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立德:土山湾建档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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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上海徐家汇南部的土山湾地区，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中西文化交汇的重镇，近年来引起了很多学者的重视。随着岁月的流逝再加上一些人为的原因，有关土山湾的文献资料散失严重，留下的点点滴滴都弥足珍贵，其中有一个人为记录传承土山湾信息而付出的心血尤其值得后人铭记。
在土山湾早期的影像资料里，常常会出现一个长着小眼睛，留着大胡子，穿着中式服装的西方人。他永远躲避在照片的角落里，一脸害羞的神情。有点内八字的脚似乎总是踩在一起。他就是土山湾孤儿院当时的院长柏立德神父。
柏立德，西文名Gabriel Palatre，法籍耶稣会士，1830年7月2日出生于法国西北部的雷恩古镇，1858年人耶稣会，八年后晋升为司铎。柏立德于1863年2月来华，用了一年的时间周游江苏的各个堂口。1864年土山湾孤儿院建立，他被调任副院长一职，1871年升任土山湾孤儿院院长。1875年柏立德担任徐家汇耶稣会神父住院院长，三年后他在院长的职位上去世，年仅48岁。
一、柏立德的“土山湾档案”
柏立德从一开始便承担起了土山湾档案的创建工作。由于档案中记录的史实大都是他亲见亲闻，有些甚至还是他所亲手操持，故柏立德整理的档案成为后人研究土山湾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在1914年史式微编撰的《土山湾孤儿院纪念册》中，“土山湾档案”是排列在第一位的参考资料，在正文的“历史”部分中，直接引用“土山湾档案”的就有四处；在高龙的《江南传教史》中，关于早期土山湾历史的描写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参考“土山湾档案”的。
就目前各部作品中所摘引的“土山湾档案”的内容来推测，“土山湾档案”的原件一共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中有一部分内容，柏立德为之起名叫“男童孤儿院，1850-1872”，这部分内容最早可以上溯到1850年夏显德神父从方济各会士手中接管蔡家湾孤儿院。柏立德是早期土山湾孤儿院的见证人，他用文字详细记录了土山湾孤儿院的建立情况：“……在石可贞神父的带领下，人们回到了徐家汇。工人们和学徒们暂居在徐汇公学和现在的孤儿院之间的房子中，因为这座房子的外墙是白色的，所以被称为‘白宫’。从事农业和其他室外工作的孤儿们住在现在圣母院位置的一排房子里。这种把孤儿们分开的做法由于十分不方便，因此只是临时性的措施。自这年(注：指1864年)7月开始，人们在土山湾开始建造现在的孤儿院：南楼的那排房子在3个月后竣工，11月22日，孩子们进驻土山湾的新址。”第二类则是记录1873年以后孤儿院的发展情况。
在此值得注意1873年这个时间节点。根据《耶稣会法国省职位表》记载：在1873年之前，所有土山湾孤儿院负责人的编制都合并于徐家汇耶稣会神父住院，故他们的所谓“组织关系”也都是放在徐家汇的住院内的。1873年土山湾孤儿院和徐汇公学一起单列开来，而从1874年开始，所有土山湾负责人的编制变成了一个独立系统而不再与徐家汇住院或者徐汇公学放在一起。因此我们可以把1873年作为土山湾正式独立建档的起始之年，而这项事业的开拓者正是柏立德。
