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化视野下的“情感讲述”类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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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都市化进程的加剧，一批都市类报纸迅速崛起。这一现象不仅反映出中国传媒文化的生产机制发生了转换，而且其媒介产品内容也日益呈现出都市化特征。“彰显市民生活，建构都市文化”成为都市类报纸的主要诉求。以都市生活为表征的“情感讲述”类栏目也应运而生，较早是《北京青年报》记者安顿主持的“绝对隐私”，现在则在许多都市类报纸上“遍地开花”，比如《武汉晚报》的“百姓讲述”、上海《新闻晨报》的“晨报倾诉”等。

一、情感讲述：都市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

人类的都市化①进程，伴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产生而产生。自19世纪末期工业革命以来，欧美各国相继经历了两大社会变迁，即都市化发展和传统农业社会解体。随着这一巨大社会转型，大量农民、移民向城市迁移，形成了无历史感和归属感、被细密分工严重异化了的“大众”群体。这种孤立的、分散的、均质的、原子式的存在，消解了传统人类社区的关系纽带和情感生活，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冷漠感。情感疏离成为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普遍问题。

都市化进程作为人类情感疏离的诱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②：第一，城市规模的增长，扩大了作为城市生活特征的“社会距离”（主要指精神距离）。第二，都市社会的极度分工打碎、分割了社会生活的同一性。在人口稠密的大都市中，城市居民间的接触和交往，往往是基于职业交往的往来和角色互动的需要，而非建立在个性需求或情感表达的基础上。故而，城市社会的交往形式带有明显的浮面性、短暂性、局限性和匿名性，个人同社会总体结构的关系呈现出疏离状态。第三，异质性。个人有机会参与许多不同的社会圈，但没有一个社会圈能完全支配他的忠诚。在这种状态下，个人的不稳定和不安全感随之增长。与此同时，人们把分离的、孤立的、表面的感知和行为模式当作习以为常来接受，个人被淹没在群体中。于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除了谈生意，再没有共同兴趣的事情可交流”。（3）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都市化进程尚处于起步阶段。但西方社会在都市化进程中曾经历的物质精神两分离的社会心理状态，在客观上也正被处于中国都市化进程中的人们所体验。都市化急剧积累物质财富的过程，也是都市人情感加速疏离的过程。当理性的交往代替了单一的情感维系，当传统的居委会老大妈的调解逻辑让位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逻辑，被压抑在人们心理记忆中的人性沟通，则被位移至乡村社会。面对喧嚣的都市，社会的情感疏离最终转化为个人的心理矛盾,进而影响人情、亲情，演变为个人的情感危机。“渴望交流”却又“无处倾诉”成为都市人的心理痼疾。一旦这种沉重的精神负担积累成为强烈的心理诉求,人们便会打破常规，寻求解脱的方法。于是,就有了将心理减压、情感疏导的企盼投向陌生的接纳者与“倾听者”的行为―――以媒体为中介，通过记者向社会倾诉。

“情感讲述”类栏目适时地在都市社会的分工、节奏、理性与都市人的心理之间，建立了一个缓冲地带，暗合了都市人的心理渴求。

二、情感讲述：都市化视野下的人文关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媒发展的一个重大变革便是传播视点的下移，媒体一改过去高高在上的姿态，更多地把目光投向渴望改善自己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平民百姓，以人为本、崇尚人文关怀成为大众传媒的普遍诉求。都市类报纸明确亮出“服务百姓，关心百姓”的旗帜，“情感讲述”类栏目的开设正是对个体经历的尊重，体现了媒体自身的人文关怀。

“情感讲述”的人文关怀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关注弱势群体

这里所言的弱势群体主要是指社会学意义上的弱势群体，指在政治上、经济上、知识上都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说他们“弱势”，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弱势，还包括心理上的“弱势”。他们遭遇到问题后，自我化解的能力往往不够，需要社会帮助。

为了对这一类报道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本文选取《武汉晚报・百姓讲述》栏目为研究个案。笔者对2006年3～8月发表的170篇文章进行了量化分析。（4）列表如下：

