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花钱必闯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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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的是，农产品的价格下跌得快，数以万计的倒闭工厂(清一色是接单工业)，由此带来的农转工停滞。近期了解到，东莞厂房的月租下降至6元一平方米，空置无数。这与公开披露的信息大有出入。且最近了解到，河南的小厂也纷纷倒闭，而这倒闭潮是起于雷曼兄弟出事之前。

几年前到荒山摄影，见农民有钱请吃饭，以为鸿鹄将至，大势定矣，怎会一下变成这个样子的?

花旗银行的不幸使我感到困扰。国际老牌银行，曾经雄视地球，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也未幸免，而且危机与挤提无关，而是坏帐太多了!经验老到的花旗都中了计，其它的醉卧沙场君莫笑矣。我因此认为，在本质上，今天的困境与30年代不同。放宽银根或花钱挽救可能别无选择，但核心问题还是美国的金融制度出了严重的差错，要修改。该制度复杂无比，作为局外人我不敢作任何建议。最理想的可能，是这里放宽，那里挽救，制度的本身会自动地修改过来。研究制度多年，我深信任何制度都有自动调整、自动修正的机能。政府协助调整固然重要，但主导地插手修改不容易找到成功的例子。

何谓协助、何谓主导，不容易分开。回顾可以，身在其中不易。以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例，从拙作《中国的经济制度》可见，发展得好的县竞争制度，整个过程政府一般被动，见行得通就加以协助或肯定而让之进化出来。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我认为中国还是比较幸运的。1、相对来说，中国受到金融本身的影响是小的；2、有钱可花，用不着担心庞大的赤字财政；3、通缩之势已成，花4万亿不用太担心不可以接受的通胀会重临神州；4、这点可能最重要：中国有足够的公共措施项目，本来就应该推出的，审时度势，提早及加速推出是正着。美国不是个发展中国家，所以没有这最后一点的方便，要大手花钱非常头痛。

写《北京出手四万亿的经济分析》一文，我从正面下笔。跟着的发展使我担心：地方政府要在5年内推出18万亿的公共措施投资。这些要得到北京的批准，当然北京不会鼓励乱花钱。令人担忧的是，政府决定要在2年内花4万亿，选择项目的排列不容易，监管更困难：监管不善而产生的浪费与干部“上下其手”的行为一定大幅增加。《477亿》一文提出的第八点我认为更值得重视：4万亿是公共措施的投资，无可避免地会削弱了私营的工业发展，有很大机会导致一浪接一浪的工厂倒闭潮。

我曾多次重申：像中国人口那么多、天然资源那么贫乏的国家，私营(或民营)的工业发展是唯一的可以搞起经济的途径，要放在首要位置，其它皆次要。花4万亿去建什么公路铁路，工业不成用不着，是浪费的投资。

大约2002年起，珠三角出现民工荒，跟着长三角也出现了。是好形势――农民与低收入者的收入上升得快。到了2003年，农产品价格开始明显上升，形势更好了。农转工也是在这时转得快，非常快，大约到2006年，四个农民工中就有三个转到工、商业去。这个大家期望了不知多少个世纪的大转移，始于2000年，不幸地止于2007年。说不幸，因为还差约10个百分点，农转工就大功告成了。低下阶层的收入当时提高得很快，贫富两极分化在相对上开始收窄。

市场的工资上升，工业产品的质量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急升，科技的提升随处可见，研发投资的上升率冠于地球。这些是市场压力促成的，用不着对中国发展一无所知的回归新秀建议的“强迫”转型政策。2004年我大声疾呼，接单工业是中国发展的命脉，它们是协助农转工的主要推力。

1997年我说人民币是强币；2002年我说人民币是世界上最强的货币；2003年3月我说老外会强迫人民币升值；同年5月我反对人民币升值；2004年初我建议人民币转钩一篮子可以成交的物价指数；2006年5月我说港元要转钩人民币。预言先机，没有一次说错，不听老人言老人是管不着的。就是我没有写出来的美国将会遇到的困境，两三年前几位听到的朋友今天啧啧称奇。是科学的推断，跟昔日牛顿推断树上的苹果会掉到地上没有两样，何奇之有哉?经济学的悲哀，是太多鱼目混太少珠。

我不反对北京大手花钱，提早及加速应该投资的公共措施。问题是这些投资与私营工业的发展有冲突，待到政府的基建投资对工业有助时，工业可能变得溃不成军!要怎样处理才对呢?三思而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