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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信息技术和全球化的飞速发展,金融创新不断增强,同时监管的相对滞后,也带来了操作风险事件频发。随着对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究的深入,如何用定量的方法对操作风险估算一定的经济资本以抵御潜在的损失事件,已经成为操作风险管理的迫切问题。本文分析了操作风险资本计量的必要性及计量方法,阐述了操作风险资本计量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操作风险;资本计量;风险管理
中图分类号:F8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92(2013102-0045-03
在近20年间,伴随着投资者日益高涨的投资热情,全球金融业界表现出了全球化和技术革新加速的态势,信息网络飞速发展,金融服务范围迅速扩大,创新产品数量飞速增加。而监管相对滞后,带来了银行业操作风险损失事件频发的后果。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全世界超过1亿美元的操作风险损失事件已发生100余起,其中许多损失已超过10亿美元。同样,我国商业银行在本世纪初期爆发的多起重大案件使我国银行业蒙受了巨额损失。随着对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研究的深入,如何用定量的方法对操作风险进行估算,并确定相应规模的经济资本以抵御潜在的损失事件,已经成为操作风险管理的迫切问题。
根据毕马威公司对全球风险调查的结果,操作风险在金融业的风险权重:“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及其他风险所要求的风险资本占资本总额的比例,过去为55%、35%、5%和5%,现阶段为40%、35%、20%和5%,将来可能演变为30%、25%、40%和5%”。美国联邦储备体系执行委员会副主席Roger W.Ferauson在2003年美国参议院金融、住房、城市事务委员会听证会第108次关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提议会议中指出:“在一个日益受科技驱动的银行体系中,操作风险已经占据总风险中更大的份额。坦白的说,在一些银行,他们很可能是支配性的风险”。银行员工也可以深刻体会到,在分析绝大多数的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产生的原因时,往往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银行在操作风险管理上的某些失误没有发生。那么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由此可见,操作风险在银行总风险中的权重已大大提高,银行需要对操作风险进行管理和经济资本计量,以应对损失的发生。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作为全球金融风险控制系统中的关键角色,自1998年开始展开了对操作风险重要性以及通过计提资本来抵御操作风险必要性的讨论,并作出全面修订巴塞尔资本协议Ⅰ的决定。2004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巴塞尔资本协议Ⅱ)正式出台,并提出了资本充足率、监管部门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三大支柱,将操作风险纳入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建立了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三大风险进行监控管理的理念,并为全面风险管理提出了相应的计量方法和模型,代表了资本监管的发展趋势和未来方向。2010年10月,新巴塞尔协议Ⅲ正式推出,从监管层面提出了更高的资本充足要求。
2007年开始,中国银监会陆续颁布实施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指引》、《商业银行操作风险资本计量指引》等监管政策,对操作风险管理及计量方法提出了具体要求,并指出大型国有银行要在2010年底前开始实施新协议,其他银行可于2011年以后在自愿的基础上提出申请实施新资本协议,但最晚不得迟于2013年。
二、操作风险资本计量方法
(一)新协议明确的操作风险资本计量方法
针对操作风险资本金的计量,新协议最终确认了三种计量方法,即基本指标法、标准法(或代替标准法)和高级计量法,其中基本指标法将银行前三年年度总收入平均值乘以一个固定百分比作为操作风险资本要求:标准法则将银行业务分为8个条线,将每个条线前三年年度总收入乘以各自对应的因子加总后的平均值作为操作风险资本要求:代替标准法将零售业务与商业银行业务的资本要求以总贷款与预付款项的综合来代替总收入作为操作风险的暴露指标。对应因子进一步乘以某一比例因子。基本指标法、标准法(或代替标准法)均是从总行层面选取与风险暴露强相关的变量做依据,对操作风险进行度量,分支业务机构不参与到度量与资本拨备过程,因此,这两种方法均属于自上而下法。而高级计量法则更为复杂,更为先进。要求广泛收集银行各个层面损失数据,并利用一定的计算方法,如内部衡量法、记分卡法、损失分布法,直接从银行内部历史损失数据中估量得出,这种方法从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对银行的操作风险资本金进行估量,属于自下而上法。
(二)自上而下法和自下而上法在我国的适用
