。

因此，元杂剧中反映士子与娼优（以下简称“士妓”）的爱情杂剧占据了一定的篇幅。据《全元曲》（河北教育出版社，徐征等主编）检索，这类杂剧共有十四部。这十四部士妓爱情剧，集中反映了元代文人的爱情婚姻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代社会的文化生活，有其独特、深厚的文化意蕴。

在这些爱情剧中，们将自己脱籍的企盼寄托于士子的高中。然而，元代知识分子自身的荣达简直是白日痴梦，更谈不上有余力去拯救那些跌入火坑的们。

元杂剧中所描写的士妓之恋，实际上是失意文人借以倾泻胸中的愤懑，抒发对世道不公、己志难伸的不平之鸣。作者的创作意旨，终于借助士妓爱恋过程中的沟沟坎坎，表达自己的人生设计、价值观念及道德褒贬等，发抒自己强烈的郁闷情怀。士也好，妓也罢，实际上都是作者的代言人。

一、落拓不偶的读书人的一厢情愿的人生设计

整个元代社会，儒士被当作了欺侮、嘲弄的对象，书生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与娼优者流在实质上已没有什么差别，甚至等而下至了。元代科举的废止，彻底断送了知识分子达兼的前程。昔日文化上的尊荣已被现实的悲怆所取代，他们沦为了市井闾里的普通一员，但这些与娼妓为伍甚至地位上等而下之的士子们，骨子里仍然没有清醒地正视眼前的现实，而是死死地困守着正统的封建文化人格。“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而仕等观念，仍然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起支配作用，这正如许有壬在《故承务郎江西等处儒学副提举叶先生墓碑》中所记载的：“中原贡举废将九十年，江南亦四十年。有壬少时，先公教之曰：‘金源分裂，且事贡举。国家之大，未有不行，但迟速有时耳。力学以俟，当有济也。’”尽管面对的是仕进无望、儒雅扫地的严酷现实，但儒生们仍然抱守着传统的儒家信念，囿于“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价值实现模式，在作品中进行虚妄的人生设计。如：《谢天香》中柳永考中状元，与谢天香合欢再结，琴瑟重和；《曲江池》中李亚仙矢志于郑元和，并劝其攻书取应，元和得中状元，亚仙又劝其与父修好，爱情与伦理双重得到满足；《对玉梳》中荆楚臣功名如愿，与顾玉香结为夫妻等。

士子们在作品中“美化自己的生涯，对生活中的缺陷以对虚荣的幻想来弥补”。这些悖离生活的情节设置，说明了元代文人从事杂剧的思想基点，在相当的程度上仍在于对积淀在意识深层的封建正统文化的阐发，“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些仍是他们观察认识问题时难以摆脱的坐标；传统士人所追求的出官入宦、娇妻美妾仍是他们的终极关怀。这便决定了他们作品的思想意蕴难以超越儒家思想的框套。这种白日梦式的人生设计，固然使他们一时得到了阿Q式的精神上的满足，但这种虚无的满足与盲目的陶醉不仅消释了他们自己对社会、人生、历史的深刻的理性反思，也使他们在这种廉价的满足中忘却了对历史、现实的深刻体悟。文人们身在市井，不满这种蝇营狗苟、肮脏龌龊的现实，但所写作品的思想价值与文化意向却没有达到时代要求的高度，而是流于对自己被褫夺了权利与财富的分配资格后的牢骚发泄而已。

二、表现了文人们对评判的二难境地

在“士失其业”的情况下，元代不少读书人像唐宋失意文人那样出入于青楼妓馆。但不同的是，唐宋知识分子尚有及第的机会，仕进的大门始终向他们敞开，而元代文人则从根本上丧失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可能，他们只能栖身青楼，寻找慰藉，但羞涩的袋囊又使他们在竞争中受尽鸨儿的奚落及其他嫖客。诸如：富贵大贾、武夫隶役等的欺侮。

在这种尴尬与无奈中，成了一贴抚慰他们悲怆心灵的良药。惟有同为弱者的，才会同情他们的沦落，才会以千般娇媚万种温存去抚慰他们落魄孤寂的灵魂。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就做起了白日梦：得到的慷慨资助，发奋攻读考取状元，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施展自己的济世怀抱，反过来再以携妓脱籍、受赠受封作为对的回报。《对玉梳》中荆楚臣银子用尽受尽鸨母奚落，顾玉香以“男子汉当以功名”为念相激励，并解下钗环以为路费，催他上朝赴选，好博个“功成名就”，做“风流”夫妇。顾玉香不为鸨母的威逼所屈，也不为富商的金钱所动，矢志守节，最后终于“受用五花官诰，做夫人县君”；《云梦窗》中郑月莲深恋秀才张均卿，鸨母嫌贫爱富逼她接待茶客李多，月连私下以首饰头面相赠，资助张均卿上朝取应，经过诸多波折，二人终于夫妇团圆。

