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条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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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曾经不止一次对我说起爷爷年轻的时候,一次能吃6大碗白面条。但那时候,白面条是珍贵的食物。无论在乡间还是城市,白面都是很稀少的东西。

母亲说,但连家却是能吃到白面条的,他们兄弟在城里做公家事,每月政府供给的粮食都会捎回来一些,所以连家的媳妇几乎隔两天就要擀上一案的白面,面里没有菜,也没有太多的调料,就是盐醋辣子。连家的汉子端着一碗白面蹲在门口,唏拉唏拉地吃着,有点卖弄的意思。吃到最后,连家汉子就会大呼小叫般地喊:媳妇来碗面汤。其实,连家汉子吃面的时候,全村人都伸着鼻子在嗅闻着,孩子们都淌着口水。

有一次,爷爷实在忍不住了,就走到连家汉子跟前,搭讪着说,吃面呢,人家没理他。他又说你吃的还是白面呢,人家还是不说话。爷爷又说,你兄弟真有本事。谁知这时,连家汉子突然喊道,滚一边去,瞧你这个狗急样,想吃白面了?到我家去喝面汤吧。连家的媳妇在屋子里吃吃偷笑。

爷爷没有受过这样的耻笑,那冷不丁的滚字让时年33岁的爷爷浑身发抖。他跑回了家,翻出柜子里积攒了多年的10块钱就到了镇上,想买面粉。但那时是计划供应,营业员问他有没有粮本,爷爷说没有,那人就说,没有就别掺和了,走走走。爷爷死活就是不走,就是要买面粉。爷爷还流出了眼泪。后来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出来,说给你两斤面粉,不要闹了。现在到处都吃紧,你要理解。

爷爷背着面粉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嚷着要奶奶做面条,并说一点杂面都不要掺。面条做出来的时候,爷爷叫了左邻右舍,像过年节一样,他给每人盛了一碗白面条。那可是真正的白面条,两斤面整整盛了30碗,原来都做成了汤面,那些青壮小伙因此和爷爷成了好朋友。爷爷的名气也一下子传遍了十里八乡。但他付出的代价是让太爷狠狠揍了一顿。太爷说,嘴馋了到皂角树上蹭去,逞什么能?奶奶说,太爷在外地给人家料石厂做工,一个月就挣不了多少钱,那10块钱本来是给姑奶奶做嫁妆的。

奶奶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像回忆一段美好的岁月,尽管那时她只是18岁,刚刚过门,但她记得爷爷的神情,她喜欢爷爷倔强的性格,她说那是男人的性格。爷爷和她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只有6年,其余的时间去了山西、河南做工,一年回不了一次。但每次爷爷回来都要把带回来的糖果和吃的东西分给左右邻舍的孩子们。爷爷曾经说要带奶奶到城里去,说那里的人都吃大米饭,还有红烧肉,他吃过一次,是给人家搬完家具后吃的,但没有面好吃,要是把那红烧肉拌在面里肯定比米饭好吃。奶奶说,爷爷说这话的时候已经40岁了,家里还是一贫如洗。逢年过节,她就到娘家去要些白面和着玉米面,做一种叫裹裹面的面给父亲他们吃。但奶奶很幸福,她说,爷爷一生就是爱吃面,后来因为常年在外面做体力活,累出了病,40出头就去世了。奶奶说爷爷去世的时候,她喊上族里的男男女女做了两大锅的臊子面,使爷爷葬礼变得很体面。而那两锅臊子面就是用她两副银手镯换来的。

乡村农家真正吃上白面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事情,责任田分到户,地里麦子一年比一年收成好。当麦场上最后一垛麦草被运走后,人们就用磨出的新面粉擀面,烙油饼,摊面皮。

我常常听母亲说,今年的面粉好,做出来的面皮十分筋道。然而吃过几顿白面之后,麦子不是交公粮,就是换成钱。村里的玉祥叔家每年都要拉四五架子车麦子去粮站换现钱。每次卖麦子对于玉祥叔来说就像卖血一样,玉祥叔盯着验粮员,递上纸烟,紧张地看着自己的粮食被验成几等。如果等级验得好,他就去镇上吃一碗2块钱的水盆羊肉,如果验得不好。他就会蹲在粮站一根一根地抽纸烟,去跟粮站的人论理。

他有四个孩子,有一个患小儿媳妇。他卖粮食的所得用途很多――给孩子凑学费,给媳妇买药,还要交开春时浇地的水费电费和拖拉机耕地的费用。虽然没有玉祥叔家那样拮据,但母亲也是把剩余的粮食收拾起来,藏在楼顶的棚子里。我第一次帮母亲吊粮食到楼顶的时候就摔了下来,母亲卖了三袋子小麦,才付清了邻村张大夫给我医治的钱。所以,那一年我没吃过几次白面条,倒是吃了不少的黑面条。那时,村里已经有机械化的磨面机,可以精细地把白面与黑面分离出来。村里人也知道了什么是80粉,85粉(就是100斤小麦可以磨出面粉的比例),但没几家人这样磨过面粉,很多人都是把褪了麦皮的麦子按磨面机的比例打出来,然后再把盛面粉仓里的白面与黑面仔细地搅拌在一起,所以面粉是灰色的。

因为家口多,母亲基本上都是把黑面与白面分开装起来,平时都是黑面蒸馍,做面糊糊,白面留着到我们兄妹过生日和过年时擀面条。她也像奶奶一样,把黑面裹在白面里做裹裹面,但黑面比例还是很多。吃得久了,我就偷偷地只吃外面的白面,把黑面倒给猫吃。为此,母亲没少打我,但我实在吃不下涩涩的黑面。我就觉得那像面里钻了一条虫子,心里一直很排斥。

天天吃到白面条应该是我13岁那年,那年流行甲肝病,我也莫名其妙地得上这样的富贵病。父亲在外地工作,当我不思饭菜、脸色蜡黄地被诊断出病症后,母亲就从那老式的衣柜里舀出白面粉,给我做白面条。我记得母亲每次背着我从乡卫生所回来后,就去地头撅些菠菜,给我擀出一盆绿白相间的汤面来。那时,因为怕传染,医生叮咛把我隔离起来。为了方便给我传递饭菜,母亲就在紧挨厨房的一间房子里开了一个小窗口,把我安顿在里面。每天晌午,母亲都是噙着泪水做好饭后给我静静地递进来。起初,我很快意地吃了一碗,但接下来,看见饭菜还是恶心。母亲变着花样在面里下豆芽,放豆腐,但我就是没有胃口。好多次,当我虚弱地对母亲说不想吃饭的时候,母亲就坐在火塘前无声地流泪――因为听说得这病的已经死了不少人。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突然喊着要吃面,我一下子吃了两大碗。母亲兴奋地直说,我娃能吃饭了,能吃饭就是病好了。母亲舒展着笑容,灶台上的大锅里依然是灰乎乎的面糊糊,而小锅里是我的白面条:翠绿的菠菜,闪亮的辣子油。薄而光滑的面片,汤清菜绿,就像一幅中国油画。十几年了,当我回忆往事的时候,一碗面凝结的情感是那么的温暖而又辛酸。

(摘自《北京文学》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