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战国秦汉时期北方农牧民族间的文化传播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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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更新世中期现代季风格局形成以来,(1)我国便出现了一条北起大兴安岭西麓呼伦贝尔,向西南延伸,经内蒙东北、冀北、晋北直至鄂尔多斯、陕北的从半干旱向干旱区过渡的农牧交错带,大致相当于北方长城地带。在这条地带的南北分别生活着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分别代表着两种异质文化。无论游牧民族如何聚散无常更迭不定,从鬼方、猃狁、戎狄到匈奴、鲜卑、柔然、突厥等令人目不暇接;也无论中原王朝如何更迭 ,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关系始终是国家生活的重心之一。两种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始终存在。而战国秦汉时期活跃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主要是匈奴,本文拟从考古材料中汉文化因素的发展方面,对分别作为独立经济实体、拥有独立文化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在此期的文化传播与融合关系作粗浅的探讨。(2)
一、农业民族的安土重迁与游牧民族的必然南下
我国长城地带以南地区,依托小流域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的利农环境发展起农业,并沿着大河支流扩展,逐渐形成生存和发展空间都足够广大的农业区域文明。农业经济以大地为支撑点,将人与土地紧密相连,土地上的人们通过精耕细作及区域内小规模的产品交换,完全可以自给自足。这种经济特点必然导致人们不外求的心态,和世代定居、安土重迁的生活方式。同时,这种定居生活又极利于文化的积累,从而使农业文明能够长足进步、持续发展。
长城地带以北的草原地区深居内陆,降水稀少,造就了旱生密丛禾草的地带性植被,该地区的草原民族只能从事游牧经济。再加上霜冻、大雪、瘟疫等自然灾害,居无定所,无城无仓,无法也无处进行储备,必然导致将全部财富存储在牲畜身上的牧民的经济生活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趋利避害寻求生机,就成为必然,而放眼四周:东边有大兴安岭阻隔,西边是同样的草原,北边是寒带森林,均非理想之所;唯有南边的农耕民族生活稳定,精耕细作,精心储藏,不仅可以维持生活、存储备荒,还可进行交换生活必需品。但是草原民族有限的剩余畜产品又远远无法满足他们对南邻的谷物、茶叶、铜铁等产品的交换需要,正常的贸易遂难以完全进行,并且无法成为生存困难的解决之道。而不断的迁徙生活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古代游牧民族对于地界的观念和战争目的的认识截然不同于农耕民族:重财不重地。因此采取有别于正常贸易的非常手段势在必行。
同时,农耕经济的急剧发展促进了城市文明的建立。“以铜兵器为中心的军事力量的增强,金银珠玉等财宝的积累,以及为追求这类财宝而兴旺起来的交易活动”强烈地吸引了北方的游牧人,触动了他们“对物资的欲望意识。金银珠宝可以装饰自己,车马具可以方便不安定的生活;对兵器的关心,完全是为了增加掠夺战的战斗力。”(3)
草原民族完全仰赖大自然而顺应季节循环辗转迁徙的生产方式,造就了从小勇猛骠悍的性格,善骑马术,来去迅捷,习惯于“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4)从总体上看,草原民族从兴起直至走向定居前,基本上都处于积极进攻的一方,而农业民族相对的处于守势。但中原文化依靠强大的整体背景,柔韧性和回旋余地极强,发挥了出色的化西能力,不仅未被游牧文化征服,反而从中吸取营养不断强壮自身。
具体到战国秦汉时期,除西汉末期匈奴分裂,南匈奴主动归汉外,只有在秦始皇与汉武帝这两段时间内中原王朝占据了上风,其余时间也是处于防御一方的。不过,由于气候环境、生产方式、综合实力的限制,加上不断迁徙造成的无地界观念从而不像魏晋以后入主中原的民族那样重视土地的占领,战国秦汉时的草原民族(主要是匈奴)虽南下而又只在长城地带进退――当然,其他游牧民族的兴衰连环牵制、中原王朝的有力防御也是因素之一。这种频繁的接触反映到文化上,留存至今尚可见的就是匈奴墓葬中汉文化因素的渐趋增强,直至几乎完全汉化。
二、战国时期匈奴墓葬中的汉文化因素及其反映的文化传播状况