很多后来的土山湾研究者发现，整个土山湾档案均为柏立德的手稿，而这些手稿是他们可以找到的唯一的原始资料。例如关于第一批孤儿离院后的就业情况，柏立德详细地写道：“在上海县城及其周边地区工场里的年轻人们，按住地被分成三组：洋泾浜、董家渡和徐家汇。每一组都有一个主任，这个主任可能是一个辅理的修士，也可能是一个大修院学生或者一个传教先生，他们在各自本堂神父的监督下，专门管理这些原来土山湾的人们。正是他们把圣婴善会的费用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学徒们直到他们成为工人；正是他们一直关注并陪伴这些孤儿完成他们的宗教圣事；如果孤儿们有需要的话，也正是他们关心这些教友孤儿在学徒试工期内与他们外教老板的不合理要求作斗争；也正是他们使这些教友孤儿能与外教学徒在手艺上相媲美。每个学徒只在土山湾的合同到期后才由主任出面去找新的老板，然后在找到后再由主任去答复这些光荣的基督徒工人。在这个合同中，首先是注重这些年轻基督徒在道德品行和宗教生活的保护：承诺永不强迫学徒参与与教会相背的迷信活动；每周给学徒足够的时间来望弥撒；在大瞻礼期间学徒可以回土山湾一段时间吃饭；每年有4至6天的假期用以给孤儿院所有的老孤儿，们避静。”
柏立德亲手所记的这些手稿，从未公开或对内出版过，如今虽然已经散佚，但是由于柏立德所处时代和身份的特殊性，他的这部分手稿的内容被稍后一些学者在多部作品中予以很高评价并反复引用，因此我们今天依然可以有幸从这些作品中窥得“土山湾档案”的部分原貌。
二、柏立德的“土山湾资料”
除了“土山湾档案”外，柏立德还有其他很多有关土山湾的文字记录，为了有所区别，我们且称它们为“土山湾资料”。这里略作介绍。
《土山湾住院日志》
《土山湾住院日志》是柏立德用日记的形式，详细记录了土山湾孤儿院每天发生的事件。如每一个孩子从进入土山湾的第一天开始，柏立德就为他们建立了完备的档案，包括：姓名(中文，法语拼音，圣名)、籍贯、领洗时间和地点、进土山湾的原因(被父母遗弃／父母去世后寄养……)、入院时健康情况等等。在孩子们进了土山湾的小学学经之后，他又写下了每个孩子的考试成绩以及各科目的学习情况、坚持时间等信息。小学毕业之后，这些孩子的工场分配去向、带教师傅、满师时间、离院时间以及落脚地点等等，柏立德也都一一登记在册。如果有孩子生病，他会记下医生的诊断情况；孩子因病去世，他则记录下孩子去世时的情况及埋葬地点。
虽然日记本身也是严格意义上的档案之一种，但《土山湾住院日志》原件已散佚不传，我们今天仍可以看到的是一本由后继者撰写的《徐家汇孤儿院日志(1882-1894)》，作者以崇敬的口吻写道：这是一本“完全按照柏立德留下的样式”撰写的书。正是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到柏立德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强烈的档案意识，也得以依稀看到柏立德首创的《土山湾住院日志》的样式。
《江南传教区日志》
这本书其实更像一部柏立德亲笔抄录的笔记摘抄本，每周一篇，一共分为教区东部(主要包括今天的上海、江苏的苏南地区以及海门等苏北东部地区)和西部(主要包括今天江苏的苏北西部和安徽)两部分。柏立德记录了当周在教区这两个部分各个主要堂口包括土山湾发生的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还会把当天相关英语报纸的头版头条内容(内容以时事为主，基本不涉及宗教)贴在旁边。例如在一份剪贴的1876年10月15日的报纸上，柏立德记述道：“土山湾一年一度的避静集会于10月5日至
8日圣母领报节期间在许彬神父带领下举行。在集会期间，有14名成人领受洗礼，另有十名成人初领圣体。”
现存的档案材料中，大部分内容均由柏立德撰写，开始于1876年7月1日。柏立德的字是很有特点的蝇头小楷，从字体上辨认，最后一篇写于1878年7月31日，距8月11日他去世相隔两周都不到。他去世后，这本《江南教区日志》由费赖之接管写到了1878年年底。