但就在同时，我们也听到了极不和谐的声音：

【鸳鸯煞】从今后把并头花蕊甘生锉，同心搂带拚教割。这的是万古纲常，众口评跋。畅道罪逆滔天，何时解脱？都为我泼贱烟花把你个名儿污，不由不奔井投河。便封我到一品夫人，也荣耀不的我！

――《曲江池》第四折

【二 煞】若是娶的我去家中过，便是引得狼来屋里窝。俺这粉面油头，便是飞灾横祸；画阁兰堂，便是地网天罗。敢着你有家难奔，有口难言，有气难呵。弄的个七上八落，只待睁着眼跳黄河。

――《对玉梳》第二折

不仅是万恶之源，而且是堕人志向、妨碍儒生得遂功名之愿的尤物。总之，在文人的潜意识里，又是自己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障碍。

值得注意的是，遭到整个社会抛弃的元代文人的冶游生活与前代文人那种纯为寻求精神刺激、感性满足有着很大的区别。他们确实对滋生出同病相怜的恻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引为同类，不乏像关汉卿那样“偶娼优而不辞”的人物。但已化为骨髓和血液的儒家正统思想观念是他们在思考问题、走笔运文时无论如何都难以卸掉的思想重负，这便决定了文人们对的评判陷入了二难境地：既同情她们的沉沦又认为她们是“泼贱烟花”，既需要她们的抚慰又觉得她们是败家堕志的尤物，既把她们当作知己又卑视其随风逐浪、杨花水性。

这种正统思想的禁锢与认识上的浮浅，限制了文人们从更深层次去挖掘造成不幸的社会根源，将谴责的笔触指向腐朽的社会制度，引发人们深刻的理性反思。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缺憾。

三、反映了贱商观念仍然主宰着整个意识领域

在整个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商人的社会地位备受压抑。商人的地位没有得到社会尤其是实际地位远比商贾低下的读书人的尊重，贱商观念仍然主宰着整个意识形态。元代士妓爱恋的杂剧就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

《青衫泪》、《对玉梳》、《玉壶春》、《云窗梦》等都是写士、妓、商的感情纠葛的。在这些杂剧中，商人们无一例外地是以反面角色出现的，无论他们是多么有钱，但在爱情面前，他们总是惨遭失败。在的眼中，商贾是“愚”、“贱”的，她们总是把商人和儒生作对比，矢志不移地爱着儒生。而实际上，《曲江池》中李亚仙对郑元和“用心温习经书，待到来年选场，必称其志”的坚信，《对玉梳》中顾玉香对荆楚臣“身贫志不贫”的称道，这些都是文人们对自我价值的坚定体认。一时困厄的士子们始终是以隐忍韬晦、始困终亨的先贤相砥砺，坚信自己终有“脱白，换紫衣”、“列鼎食、重卧”的一天，会否极泰来。而商人们的等级位序却很难因为商人阶层的兴起与知识者流的沉沦而有所动摇。

现实社会中的多舛与理想境界里的顺遂，乍看上去是矛盾而不合理的。其实，这是元杂剧作家们将现实描写与对未来的憧憬融为了一体。他们在真实地去描写现实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命运与思想感情融于了作品之中，表达了他们自己的想法与愿望。从而让读者不但能从作品中了解到当时的社会特征，从中窥见到了元代文人的心理与追求，并更进一步深刻理解元代社会的文化特征。

参考文献：

[1]徐征等：《全元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邓绍基：《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4]宁宗一等：《元杂剧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7。

[5]么书仪：《元人杂剧与元代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6]么书仪：《元代文人心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

[7]吴 梅：《顾曲麈谈・中国戏曲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8]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9]张大新：《石君宝杂剧对爱情婚姻题材的拓展与深化》，《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0.4。

[10]李亚娟：《元代婚恋杂剧中雅俗思想的纠缠》，《戏曲艺术》，2008.2。

陈雅娟：江苏技术师范学院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