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而降 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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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瓦屋塘在内的绥宁县11个乡镇，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出的火箭残骸的理论落区，从1990年到《天降》拍摄完成的2009年，这里先后数十次地迎接了从天而降的火箭残骸。
北京时间2008年10月30日凌晨，“委内瑞拉”一号通信卫星在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3号乙型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这是中国首次向拉丁美洲国家提供整星出口和发射服务。
就在这颗卫星发射前两天，中国湖南省邵阳市绥宁县瓦屋塘乡的普法分校里，“委内瑞拉”卫星一级火箭残骸回收疏散动员大会正在召开，乡干部黄承升对大家说：“委内瑞拉，它是一个国家，这是我们国家为它发射的一颗商业卫星，这对我国的航天事业是一个提高，对于我国的综合国力都很有好处，所以这个发射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张赞波在他的纪录片《天降》里记录下这一情节。
包括瓦屋塘在内的绥宁县11个乡镇，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出的火箭残骸的理论落区，从1990年到《天降》拍摄完成的2009年，这里先后数十次地迎接了从天而降的火箭残骸。
张赞波也是湖南邵阳人，出生在距离绥宁100多公里的另一个县城，但直到2008年看到新闻报道，他才知道身边就是火箭发射残骸的落区。“那篇报道不是完全的新闻报道，还有些细节的描述，我就觉得挺荒诞的，并且是多年来如此，不是偶发的。这里面很魔幻，它是这一片土地上的人共同的命运，每个人都有可能，无论你是贵人还是很卑贱的人，都有可能碰到，这种群体性的命运很吸引我。”
看到报道是6月份，7月份，张赞波就买了机器，带着两个助手前往绥宁，正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这个剧情片导演第一次决定拍摄纪录片。在接下来将近7个月时间里，张赞波先后7次到绥宁，拍摄了80多个小时的素材，也和村民们一起，经历了“委内瑞拉”卫星的发射，不过他的助手那次没有再去，因为觉得太危险。“我选的那个地方是降落概率最大的，在一个比较开阔的山上面，几乎每次发射卫星那个村里都会掉残骸的。一方面我是纪录片作者，希望拍到这样的场景，另一方面我也担心会不会真砸下来，尤其看到了那么多残骸的遗迹，包括还了解到有砸死人的情况，所以我理解我的助手不愿意再来。”
在同样位于落区的黄土矿乡，中心小学六年级学生向倩写过一篇作文——《落卫星》。
星期五的下午，老师向我们宣布了一个消息——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国家要向我们这边发射卫星。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心中不知是高兴还是恐惧。
星期日晚上八点，大家早已迫不及待地站在马路上，呆呆地望着天空。“八点半了。”不知谁说了句，然而还没看到卫星，只听到“呼呼”的声音，原来卫星像个害羞的小姑娘，躲在云层里迟迟不肯露面。大家都在议论纷纷，有的说：“会不会落在我们这里？”
……
星星在空中泛着眼睛似的闪光，卫星就像一团火，熊熊地燃烧，大家看到这里，都人心惶惶……我希望祖国不要将卫星发射到我们这人口密集的地方，如果将卫星发射到人烟稀少的沙漠去，这样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幸福快乐。我希望祖国更加繁荣，科技更加发达……
Q：从了解到这个情况到拍摄的过程很短，最开始你设想的这个纪录片是怎样的？
A：大致的框架我还是有的，通过这个事我读出、感觉到我想要的主题是什么，明显是国家意志背后的东西。具体能碰上什么人、赶上什么事我是没底的，这毕竟不是一个规范性很强的纪录片。我还有一点清楚的是，我想做一个面很广的纪录片，不想做一个点或者像传统纪录片那样选一个人物从头至尾跟拍他，很线性的纪录片。我想做的是很多点组成的面，专业一点的话就是散点透视的视角，可能会天马行空一点，一下放出去，一下收回来，不是那种很规范的。我想那里面容量要大很多，才能说出我想说的话，可能在做纪录片以前没法说的我都想塞到这里面来。有些喜欢看传统纪录片的人可能不太接受，觉得很散很乱，但这个恰恰是我想要的。
Q：拍摄过程中你大概跟多少人接触过？
A：我去的时候想的是做一个田野调查的东西，尽量把面铺得很广，它有11个乡镇，后来迅速选定了3个降落概率更大的。刚开始去，我基本上没有什么目的，除了说了解这个残骸，我就拎着摄像机出去转悠，见到什么人都跟他聊天。我有名有姓有地址记录下来的就有七八十号人，最终选出来那么一点放进来。
Q：当地人对你来拍摄是什么反应？
A：这个有两方面。一是基层的政府，他们每年有好多次要做这样的组织工作，做这样的工作对他们来讲也会很烦。大部分基层官员都是本土人，是山里出生的，他对自己父老乡亲的命运肯定也有抱怨，但是他会留意我的摄像机，他们是很矛盾的。普通村民对我的摄像机几乎没有反应。其实你拿不拿摄像机结果是一样的，他们还是说那些话、做那些事。后来我总结一个原因，在对摄像机反应程度上，一般文化程度越高的、越见过世面的，他对摄像机的反应更激烈，相反在山村里面，他们对这个东西是忽视的。
Q：真正跟这么多人接触，他们对残骸的想法和你之前预想的一样吗？
A：当地老百姓的反应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我去之前会想象到他们会觉得恐惧啊，生活在这样的地方没有安全保障，他们会是满腹的怨言。去那儿发现不是这样，因为这个东西虽说一年也是好几次，但对他们生活来说还是一个低概率的事情，生活是每时每秒都在继续，这个就是打断一下，可能在打断的那一下才会有抱怨，或者我去了他们才会说一点，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其实很平和。这点我很震惊，有点安于天命的感觉，所以到最后我不是在做一个残骸降落的事情。残骸降落更多是一个点，我会带出中国老百姓在这块土地上确实就是安于天命，里面有特别复杂的感情，包括对国家的感情，我才发现生活不是那么好定性的，它是很微妙的、幽暗的，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的东西。因为在片子里我呈现了很多他们日常的劳作状态在里面，在典型性和普遍性上做一个有意识的平衡。
Q：《天降》有给你带来收益吗？
A：基本上没有。最近几年稍微版权意识强一点的，有时候邀请你去放映，给你两三百块钱，仅此而已。就我而言，我也没有去申请过什么基金，我觉得基金是另外一种性质的审查，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做什么预案、提案，我接受不了一个片子还没做出来就要拿给人审，要告诉人家。一般我的东西没做出来是不告诉别人的，但是现在这样完全没有报酬是无法持续创作的，我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
Q：没法继续？
A：《天降》算投入比较大的，加买设备花了十来万。我是完全靠原来干活的积蓄往里面砸，原来想的可以做三年，现在已经第四年，我不像有的人还可以做商业上的事情，我做不了。我切换能力很差的，只能做一个事情，而且纪录片很耗时间，做多了，心也做野了，完全不习惯去赚那个钱还受到约束，我想只要不饿死就好了。
Q：对你来讲，观众重要吗？
A：对我个人来说，真没考虑过观众，有些人觉得我很狂妄，其实我真的没考虑过观众。我不是为观众而生的，不是要弄得怎么精彩，怎样吸引他。观众的人数也不是重要的，我们做这种片子的导演还是有很多很在乎观众的，包括放映时去看就这么几个人，很难受，我见过这样的人。但对我是没有任何影响，做这样的事就是想做个人化的表达，它就是一个媒介而已，你不拍纪录片也可以写字、画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