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歌如清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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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儿童节前夕和几个前辈一起喝茶，说到现在小学生追逐的流行文化，其中一条就是纯真儿歌消失，低俗网络歌曲兴起，国产儿歌在九十年代以来就永远停留在吃老本的分水岭上。究其原因，儿歌好比清茶和清风，大人社会一浮躁就没耐心关注孩子们的心灵了，培育清茶和清风的土壤就荒芜了。

在“儿歌”这两个比较学术化的字眼没出现的几千年前华夏大地，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童谣。像风筝一样飘荡在农业时代孩子们的天空，它以极其地域化、方言化、口语化的生动谐趣。感染了街巷里弄、深山孤村里的老孺，教化与娱乐作用。中国式童谣被儿歌替代，源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和文学上的白话文运动呼应的“学堂乐歌”风潮，一群留洋回来的摩登知识分子，包括像李叔同、刘半农这样的大师，借鉴西洋音乐、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新音乐形式，在新式学堂中引入和普及现代音乐教育，创作了一批像《送别》这样蜚声海内的“泛儿歌”。1949以降的儿歌创作活跃在1966以前和1976以后，意境明朗，情感灿烂，视野开阔，有社会主义美学特有的理想主义情怀。特别像1980年代的《春天在哪里》、《我们的田野》、《歌声与微笑》超出儿歌的范畴，广为传播。从1990年代以来，人文精神和理想主义式微，创作者进入尴尬境地，连谷建芬老师的“新学堂乐歌”之类的提法都是昙花一现，儿歌进入衰竭期，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几乎上演的还是“让我们荡起双桨”、“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这样的老歌回忆录。现在星星不见了，儿歌越来越稀薄，几乎没几个人知道3月21日是世界儿歌日。

儿歌衰竭背后，是很多孩子纷纷早熟，七八岁就摇头晃脑地唱起了大人们的情歌，一知半解，却自得其乐。随着网络音乐、手机的普及更加速了这种恶趣味和怪现状。在贾樟柯导演的《三峡好人》里有这样一个镜头，一个乡下小孩在过江轮渡上摇头晃脑地唱着《两只蝴蝶》，其神情投^程度，既滑稽又让人觉得怪诞。另一种无言反抗是，孩子们接受恶搞的衣钵，篡改老儿歌，炮制了一批灰色儿歌跟“黑色童话”对仗，比如“我去上学校花儿对我笑”改成“我去上学校背着炸药包”。今年年初左小祖咒的儿歌专辑《这小小的葡萄我从来没吃过》也是一种“顾左右而言他”的反抗。

美国文化学者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提醒说“我们必须记住，现代童年的范例也是现代成人的范例。当我们谈论我们希望孩子成为什么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说我们自己是什么。”他认为电视、网络等媒体毁掉了孩子们的童年。工业时代的紧张、烦躁、势利，处处都是隐形的三聚氰胺，吞噬了农业时代舒缓的童年，让一代代人身心提前早熟。如波兹曼所言，大人是什么样子，孩子就是什么样子，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缓冲区，诗意欠缺，物欲泛滥，城市的独生子女早早地丧失天真可爱，抱着iPad，玩着iPhone，沉迷于暴力游戏，满口粗鄙的网络语言；在农村，很多大人出来打工，孤寡老人守着孩子，土地荒芜，村庄空巢，城里城外，孩子们的童年越来越孤单或者越来越被物质娇宠包围。

儿歌如清茶，醒人心智，浸润肺腑，要恢复儿歌的土壤，先要抢救大人们“种茶”、“喝茶”的心境，恢复大人的未泯童心，唤醒他们心底沉睡的心志，复苏对美好诗意的想象力，和孩子们一起玩，像孩子一样观察、学习、思考，跟孩子做朋友，听孩子的心声，最后写出孩子们爱听爱唱的新儿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