战国时期活跃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主要是匈奴。早期“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战国后期,匈奴逐渐融合并崭露头角,日渐成为中原各国的心腹大患,以至秦、赵、燕三国不得不筑长城以防御。(5)而赵武灵王为击破匈奴的骚扰,下令全国“胡服骑射”,则说明了匈奴作为骑马民族面对农业民族所具有的巨大优势。
有接触就有影响,反映到物质层面就是战国早、晚期匈奴墓葬材料的变化。今已发现并确认为春秋末期至战国早期的匈奴墓地有桃红巴拉、呼鲁斯太、范家窑子、水涧沟门等。(6)出土遗物可分为青铜短剑、铜刀、铜镞、铜戈、铜鹤嘴斧等兵器和工具,铜带扣、铜环、管状饰、动物纹饰牌、项饰等装饰品,马面饰、马衔马镳、车辕饰、铜铃等车马具,以及少许手制单耳罐,全都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和鲜明的民族个性。战国晚期的墓地有西沟畔M1、M2、阿鲁柴登、速机沟、玉隆太、杨郎墓等。(7)出土遗物中原有的民族器物继续发展,但多被铁器所取代,显然已进入早期铁器时代。说明中原对游牧地区的文化传播加强了。
三、秦汉时期农牧民族关系中汉文化因素及反映的文化传播状况
秦始皇统一中原后,大力征伐匈奴,将其赶至阴山以北;但秦很快亡国,匈奴卷土重来,并首次完成了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统一,声威愈重。而匈奴墓,由于秦代的短促,尚无法确认哪些是秦时的。汉代则不同,根据双方综合实力的对比及其引发的和战关系,可将汉代中国北方农牧民族关系分为四个时期。
西汉前期,经济基础的特点决定政治和文化行为的特点。汉初疲敝,无力抗衡鼎盛的匈奴,甚至遭受“白登之围”,故只得采用和亲政策委曲求全,以期牵制匈奴。而对于匈奴来说,掠夺财富满足己所需是首要的,土地则是次要甚至不重要的。因此,白登之围时,匈奴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入主中原的良机,改为接受财物,也让陈平贿赂匈奴阏氏之计得以成功。基于同样的理由,和亲是表面的,随之带来的大量馈赠、大开关市才是深层的,才对匈奴具有诱惑力。政治经济的交往有力地促进了双方文化的融合;西汉中期经过长时期的休养生息,汉朝国力强盛,武帝终其一生对匈奴进行了44年的战争,迫使匈奴迁往漠北和西方。此间虽然战争关闭了互市,影响了经济交往,却不可能真正阻绝交流。当苏武在北海牧羊时,李陵曾数次探望,并告知武家人情况及武帝死的消息,说明远隔万里的北海,也与中原内地信息相通;西汉晚期多年征战,又连遭雨雪,西汉晚期匈奴内部分裂,五单于争立,最终呼韩邪胜出,并归附汉廷,昭君出塞和亲。两地维持友好关系。匈奴原先并无城郭,但到中晚期也出现了一些较为定居的城址――也符合文献记载,卫律曾建议单于筑城,也有赵信城。
在长期的交往中,匈奴无疑给中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战国秦汉时中原王朝在靠近匈奴的地方设置了不少郡县,从考古上也能发现不少城址和墓葬,证明汉人居住之事实。但同时匈奴常与汉人关市或战争等来往于长城下,故在诸郡内外,也发现了匈奴墓,表明了共同聚居性。这一切体现了草原民族文化对汉文化的影响。至东汉,安定多年的匈奴势力恢复,不断侵扰汉边。但社会经济长期发展不平衡及统治阶层矛盾激化,导致匈奴南北分裂。南匈奴附汉,入居塞内;北匈奴于公元91年被赶出漠北,西迁迄今为止东汉匈奴墓发现较少,但均表现了很深的汉化程度。汉化已深的各少数民族才以入主中原为目标,一改此前重财不重地的作风,遂有“五胡入华”,再继之北魏迁都大同,掀开不论是征服王朝还是北族王朝的新篇章。
四、余论
草原地区的经济缺乏和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只能南下。另一方面,经济及其引发的文化观念、综合实力对比又导致战国秦汉时期的我国北方草原民族南下只在长城地带进退。长城地带实际上已成为自然的非人为的物质文化带。中原文化依靠强大的整体背景,柔韧性和回旋余地极强,发挥了出色的化西能力,“将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液注入中华疲惫之躯体”,不断丰满强盛自身,在世界文明史上熠熠生辉,照耀千古。
注释:
(1)周延儒,张兰生《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全新世环境演变及预测・代前言》,地质出版社,1992。
(2)战国秦汉时期的草原民族不同于三代时的青铜时代小部落,也不同于以后入主中原的民族。
(3)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4)(5)《史记・匈奴列传》。
(6)分别见于:田广金《桃红巴拉的匈奴墓》;塔拉、梁京明《呼鲁斯太匈奴墓》;李逸友《和林格尔县范家窑子出土铜器》;郑隆《土默特特水涧沟门出土铜器》,《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
(7)分别见于:《西沟畔匈奴墓》,《文物》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