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经理论·专门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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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鸠摩罗什曾于众人前发诚实誓，宣称“若所传无谬，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这多少透露了当时传译佛典的那种一丝不苟的严肃精神
佛学于东汉末传入中土，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形成鼎盛时期，如日中天。当时，名僧辈出，传译过来大量梵典。他们不但在传译佛书方面作出很大贡献，而且精于佛理，都是宏扬佛法的大师。鸠摩罗什、慧远、道安、僧肇等可说是其中佼佼者。
这些名僧，都是很有学问的佛学家。由于传译佛经，当时有所谓译场，聚合了集体力量，运用靡密的组织来进行翻译。今天看来，当时翻译佛书的工作是以极其虔诚认真的态度进行的。相传鸠摩罗什曾于众人前发诚实誓，宣称：“若所传无谬，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后来在他圆寂后果然应验生前的誓语。自然这不过是一种传说，但多少透露了当时传译佛典的那种一丝不苟的严肃精神。由于要把佛经翻译好，在这时期翻译文学的理论也随之兴起，其中有很多的精辟看法。
这里可举几个例子。当时的翻译理论谈到翻译文字的文质问题。文质这两个概念最早是孔子所谈到的。但是孔子所谈的文质，只是从一种礼乐规范的意义上提出来的。当时佛经的传译者，把这个文质概念借用过来，加以发展，加以改变，把它运用到传译佛典的理论上去，使它成为翻译文学的重要论题之一。《梁僧传》及《出三藏记》多有这方面的记载。
我认为，魏晋以来在文学领域所谈到的文质观点，恐怕同上面提到翻译文学里的文质议论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当时在翻译文学中，留下了一些很有见解的名言。如道安于《比丘大戒序》中所举“葡萄酒被水”之论，其意指传译佛书，但求便约不烦，倘为了追求通俗易晓滥加赘语，就好像葡萄酒里加进了清水一样，使它变得淡而寡味了。他说这种翻译是很不好的。鸠摩罗什也提出过一些很好的意见。比方，他曾有“嚼饭与人，徒增呕秽”之喻。此外，如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说，慧远的折中直译意译之说，僧佑的梵汉音义同异辨析。洎至隋唐，彦琮的八备说，玄奘的五不译说等等，都极一时之盛，蔚为大观。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曾列专章论述，可参照。
理论研究工作最大的困难之一，就在于确定专门名词的特定涵义。同一个专门名词不仅在属于不同流派的思想家那里时常具有截然异趣的意蕴，甚至就是在同一作家笔下，也往往会出现不同涵义。这种情况几乎为任何理论著作所难免。正如《资本论》中所说：“把一个专门名词用在不同意义上是容易引起误会的，但没有一种科学能把这个缺陷完全免掉。把高级数学和低级数学比较看看。”（《资本论》本身就在不同场合用“必要劳动时间”一词来表示两种不同的意义。）
在我们古代论著中，同语异义的专门名词更是屡见不鲜。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只有随文抉择，才不致望文生义。佛学著作，名相纷繁，前人早称难读，原因在于它有一套自成体系的特殊用语。《灭惑论》正是这样一篇属于佛教义学的论文。在早期佛学著作中，“道”或“佛道”是一个经过汉化的专门名词。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国，最初附于道术，或被视为道术之一种。当时谈论佛法的人，多不谙梵文原本，对佛教义学钻研未精，以致无法表达佛家的特有术语，只有借助于我国固有的名词来代替。
例如最早所出《四十二章经》即称佛教为“释道”，学佛则曰“为道”、“行道”、“学道”。牟子《理惑论》较《四十二章经》晚出，载于《弘明集》全书之首，大概可以说是我国谈论佛理的第一篇文献，其中亦称释教为“佛道”。这个道字虽是袭用我国固有用语，但涵义殊旨，不能用传统概念去加以比附。丁福保《笺经杂记三》释《四十二章经》称：“所谓行道者，在佛之四周，绕佛向右行，行千百匝，为佛弟子之一种敬礼也。若作寻常行道解之则误矣。此外之道字，凡数十见，谓由涅路通至涅城，与寻常之道字不同。凡此种种，似非专名，最易误解。”此说颇有助于我们对佛道一词的理解。
魏晋以来，佛书大量流入中土，译事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原来由依附道术而形成的一些汉化佛学专门名词，逐渐改成梵语音译，还原了本来面目（如旧译“无为”后改译成“涅”，旧译“除馑”后改译成“比丘”，旧译“本无”后改译成“真如”等等）。《灭惑论》曰：“汉明之世，佛经始过（疑当作“通”），故汉译言，音字未正。浮音似佛，桑音似沙，声之误也。以图为屠，字之误也。罗什语通华戎，识兼音义，改正三豕，固其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