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翻译思想之伦理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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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事外国文学翻译是鲁迅实践其文艺价值观的重要途径。鲁迅的翻译理论触及了翻译目的、翻译选材、翻译策略与方法、译作读者分类、翻译评价等方面，始终贯穿了“窃得洋火照人间”、为大众读者服务的翻译价值取向。其翻译价值观、“他者”文化价值观、译者责任观蕴含了颇为深刻的翻译伦理思想，具有可资借鉴的意义。
[关键词] 鲁迅；翻译思想；翻译伦理；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 H315.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2）05—0099—05
一引言
翻译伦理关注跨文化交往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近年来，国内掀起了一股译介西方相关研究的热潮，但该理论视角下的本土翻译思想研究并不多。众所周知，鲁迅作为中国特定时期的翻译家，其某些翻译主张曾引发了不少争议，学界至今仍有不解或误解之处。本文基于鲁迅翻译思想的孕育背景，拟梳理其翻译价值取向与文艺价值取向之间的内在关系，分析其主要翻译主张或论见的由来，对其翻译价值观、“他者”文化价值观、译者责任观进行解读，或许能够使我们进一步理解鲁迅翻译思想的理论精髓，从中得到某些启示。
二鲁迅翻译思想的孕育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矛盾尖锐，民族危机深重，新旧文化冲突激烈，尤其在与外国文化的较量中，中国文化暴露出了自身的弱点。深受西方先进思想和日本维新思想影响的鲁迅认为，中国社会变革的出路在于学习外国文化，汲取其精华，以提振国民精神，因为有着强烈爱国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他逐渐清醒地认识到，民族的危机从根本上说在于文化的危机，而文化的危机则源于“人心”的危机[1]（P70），“人心”的危机比身体痼疾更可怕。在他看来，受压迫、被奴役而麻木不觉的民众即使体格如何强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当然要推文艺”[2]（P5）。其所说的文艺是包括文学翻译在内的。
显然，当时国民的愚弱是鲁迅弃医从译的直接动因。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鲁迅曾明确表明他“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绍介，在翻译，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3]（P511），让中国读者了解世界弱小民族的生活状况，听到他们叫喊、反抗的声音，以此唤醒受奴役的国民，警示国人“落后就要挨打”，达到改造国人思想观念进而改变精神面貌的目的。于是，他把目光投向处于专制和革命对抗的俄国以及反压迫、求解放的东欧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开创了以“第二文化源流”为主的翻译之路。
凡涉身翻译者，不可回避翻译策略与方法之类的问题。鲁迅作为清末民初时期的翻译家，其有关翻译策略与方法的主张与对当时译坛的“拨乱反正”不无关系。晚清时期，一些有志之士主张向西方学习救国之道和富强之术，翻译了大量的科技类、政治类、哲学类、文学类书籍。那时的翻译存在任意删减、增补、误译、乱译现象。鉴于此，在实践上，为了“弗失文情，引异域文术新宗入华土”[2]（P199），1909年与周作人翻译《域外小说集》时，鲁迅身体力行地尽其“硬译”之能事以译之。尔后，在理论方面，针对赵景深及其追随者杨晋豪所极力鼓吹的“宁顺而不信”或曰“达”优先于“信”、“雅”的错误论说，鲁迅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主张。在他看来，翻译之目的在于吸取异域文化的精华，丰富我汉文化，开启我民心智，因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要力求“易解”，更重要的是“保存原作丰姿”。这一主张彰显了鲁迅在对待中外文化上的本土意识和世界意识。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2年第5期张云，赵艳艳等：鲁迅翻译思想之伦理审视
鲁迅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以及当时中国的社会境况、语言文化和译坛风气对其文艺价值观、翻译价值取向、翻译选材立场、翻译策略与方法、“他者”文化价值观等有着直接的影响。从翻译伦理视角审视鲁迅的翻译思想，我们不能忽视其翻译思想的孕育背景。
三鲁迅翻译思想之伦理体现
任何翻译活动都有其目的，旨在服务于某些群体乃至整个社会。作为一个觉醒的爱国知识分子，鲁迅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就是要“于社会上有些用处”[3]（P209）。我们发现，散布于他所作的序、跋、书信及辩论文章中有关翻译的重要主张或论见均是以此为出发点和归宿的。
（一）“窃得洋火照人间”的翻译价值取向
鲁迅深知以文艺改变“人与民族精神”乃启民救国之关键。他在回忆自己为什么从事文学创作时写道：“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3]（P512）鲁迅的“文艺为人生”，意在发挥文艺启发民众和教育民众的社会价值功能。在他看来，民治先要民智，立国先要立人。正如其在“文化偏至论”中所言：“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立而后凡事举。”[4]（P336—337）
至于他的翻译价值取向，实与其文艺创作目的相一致。鲁迅认为，翻译精心选择的外国文学作品，能够给国内读者以思想启迪，给国民以革命信念和力量。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他写道：“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然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3]（P209）鲁迅用“窃火给人”这一形象的比喻回答了“为何而译”的问题。其中的“火”即思想之火花、革命之烈火，“光”乃社会前途之光明。他投身外国文学翻译，希望借助异域火种来激发国人的精神斗志，达到启民救国之目的。
鲁迅深刻认识到翻译外国文学对实现其文艺价值观的重要性。他在《域外小说集·序言》中所说的“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2]（P202），在他看来，“介绍外国新文学”即翻译那些能“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的外国文学作品[5]（P221），尤其是弱小民族国家的作品，把革命的火种撒向中国大地，燃烧国民的奴性，号召国民同帝国主义列强以及国内封建统治阶级作不妥协的斗争，进而改造腐朽的、没落的旧社会，建立一个“人国”。鲁迅之所以倾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外国文学翻译，是因为通过这种途径可以“绍介外国人的心，给中国人看”[6]（P201），让“己心”与外界沟通，不再彼此隔绝，使愚昧而麻木的国民从国外民众反抗的呼声中受到震撼，以改变国人的性情和精神面貌，唤起民众的革命热情。在其整个文艺生涯里，鲁迅始终在“文艺为人生”这一文艺价值观前提下，不遗余力地从事以“窃得洋火照人间”为翻译价值取向的外国文学翻译，力图达到改变“人心”，提振民族精神，实现立人立国的终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