由上表可见，女性倾诉者的数量大大多于男性，比例占到70％以上，女性更容易向人倾诉；表中自由职业者包括无业人员、个体劳动者、农民、学生等经济缺乏独立和稳定的人群，非自由职业者是指公务员、教师、公司职员等。在统计时，营业员、销售员、保险员也都纳入了非自由职业者之中。但尽管如此，自由职业者的比例仍高达40％,这表明职业层次低、经济缺乏独立的人越容易倾诉；《武汉晚报》在记录倾诉者的基本情况时没有关于倾诉者学历的记载，但笔者通过倾诉内容发现，倾诉者普遍学历不高。由此可见，“百姓讲述”虽然涉及生活中的各色人等,但就栏目所反映的具体内容而言,女性尤其是无业女性等弱势群体却是这一栏目的“强势群体”。

弱势群体更容易向媒体倾诉，包含多种动因。首先，由于社会的急剧发展，人与人之间封闭、戒备心理的日渐增强，很容易造成大众情感的断裂、缺失与饥渴，以及由此引起的个人情感迷惘。由于弱势群体自身知识储备不足，他们更加缺乏对生活中所遇到的难题做出理性判断分析的能力。于是，通过记者向社会倾诉往往成为他们的首要选择。其次，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发达的电子媒体和各类声光技术使人们摆脱了自然物理空间的限制，人们有机会参与几乎全球范围内所发生的事件，但却对身边的人和事日渐疏远，人际交往成为人们“最近的却又最远的爱”。弱势群体在这一过程中日益被边缘化，众多的自由职业者更是被抛弃在人际交往之外，甚至没有朋友和同事帮助他们摆脱困境。第三，弱势群体更容易相信媒体，依赖记者。事实上,倾诉人面对记者的诉说并不仅仅是将记者当作交流者,而是试图借助媒体向社会寻求帮助。

《武汉晚报》“百姓讲述”通过记叙弱势群体的人生故事，把人们的关注引向社会生活中那些最普通的人和事。这些生活故事中包含着生命中最普遍、最真切的情感形式，它们既让当事人的情感得到宣泄，同时也是媒体在社会转型期间给这个人心浮躁、人情淡薄的社会充当剂，顺应社会需求的一种人文关怀。“当媒体用‘倾诉’这种报道形式贴近普通市民生活,记写身边的人生故事,揭示现实生活的实质时,即使倾诉者的心结不能通过倾诉得以化解,但有记者的“抚慰”,有社会道义的声援,对处于矛盾漩涡的当事人而言,仍不失为一种精神痛苦的分担。”⑤

比如《我想要风流老公回家》一文的讲述者桃子带着哭腔给记者打电话，说她老公不见了，久寻不着。记者支招说，那你来找我们“寻找”栏目的主持人吧。就在记者要挂电话的那一刹那，桃子却大声地说：“我就是想找你们记者倾诉一下。”倾诉虽然不能帮桃子找回丈夫，但是倾诉却是让说话者身心放松和纵情宣泄的方式。他们既希望把自己的烦恼告诉大家，从别人那里得到安慰，也希望从别人的经验里找到一种平衡来确认自己。《他一年半载都不碰我让我想逃》一文讲述的是一个婚姻困惑的故事。倾诉者遭遇家庭冷暴力，想离婚对方又不同意，面对丈夫的冷漠，讲述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拨通了记者的电话。讲述人的第一句话是“能不能帮我找个婚姻方面的专家？”讲述者不仅仅是为了找记者倾诉内心的困惑，更是希望借助记者的帮助解决自己婚姻中出现的问题。

2.粘合社会群体

社会群体是指社会一体化的状态，指在社会集团内部取得一致性和凝聚力的组合，这类组合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和持续性，不是简单松散的、临时性的组合。现代社会中，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契约性的、疏远的和个别的，相互之间缺乏任何有意义的或者道德上的紧密联系。即使是被组织起来的人们，他们往往也不是作为某一社会群体中的成员而相互联系―――他们彼此间只是某种临时的聚合。曾经可靠的群体身份遭到了侵蚀，昔日参照群体的“参照范式”受到质疑。个体越来越少地受到社会群体仪式的牵绊、越来越多地自行其是。伴随着个人自由充分解放的同时，道德失范成为一种社会症结。民众在变革中不知所措，“找不着北”成为人们普遍的心灵郁结。

