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代,我们一起认识的上海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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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时，我们都知道黄永生。这个人的声音在半导体收音机里：“……毯子身上盖一盖……”这样的声音是在灶披间里，厢房里，前楼、客堂、亭子间……互相窜着；黄永生的声音是具有穿透力的。现在我看着黄永生的照片，对“台上台下师徒情深”的画面除了赞叹，似乎没有更多话想说，倒是嘴里情不自禁地这样来上一句：“毯子身上盖一盖。”前后不搭，但真的是链接了城市生活的两个时代。

一个人的声音，成为一个城市和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因了这样刮啦松脆的上海语言，和一个俊朗的上海男人。现在的上海女人叫费玉清是“小哥”，伊拉是没有见识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黄永生——一个有些近似飘逸感的中年男人，明亮的眼睛会咪起来，于是，当他唱响上海说唱的时候，上海男人就不会是单调和薄弱的；男人亮着喉咙说话和吟唱的腔调，很高扬，很爽朗；也很异样，我需要咳嗽，清一下嗓子，同时还会联想到抽烟（这是我的异样感受）；尤其是，他还会抿一下嘴唇，很像男人的意味深长，让人无端感到，这个小哥是温情的。这种声音形象，让那个年代里的上海人倍感亲切。

黄永生便经常让我想到上海男人，是一个男人的气质。20多岁的时候，有许多无端的感伤。这时，性别的敏感格外突出。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男人和女人。其中，便有对众多男人声音和语言特质的判断和臆想。我了解男人女人、父母和孩子的起源之后，有一种走到了尽头却一无所有的感觉。许多迷幻被窥破。艺术越来越露裸。身边出现了空白，日子有点单调。我还是在寻找一些东西。

那个时候我们的上海话的语境是什么呢？我们的语感幽默就在于，模仿一个“上海民兵”或者“文攻武卫”的头头，用苏北上海话大声宣布：“一个人发一支枪……是不可能的；两个人发一支枪……是可能的……但都是木头的。”

或者我们看到一些男人头上没有几根头发，那时候我们就把这样的男人叫做“几根发同志”，谐音一个虚拟的姓季名根发的同志。叫起来很上口，像真的一样。

“几根发同志”促使我对语感和语境有许多想象和思考。这种寻思正是1980年代的时代特征。那时候用得最多的两个词儿是“思考”和“探索”。这严肃状被凝固在许多讨论里。当时在青年中影响颇大的《中国青年》有过这样的文章《谈引导——从青年的发式和裤脚谈起》，话题便是西方社会带来的喇叭裤和长头发。这家杂志引发的最著名的讨论是，一个叫“潘晓”的青年说“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说出了许多人的心里话，但许多人又说不。大家都说出了许多话。这是一个进步。

黄永生的声音，在这个时候传递着上海语言的无限美妙。黄永生让我对我的语境有了一个提升。许多年以后，我想到黄永生，依然会感动。一个小哥和这个城市一起令我感动，他不时翻乱我陈旧的梦境，帮我寻找开启记忆的钥匙，和编织城市生活细节的线团。这次脱颖而出的，是语感。

那便是黄永生和所有上海故事的开幕。每个人在城市生活里会有许多记忆，尽管可能并不是十分完美，甚至还会前言不搭后语，但对一个人与一个城市来说，是一种精神，一种心境，现在黄永生于我，是一种语境。有没有这样的语境，一切就是不一样的。这就像弄文章的时候，大多会有一些心情，却也包含着某种缺憾与倾诉，是一种心底里的纪念；可能会显得罗嗦，但自己是不觉着的。

许多令人怀念的岁月，是由特别的时间加上一个人物而设定的，比如像黄永生——一个相当于大师的说唱艺人，以及由此带来的语言背景。我永远会去聆听，凝视；时间凝固了，在那里想象。在完成这样的时间叙述之后，黄永生和上海说唱没有谢幕；城市远没有结束故事。时间如同循环一般流逝，城市和我永远一起或在地球的一隅，一起成长，慢慢变大，变老；城市是静默的，但因为黄永生，我们就可以经常来一句“毯子身上盖一盖”，去采摘青草，去到上海人家的屋里厢，寻觅一些质朴可爱的光，在一个夏天，让更多的城市人，加入到了采撷青草的圈子里。晴朗的阳光使得大地辉耀着光亮，刚被割过的草地有一股清香的味道，让人觉得做个食草类动物也很有胃口。然而，一切都如循环时间之中那种沉稳且认真的游戏一般——“毯子身上盖一盖”，周而复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