自上而下法具有易于执行的优点,标准法(或代替标准法)的模型较基本指标法更为准确,但由于其没有考虑不同事件类型、频率、银行的内部控制和运营的市场,因此具有缺乏风险敏感性、常常高估操作风险资本所需资本额、不适用于大型的和国际性银行等缺点。而自下而上法在度量准确性、风险的敏感性和减少监管资本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为鼓励商业银行采用更为先进的操作风险管理方法,巴塞尔委员会对采用高级计量法的银行提出可以减少资本计提的奖励措施。
实施高级计量法对于降低银行资本占用、提高市场竞争力极其有利,但高级计量法对损失数据的依赖程度很高。发达国家银行业对操作风险的管理起步早,许多国际化大型银行已有较丰富的内部损失数据储备,且行业内有公共的外部损失数据库供交流使用。故具备使用高级计量法的条件。
相比之下,我国虽不乏大型商业银行,但总体上操作风险管理尚未成熟,信息披露体系建立尚不健全,且操作风险的高损失事件一般都具有低发生频率的特点,单纯某一家银行的历史损失数据积累很难满足高级法计量所需的数据要求,因此尚不满足高级法实施的基本条件。根据银监会《商业银行操作风险资本计量指引》要求,商业银行应根据本行业务性质、规模和产品复杂程度以及风险管理水平自行选择标准法f或代替标准法)和高级法计量操作风险监管资本,基本指标法不在我国商业银行可选择监管资本计量方法之列。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应采取标准法(或代替标准法)进行操作风险资本计量,同时积极开展损失数据收集工作。逐步向高级法迈进。
三、实施操作风险资本计量面临的挑战
(一)经营发展与管理成本的冲突
新资本协议提供的操作风险资本三种计量方法,主要是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跨国银行的先进管理经验,根据国际活跃银行的有限数据制定而成的。在我国实施新资本协议以前,许多国际先进银行早已开始采用高级计量法计量操作风险,而我国操作风险资本计量正经历着从无到有的历史过程,同时,新协议的实施会相应地增加银行的管理成本和管理资源占用,会增加大量的人力、财力和时间的投入,这无疑对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提出了挑战。
(二)损失数据的需要和信息披露不充分的冲突
操作风险资本计量向高级法过渡,需要有充足的历史损失数据作为支撑。操作风险损失具有高度离散性、分布右偏及重尾特征,使得单独一个银行的损失数据难以覆盖全部操作风险。为提高资本计量的可信度。不但要利用银行内部数据,还要广泛收集外部数据作为支持。目前,虽然我国部分商业银行已启动损失数据收集工作,但由于本行内没有系统的历史损失数据积累,行业内由于竞争、声誉等因素影响,使得损失数据信息披露不充分。对高级法的实施形成障碍。
(三)银行内部损失数据收集和传统绩效考核观念的冲突
在传统的绩效考核观念下,操作风险损失事件不仅会给机构考核及员工收入带来不利影响,而且事件发生后的责任追究程序会影响管理层的职业生涯。在此观念影响下,各机构往往只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报送已进行会计结算的损失信息,而会计日期相对于事件发生日期的滞后性对事件发生的时间特征造成影响,从而影响数据质量。
(四)外部指标与内部操作风险管理状况适应性的冲突
高级计量法需要有充足的历史损失数据作为支持,而我国商业银行在历史数据积累上存在缺失,这就更要求我们在本行内部数据不充足的情况下更多地借鉴同业损失数据。然而,每个银行有着各自不同的管理模式和管理侧重,这就使得同业操作风险事件的发生频率、影响等级难以得到准确评估,影响资本计量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四、结论及应对措施
(一)调整绩效考核模式,促进成本与收益的匹配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组织架构扁平化改革尚不甚健全,导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实施过程中,往往是总行层面具备了严密的体系架构和浓厚的管理文化,而到了各个分行、经营支行,管理理念已层层递减,成本投入与收效并不成比例。可以发挥绩效考核的导向作用,改革现有绩效考核模式,通过考核强化基层操作风险管理理念,形成全员参与操作风险管理、主动优化操作风险管理方法的良好氛围,对于尽快满足高级法计量要求、降低资本占用、提高市场竞争力大有裨益。
(二)扩充内部数据库,为高级法储备数据
实施高级法的前提是要有充足的损失数据储备,而就我国银行业而言,不论是内部报告还是对外披露都存在充分性不足的现状。这就需要银行业在不断积累内部损失信息基础上,采取多种方式不断扩充数据范围。一是收集外部同业损失信息。银行应充分关注同业其他银行操作风险事件情况,并结合本行管理特色,利用操作风险管理工具对外部信息进行客观评估,将其运用于数据模型分析;二是考虑几近损失,分析过去成功防止的损失或能预期到的但未发生过的损失,以及操作风险作为间接原因导致的损失等,并将其作为损失数据的一部分纳入数据库:三是进行压力测试或情境假设对风险损失进行分析。
(三)促进金融监管,确保信息披露
监管机构应加大督促银行业损失数据披露力度,对信息披露频率、方式等提出具体要求。并定期对影响资本充足性的因素进行分析,分享银行业先进管理经验,促进银行业操作风险管理逐步走向成熟,保证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我国的顺利实施。
综上所述,操作风险在银行风险体系中所占权重在不断加大,其造成的损失已经引起了全球金融行业的普遍关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不仅为操作风险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也为我国商业银行加强管理。增强抵御风险能力,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商业银行应进一步提高操作风险管理的主动性和前瞻性,优化现有风险管理模式。从文化、机制、方法、数据等角度为实施高级计量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