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招行 第8期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解读招行 第8期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招行的经营历史、国际化取向以及遇到的种种问题，恰恰勾画出了近年来中国银行业构建现代商业银行的努力与遭际

2002年4月9日，招商银行流通股以定价区间的上限价格全部发行。开盘当日一路飘红，报收于10.5元，较7.3元发行价上涨近50％。对于一个拥有15亿流通股的大盘股，这一表现颇有些出人意料。

继深圳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和民生银行之后，银行上市已不是新鲜的课题。上市的多重目的，诸如充实资本金、处置不良资产等，也渐渐被市场所熟知。然而，招行作为一家1987年成立的新兴股份制银行，既经历过高速扩张带来辉煌，也曾面对高速扩张后涌现出来的大量不良贷款。

中国银行业的内部曲折，因牵涉系统性风险向来秘而不宣。招商银行的上市，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较为彻底地检讨银行改革及其现状的契机。包括招商银行董事长秦晓、行长马蔚华在内的管理层日前分别在深圳和北京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直面风险

1999年3月17日，是招商银行新任行长马蔚华上任的第一天。没想到，迎面而来的是一个“下马威”。

宣布任命的董事会定在这天上午9点30分举行。以马蔚华为首的新一届管理团队在董事会议事厅刚刚落座，就传来了一则举座皆惊的消息：招商银行沈阳分行发生大规模的“挤提”事件，每天3至5亿元人民币的存款被提取，沈阳分行请求总行立即调拨资金。

专业的银行经营者，当然知道“挤提”对于银行来说意味着什么，尤其像招商银行这类中小银行。从当时的负债结构看，招商银行这类商业银行的共性是居民储蓄所占比重很小，90％以上的负债都是企业存款。一般来说，企业出于安全的考虑，对开户银行的资信状况都显得十分敏感，因此，银行对企业客户通常是又爱又恨。爱的是它们单笔存款金额数量巨大、所需业务费用较少且需要支付的利息较低；恨的是它们的稳定性很差，一遇风吹草动，其流失的规模与速度远远超过居民存款。特别是中小银行，由于它们网点稀少，社会渗透力差，对企业客户的依存度过高，因此最怕发生的事就是“挤提”。当然，招商银行的情况没有那么严重，仅仅发生在沈阳这个局部地区而未向全国扩散。但是，如果这种势头不能被迅速制止，蔓延开去的危险难以估量。

招商银行沈阳分行此次“挤兑”，发生在1998年6月海南发展银行刚刚关闭、社会对中小商业银行的信任程度下降之时，招行新老两任行长的交替在市场上被传为人民银行派人前去接管。于是，担心自己存款安全的储户开始大规模地提款。

类似这种传言对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而言，或许无关痛痒。但是，招商银行作为一家股份制银行，更多地要依靠自身的市场信用，因此必须承受市场上任何一点风吹草动。对此，招商银行董事长秦晓后来毫不讳言：“尽管中国法律从来没有承诺国家将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存款提供全额担保，也从未承诺它们不会破产，但在实际操作中，国家的信用明显地偏向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这个问题上，包括招商银行在内的其他金融机构，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面对意外变故，招商银行的管理者们处理得还算冷静。两天之内，17亿元人民币被调往沈阳。马蔚华的心理底线是：“你不是担心提不到款吗，没关系，我把钱摞得高高的等你来提，随时来随时有钱，24小时不间断地营业。而且我们要求业务员要大大方方地，不要紧张。”

最终的结局如人们所预料，挤兑风潮很快烟消云散。但此时马蔚华却第一次感到如履薄冰。他告诉记者，那些天他失眠特别严重，恨不得半夜三更爬起来去询问情况。他说：“这件事对我的刺激非常强烈，无形之中加快了我从一个监管者向一个经营者的角色转换。”

如果说“沈阳挤提事件”只是对抵御市场风险能力的一次有惊无险的提示，那么1999年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下令所有商业银行停办离岸业务，则揭开了招商银行隐埋已久的风险源头。事实上，正是缺乏控制的离岸业务令招行元气大伤，至今隐痛犹存。

总行位于深圳的招商银行濒临港澳，因此“两头在外”（存款客户在境外，贷款对象也在境外）的银行离岸业务成了它在国内首创的业务，同时也是其最具特色的银行服务业务。从1989年6月试办此项业务开始到1997年底，招商银行的离岸业务资产已经占到全行总资产的9.58％。其中，离岸存款占全行存款的13.73％，离岸贷款占全行贷款的17.20％，而离岸结算占全行的34.76％。据说在叫停之前，离岸业务也曾为“招行”提供了丰厚的利润。

表面看来，中央银行的禁令将招商银行骤然推向了危险境地――“停办禁令”使得招行离岸业务的流动性骤然丧失，倘若境外存款客户获知此事并纷纷提取存款，在离岸贷款不可能迅速回收的前提下，招商银行只要一时没有足够的外汇应付支付，就会面临支付危机。

招商银行管理层一方面请求央行对此事先秘而不宣，争取缓冲时间，另一方面迅速筹措外汇资金以备不测。通过紧缩外汇贷款、动员全行上下努力吸收外汇存款、增加同业拆放等紧急措施，招行在最短时间内备足了6亿美元的可周转现金。

事后看来，央行的“禁令”不过是提前引爆了离岸业务长年积聚的内在风险。尽管支付危机没有发生，但在离岸业务停办之后产生的不良贷款，仍然着实让招行上下大吃一惊。截至1999年底，招商银行账面上折合人民币共有83.51亿元的离岸贷款，其中居然有55.85亿元属于不良贷款，不良率高达66.89％。招商银行的不良资产率被推至19.55％的历史高位。

