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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评价、学术期刊与诚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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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术评价的两种方法——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各有其利弊。当前中国学术评价的主要弊端有:浓厚的行政主导色彩;量化评价的过分使用;同行评议的公信力受疑。为解决这些弊端,“核心期刊”、“来源期刊”等在相当程度上承担了学术评价的职能。但这种以刊评文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解决中国学术评价的痼疾,除了要把行政权力与学术评价隔离,建立以质量为导向的评价机制外,更为关键的是要建立、完善科研人员的学术诚信制度,重建学人的诚信。

关键词:学术评价;学术期刊诚信制度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2)03-0129-05

“学术”是什么?正如各基础学科的许多基本概念一样,迄今为止学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由于中西学术传统的不同,中国与西方对“学术”的理解也不一致。虽然如此,在全球化与互联网时代,各国对“学术”的概念还是有一个基本的认知。百度给出的解释如下:“是指系统专门的学问,是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论证,泛指高等教育和研究。”学术研究之所以必要,且多由专业人员为之,盖因客观事物复杂多变,其表面呈现的景象与其本质并不都一致,常造成人们认知上的错误与假象。学术研究就是要打破这种假象,达到去伪存真、认识事物本质的目的。学术发展的主流形成了科学,同时也可能产生反科学和伪科学,学者可通过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对反科学、伪科学予以否定和批判。因此,“学术不仅是一种形态,也是一个过程”,“是人类探索客观事物过程中产生的以及通过交流衍生出来的思想、观点、理论和方法。”人类的文明与社会的繁荣与学术探索活动密切相关。察之当代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无不与其学术的发达呈正的相关关系。正如李慎之老先生所言,“一般来说,观察一个民族的历史以至命运,自然以政治、经济、社会为主,但是要分析到最深层、最核心的问题,那就非从学术,非从学术的出发点研究不可。”

学术研究的最后表现形式是学术成果,评判学术成果对于社会的效用、价值如何,称之为学术评价。然而,对学术成果的评价却并非易事。一方面是因为学术成果并不似其他有形的事物那样,可用近两称之;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学术史上有太多的例子可以说明学术成果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其价值须经长时间的沉淀才能显现。然而,在当代,作为一种职业的学术研究毕竟不能脱离于社会生活之外。学术研究的经费要么来自于政府,要么来自于企业、各类基金会等社会组织。资助方为了挑选合格的研究人员、了解经费的使用效率,对研究者既往的学术成果和未来的研究潜力进行一番评价就是合乎逻辑的事宜。另外,在学术机构内部,为了对其人员分出三六九等,给不同的研究者戴上合适的职称帽子,按照所谓研究能力分配不同的资源,评定个人的研究成果也似乎顺利成章。也正如此,当今世界各国的各类学术评价也就大行其道了。

一、学术评价的两种方法

学术评价的方法不外乎两种:定性评价(同行评议)和定量评价。

定性评价即由学术同行对某学者的学术成果之于该领域的研究有无学术方面的贡献及贡献的大小所做出的评判。定性评价之所以须由同行来实施,是因为在当今社会分工愈来愈细密的背景下,只有同行才能较真切地了解一项研究成果的理论价值和意义,且小同行比大同行也了解地更为准确和深刻,其评价也包含更多的学术因素,因而具有更大的可靠性。

然而,同行评价在实际操作起来并不都能有理想的效果。因为评价主体本身具有自由意志,他们在充当仲裁人时会遇到如下问题:第一,评价者自身的观点会使评议出现偏差。学者往往会更加认同与自己观点一致或相近的观点,并给予较高评价;反之,则给予较低评价。第二,学术同行有趋同的科学思想和研究范式,这有利于评价者达成共识,但却不利于支持创新,甚至会把某些创新观点当作异端邪说。第三,评价者个人的知识结构、学术兴趣、道德心理、人际关系以至工作责任心等主观因素可能影响学术评价,导致评价不准。第四,评价对象的复杂性和评价者知识的有限性使得同行只能是某个专门研究领域的“专家”,并非什么都懂。

正因定性评价有其难以克服的问题,定量评价应运而生。定量评价即评价者对研究成果数量关系方面的评判,通常包括两个方面:其一,被评价者的成果数量,如论文、论著的数量,论文、论著的字数等;其二,学术成果的被引用频次。以被评价者论文、论著的数量或字数及成果被引用的频次等看得见的“客观”指标似乎可以避免定性评价的模糊,尤其是美国信息科学研究所的加菲尔德博士自20世纪70年代提出引文索引,创建一系列的“SCI”、“SSCI”、“A&HCI”数据库以后,定量评价在世界各国就流行开来。中国大陆于2000年在南京大学设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随后研制开发了“CSSCI”数据库,台湾地区也于20世纪90年代筹建设立了TSSCI(台湾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迄今为止,在诸多学术评价的表格上,都会设有类似“成果被引频次”的栏目。

定量评价也有其显而易见的弊端。首先,依据研究成果的数量来判断研究者的成就,这其中的逻辑就是把研究者当成生产流水线的工人,谁出产的产品数量多,谁就是优秀的。但众所周知,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以论文、论著的数量多少来论英雄的做法都是荒唐可笑的。如果按照这种做法,老子以其一篇《道德经》,区区数千字,在今天即便要评上一个讲师恐怕都难。

其次,以论文的被引频次的多少来判断论文的水平也是片面的。第一,其他学者在引用别人的文献时,有正面引用、中性引用和负面引用之分。如果对此不加区别,把正面引用的数据与负面引用的数据绝对值一起计算,那么评价的结果可能就是相反的。第二,通常来说,一份文献是否被引用主要依赖于这份文献对作者的研究是否有帮助,“有帮助”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被引文献的质量。“但引用也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如被引用文献作者的名气;作者与被引者的师生、亲朋等关系;被引文献的可获得性和引用的方便性等等,而这些因素几乎与被引论文的质量没有太大或直接关系。”因此,一篇论文被引频次的多少并不能直接与其价值高低画上等号。有学者通过对获得过诺贝尔奖的13篇高品质论文的引文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高品质论文并不是最高被引论文,但都高于学科平均被引;而最高被引论文的品质不能肯定最优,但一般具有广泛影响。由此可见,简单地以学术成果的被引频次来判断其价值也是不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