“情感讲述”类栏目通过讲述他人的故事，帮助人们反观自我，促进人的道德压力与社会原则之间的协调,从而趋向于社会认可的价值体系。当今倾诉类报道,多是当事人讲述自己由于“畸情”而招致的困惑、苦恼，每段“畸情”几乎都以悲惨结束。尽管此类报道一直受到众多学者的批判，认为“媒介在鼓噪”以迎合受众的窥私欲，但正是媒介透露的这种悲惨“畸情”在警觉世人。媒体忠实地记载着普通人的情感历程，不作任何道德伦理评判，但讲述人的悲情人生却隐含着事件本身所具有的道德伦理评判。真情的诉说能够引发读者的理性思考,从而自觉不自觉地促使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多一分理性认识,多一分清晰的理解。“情感讲述”类栏目以反讽的姿态塑造了美好家庭生活的文化标准，成为社会群体的“粘合剂”。

3.社会的减压阀

“情感讲述”类栏目不但给普通人提供了一个倾诉、交流平台，为受众与受众，受众与媒体之间提供了一个相互了解、相互认识的途径，而且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相对来说更安全可靠的环境，让人们可以发泄他们的愤怒、失败或是不安的情绪。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经历了从经济制度改革到政府结构的调整，各种变革导致人们生活发生重大改变的同时，也制造了民众心理上的动荡不安。现代社会各种竞争、需求、欲望加重了人们的工作压力与心理负担,要想在变化中保存自己、提升自己，就要不断地奋斗、挣扎。“情感讲述”为公众交流提供了一个通气口和渠道，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时代的减压阀。“当事人经过倾诉交流,有利于缓解消极情绪,正确面对现实。从社会传播效果看,这种大众化说故事方式,透析过程,疏导阻塞,缓和冲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化解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矛盾,起到稳定人心,为社会解压或减压的隐性调节作用。”（6）

《嫂子被人强占坐牢的哥哥想越狱》一文，讲述人的哥哥因为犯事坐了牢，嫂子在监狱外遇到无赖男子纠缠。哥哥听说嫂子的事后想越狱教训那个男子，弟弟知道这事后，决定替哥哥“修理”那个男人，但又觉不妥，于是拨打了《武汉晚报》倾诉热线。在向记者倾诉完后，弟弟接受了记者的建议，放弃了粗暴的处理方式，改用法律的办法解决。当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种种压力时，在没有合理的疏导时，常常容易采取极端的方式。传媒通过提供让民众述说、检点、反省、忏悔的机会,达到人们缓解压力，发泄愤懑，进而进行理性思考的目的。

三、情感讲述：都市化背景下的商业逻辑

“情感讲述”类栏目以私语的形式进入公共话语空间，在彰显人文关怀的同时，也暴露出媒体商业运作的实质。情感讲述”类栏目在商业化逻辑支配下，也日益出现媚俗化、低俗化的倾向。具体表现为：

1.报道猎奇，语言媚俗

曾经被人们当作个人隐私深埋于心间的个人情感问题，不再是小小的个人隐私问题，而是一种普遍的心灵郁结和症结。当事人讲述自己的情感故事，多是因为心灵郁积不得化解，希望通过向记者倾诉，缓解内心的压力。但记者在采写报道时，往往对当事人正常的心理状态视而不见，对于反常事件却过度关注。因为这种猎奇心理，有些记者甚至主动寻找事件当事人，要求讲述人讲述自己的故事。如2006年8月7日《武汉晚报》的“百姓讲述”便是记者听说讲述人的故事后主动联系讲述人的。文中记者写道：“她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听说了她的故事，我打电话询问能否将她的故事见报，她笑了笑说，有什么可写的，但随后她很平静地讲述了她的那段婚姻。她的声音很温柔，从她的讲述中能感受她内心的坚强。”当事人对此事已然平静，记者却在悲天悯人，“感受”到对方的坚强。此事还不止一例：2006年9月19日的《背叛面前有种感情比爱情更长久》一文中记者对当事人的态度深感诧异：“从没听过，有哪个老公有婚外情还可跟老婆商量的，而她，竟也没有心怀深仇大恨，他俩倒更像朋友和亲人甚至还是同盟。”此时，记者的“偷窥”心理昭然若揭。

报道语言媚俗也是“情感讲述“类栏目存在的突出问题。记者为满足受众的偷窥心理，刺激受众眼球，在采写报道时往往刻意渲染、耸人视听。如上文所提到的《嫂子被人强占坐牢的哥哥想越狱》一文，其内容只是弟弟希望帮助哥哥解决家庭困难，但标题却夸大其辞，故意制造令人“惊竦”的效果。至于讲述人所言的隐情、私情，更是被记者无限放大。如“透过蛛丝马迹我侦破了老婆丑事”、“疯狂报复尽在后”等标题，语言低俗，令人不快。

