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方式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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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院士日前在广州做公益健康讲座时，对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四十岁前拿命博钱，四十岁后花钱买命”的现象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他语重心长地提醒听众：工作做不好可再努力，身体“碎了”就不能再恢复了。(2月11日《羊城晚报》)

钟院士作为一位著名的医学专家和社会活动家，提醒大众应该养成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体现了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是值得称赞的。但钟院士的善意提醒，是预设着一个虚假前提的：即大众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既可以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可以选择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但这个前提确实是有些理想化的，因为如果要问现代社会有什么特征的话，那么答案就是：大部分人已经失去了选择的自由，而只有在劳动力市场上被选择的自由。换言之，大部分人是决定不了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他们的生活方式都是被老板决定的。

每个就业者，无论是蓝领还是白领，身后都有许许多多的人在随时准备顶替他。那么，人为什么会失去了选择的自由呢?直接的原因就是失业的普遍存在。比如在去年大学生毕业的时候，就有这样一条新闻：《三十万就业者蜂拥珠三角：大学生成南漂一族》。报道披露，一些长期失业的大学生已经靠“在火炉山上挖野菜充饥”了。而根据教育部统计，大学本科毕业生待业人数年年增长：2001年是三十四万人，到2005年就猛增到七十九万人。考虑到中国统计的准确度，我认为实际失业的人数恐怕还要大。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那些能够“幸运”地被老板选中的就业者，如去年因连续加班而猝死的华为员工胡新宇和广州某服装厂女工甘红英，除了按老板的意志，选择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还是马克思的比喻最形象：他们已经“自由得一无所有”，所以只能“在市场出卖自己的皮”，因此也“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让人家来鞣”就是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前景就只能是从健康到“亚健康”再到“过劳死”，即钟院士所说的“碎了”。

失业的压力之外，再一个就是文化的压力：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消费主义就自然成了主流价值观。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人”本身不再能够成为人的价值尺度，“物”成了衡量人的价值尺度。一个人是不是成功，能不能被社会、被他的亲戚、同事、朋友及其他社会关系所认同，主要取决于他的消费水平，至于他是不是健康反倒成了一个不是很重要的问题。

不要小看这种压力，我们只要想像一下，现在一个小伙子如果没有房子，还敢不敢和女朋友谈结婚的事就明白了，这是一种典型的集体囚徒困境，个人是很难跳出来的。在这种压力下。大部分人也只能“自愿”地选择“四十岁前拿命博钱”，四十岁以后的事，只好听天由命了。

显然，我们提到的这些原因，都不属于医学领域，因此也就不是医学专家所能够解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钟院士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毋宁说是他把问题以一种醒目的方式给凸显出来了。

在我看来，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要靠全社会一起动手。用“以人为本”的原则，而不是以利润、GDP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为本的原则，来衡量并修改我们所有的制度安排和文化观念，消除对人的奴役和物化――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也就会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原载2007年2月12日《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