《中国溺婴记》
这本书是柏立德仅有的两部公开出版的作品之一(另一本是《佘山圣母朝圣史》)。
柏立德撰写《中国溺婴记》(原名《溺婴与圣婴善会》)的目的，是为了反击1875年12月萨尔塞在《十九世纪》杂志上发表的针对耶稣会“在中国把圣婴善会善款移作他用”的批评。那时，多年担任土山湾孤儿院院长的柏立德因病重正在徐家汇治疗，他竭尽余力，耐心收集有关溺婴问题的资料。1877年3月1日，他把自己倾心写就的《溺婴与圣婴善会》一书的誊清稿寄给了巴黎圣婴善会主任德吉拉尔丹先生。由于法国的印刷费昂贵，该书的出版工作一再拖延，于是作者又重抄原稿，最后于1878年由土山湾印刷了200本。为圣婴善会辩护的人，从此就可从柏立德这本著作中找到有力的论证，驳斥萨尔塞的污蔑。
《中国溺婴记》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历史记载――中国皇帝的上谕和各省巡抚们的告示――来证明杀婴的罪行到处泛滥，但一直在努力克服中。在儒释道三教的文人著作里，也承认这种恶风陋习灭绝人性，并要他们的信徒与之斗争；从1874年至1878年，中国报刊上发表的许多文章也证明这问题至今存在。最后，柏立德还搜集了一些比文字更能说明问题的民间绘画，证明在中国许多家庭内，还有人对这种骇人听闻的杀婴方法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第二部分叙述天主教从17世纪开始创办的育婴事业，目的就是为了纠正消除这种罪行，并陈述今日育婴堂的起源与现状。第三部分阐述杀婴溺婴的恶习与中国的博爱慈善精神相违背，并对清王朝和各地努力收养弃孩表示尊敬，但也指出教外人办这种事业存在的缺点。书的最后认为，中国杀婴的原因是出于自私和迷信。该书总共由66篇辩护文章组成，因书中举例主要以土山湾孤儿院为样本，故也成为研究早期土山湾的重要文献。
《中国溺婴记》是柏立德的最后一部作品，但他本人最终并没有看到这本倾注了自己巨大心血写就的著作。J878年，在柏立德的奔走呼号下，《中国溺婴记》由圣婴善会出资在土山湾得以付印出版时，柏立德已因病长辞。
反映土山湾内容的其他作品
除了以上作品之外，柏立德还在1874和1875年在土山湾出版过两本《江南教区通讯》(未署名，属于内部石印)，书的内容也和土山湾有关，只是后来“这部作品很遗憾他没有继续写下去”。
此外，柏立德还负责编辑过包括土山湾内容的《传教年刊》、《圣婴善会年刊》以及他的著作《天主教传教区》等，还为土山湾的事业多次写信向欧洲争取经费。另外，他还担任过《传教区日报》的编辑，该报主要是为神父们进行行为规范培训的内部材料，自1873年开始一共编辑了14天。后由费赖之继续编辑直至1896年。
柏立德撰写的这些作品，均多少与土山湾的事业有关，或者干脆就是以土山湾为中心展开的。除了《中国溺婴记》和《佘山圣母朝圣史》外，他的其余作品都未公开出版，也没有署自己的名字，很多是以教区名义内部石印，作为教区档案的一部分才留存下来。今天我们只有从历史的卷宗中，才知道了它们的作者其实都是柏立德。
他的好友费赖之在《中国溺婴记》的序文中写道：“在他(柏立德)生命的最后时间里，他一直在写作。……他在痛苦中去世，连等待他最后作品出版，并把它带走的时间都没有。他在传教区服务十六年，司铎生涯二十五年，这些时间他所做出的贡献已经足够使天主让他在天上远离一切痛苦。”后世的教会史学家，《江南传教史》的作者史式微对柏立德的作品如此评价：“(他的作品)对研究那些年的历史十分重要；从他的工作中，我们受益匪浅。”
在《圣经》中，加俾额尔(Ga－briel)是为天主传递讯息的天使；在现实中，同样是这个叫加俾额尔(柏立德名为Gabriel)的人，为后人传递了土山湾最早的讯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