2.道德法律边界模糊，记者导向乏力

“情感讲述”类栏目通过记写个人情感故事反映社会变迁，记者应以严肃的人生态度和高度负责的职业精神来对待此类报道，使这种探测具有社会意义。讲述栏目开创者安顿认为此类报道:“有一个非常本质的区别,就在于我写下来的这些东西从头至尾看下来不仅是一个展览,这当中会有很多的主流意识,也会有很多作为记者的非常朴素的、被我们说烂了的社会责任感。”（7）正是鉴于这种责任感，此类报道应注重理性剖析，避免触犯道德乃至法律底线。但目前情感类报道对此类问题常常视而不见。如很多当事人(以女性居多，间或也有男性)倾诉其配偶或未婚同居对象不辞而别或发生变故移情别恋等等，来报社倾诉就是希望对方回到自己身边。在记者眼中，很多当事人往往被评价为“痴情”。但在旁观者的眼中，当事人已然在感情上遭遇到“情感骗子”，因为很多当事人连对方的基本单位，个人身份都不知道。但是记者在采访报道时，连起码的提示都没有，既不提醒当事人交友要谨慎，也不提醒有损失的当事人到公安机关报案。有些记者甚至还对当事人失去这份情感给予同情，令人匪夷所思。另外，很多“情感讲述”涉及到的“婚外情”、“第三者”，不仅有违道德，甚至不同程度犯有重婚罪，记者不是劝说当事人尽快结束“这段畸情”，停止违法，往往是避开问题的实质不去说穿。似乎对失误乃至失足的人予以关怀与包容，才是“人性化”的彰显，殊不知这种“彰显”已然触犯法律底线。

诚然，很多“情感讲述”类栏目在叙写讲述人故事的基础上推出了记者评述，但是此类栏目的记者多数比较年轻，也许正因为受制于阅历、生活感受和情感认识，很多记者在做情感讲述类报道时“越来越表现出一种人为痕迹的‘小资化情调’。有些无病式的个人经历通过浅层次的表述报道,非但未能反映出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且容易引发受众不健康的婚姻爱情观”。（8）

3.内容雷同，真实性受到质疑

“情感讲述”类栏目的讲述者多数是为情所困的失恋者、婚姻失败者以及第三者。这类报道不仅故事雷同，细节都有相似之处。《武汉晚报》近170篇文章中，讲述婚外情、第三者的故事多达40%，而且这些婚外情几乎都是因为手机短信而曝光的。这些从形式到风格都近似的故事叙述，使得事实和虚构之间严格的界限日趋消失，减弱了新闻传播最为本质的真实性,媒体公信度受到质疑。“情感讲述”类报道虽是“私人生活故事”的领域，但是由于它倡导“真情实录”，强调真人真事，因此真实客观地记录不同个体处于时代变迁中的丰富的心路历程应是这类报道的基本诉求。注重细节真实、个性特色，才能使读者信服。目前“情感讲述”类报道编造痕迹非常明显，令人生疑。如2006年8月8日《武汉晚报・百姓讲述》的标题为《孙欣专找年轻情人折磨我》，可是读遍全文，却不知孙欣为何人。该文的讲述人郑家惠，讲述自己的丈夫专找20岁的女孩做情人，文中郑家惠的丈夫却名为王成，与标题中的“孙欣”显然不符。这也许是由于编辑不慎所至，但这类失误极易给人“抄袭”、“编造”之感。

（作者系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江汉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研究成员，江汉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注释：

①在当下的文化研究中，学术界对“都市化”与“城市化”的含义存在分歧。一种看法认为“都市化”与“城市化”是同一含义，只是不同的表达方式。另一种看法则是从城市社会学的历史视角理解，认为城市化在逻辑上主要包含城镇化、城市化与都市化三种结构要素，“都市化”是作为城市化运动的最高逻辑环节出现的。本文“都市化”含义沿用了第一种看法。

②都市化引发的新的社会问题，很早就引起了西方社会学家的关注。本文所言三个动因主要是沿用了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和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 (the Chicago School)的都市社会学家沃思(LouisWirth)的社会学理论。转引自叶中强：《从想象到现场―――都市文化的社会生态研究》，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

③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社1994年版

（4）本文举例均出自《武汉晚报・百姓讲述》栏目，不再一一注明。

⑤（6）（7）⑧高卫华：《媒介化社会的情感倾诉及其传播效果―――报纸“倾诉类”栏目的内涵与价值取向分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