对于突然冒出来的大量不良贷款，招商银行董事长秦晓认为其中有多重因素。其一是缺乏经验，没有选择好贷款对象，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道德风险。尤其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有一部分贷款客户破产或逃跑造成了贷款无法收回；其二则是规模冲动，为了业务扩张而放松了管理，尔后由于受到央行“停办禁令”的影响，一些原本正常的贷款也成了逾期贷款；其三是受到了广东国际信托公司（下称广信）破产的影响。因为招行离岸业务的主要客户是各地政府在香港开设的“窗口”公司，广信关闭后，这些窗口公司几乎都陷入了困境，招行的贷款也因此变为呆坏账。

招商银行当年折合83亿元人民币的离岸贷款，只占当时828亿元贷款总额的10％；但这10％的贷款业务，却增加了全行34％的不良资产，风险控制不严导致的后果一至于斯。按马蔚华的说法：“这实在太不合算了。”迄今，招行凡经此风波的人，每提及仍然耿耿于怀，甚至免不了有些怅然。

不惟如此，三年过去了，今天在招商银行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意向书中，人们依然可以见到这笔不良贷款的影子：在招行10.26％（按五项分类）的不良贷款率中，仍有一半来自当年的离岸业务。

杀鸡取卵式的分红

相对于不良贷款，更令人头痛的是分红问题。从数字上看，招商银行历年带给股东的回报都十分可观，然而细究起来却令人触目惊心。在招行每年分给股东的红利中，居然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尚未收回的利息收入。

政策对于银行收入的认定历来潜伏着不为人知的隐患，对此马蔚华甚至表示：“再这样下去，银行早晚会被分光，而且必死无疑。”

问题出在当时的会计政策上。按规定，银行应收而未收的贷款利息如果逾期两年，才能计入表外，不再作为收入；但未实现的贷款利息如在两年之内则应计入表内，不仅是纳税的基数，而且税后部分也理所当然可以作为利润用于分配。然而倘若超过两年后，这笔贷款利息最终无法收回甚至变成了坏账，银行就会承担两笔损失：其一，对应这笔未实现收入该提而未提的呆账准备金；其二，这笔未实现收入相应的纳税款项。由于不存在收入被分配，所以，被分配的“收入”实际是银行的资产。

对于股东而言，尽管分红是其权益所在，但涸泽而渔也暴露了股份制银行惯有的短视性――夸大利润、进行超前分配的做法让银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也使得国内许多商业银行没有力量对不良资产及时冲销，更难以控制风险。经过努力，招行自1999年起便提前结束了这种杀鸡取卵的行为，并开始检讨与弥补曾经的错误。而相关的会计政策直到今年1月1日才作出调整，即应收利息逾期三个月就必须计入表外。

不难看出，招商银行历史上遇到的种种困惑与危机，既与其自身的经营管理有关，也同样受制于其生存环境。而这一切并不会随着上市而自然转变。中国的新兴股份制银行，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融资之外的用意

从1987年3月17日成立开始，招商银行资本从1亿元涨到42亿元，资产从1亿元增至1500亿元，而相生的不良贷款也随之从零悄然升到了162亿元，贷款不良率站上了19.55％的历史高位。其实这并不奇怪，从中国的历史经验看，当一个银行资产达到1000亿元左右时，最容易发生的冲动就是规模扩张。“以贷定存、以存定贷、吸存有奖”几乎是所有中小银行共同的发展模式，而且结果也都异常地相似――资本充足率急速下降，资产不良率迅猛上升，银行风险越来越大。

一个健康的银行，表现为一系列健康的财务指标。但是，要重新优化这些财务数据又谈何容易？它意味着大笔真金白银的注入，意味着辛苦赚来的利润要去填窟窿，意味着股东必须实实在在地割舍利益，为“招行”过去积累的不良资产买单。买这个单到底需要多少钱？按当时的测算，仅仅把过去12年积累下来的、根本不可能收回的坏账冲销掉就需要人民币30亿元。

1999年8月，马蔚华在上任之后的第一次董事会上，要求将原定20亿元的利润计划削减三成用于坏账冲销。对利弊权衡再三，全体董事接受了新行长的这一建议。1999年当年，8.9亿元的股东权益被坏账冲掉，这个数字相当于招商银行前12年用于冲销坏账金额的总和。三年间，招商银行为冲销坏账总共动用了38亿元人民币的股东权益。

其实，招商银行上市的过程中，股东们付出的代价还体现在贷款拨备上。倘若银行没有贷款拨备，那么冲销贷款坏账则需要直接扣减银行的自有资本，其结果必然降低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众所周知，按“巴塞尔协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底线不过8％，而目前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该项指标均在5％左右，而新兴的股份制银行也不过10％上下，根本经不起对坏账的冲销。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商业银行必须从历年的收入中提取一定的比例，作为冲销坏账的准备金，以防止信贷风险。但是，中国银行业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拨备却实难让人恭维，与其不良资产相比简直微乎其微。

2001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今年1月1日起，在中国银行业全面正式推行贷款五级风险分类管理，同时，也将对商业银行计提取坏账准备金提出新的要求。为此，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指引》，目前该指引还在讨论阶段。据透露，该指引要求商业银行除了计提贷款余额1％作为一般性拨备之外，还要按照五级分类的结果，根据借款人的还款能力，评定每笔贷款可能损失的程度，并逐笔计提相应的专项拨备。计提比率分别为：关注类贷款2％，次级类贷款20％，可疑类贷款50％，损失类贷款100％，其中次级类及可疑类的计提比例，准许银行按自身情况上下浮动20％。这部分准备金可在扣除相关抵押品价值后计提。

尽管新标准尚未执行，但为使自身能有一个更为坚固的安全屏障，招商银行董事会支持管理层的要求：按最高线计提贷款拨备，对正常类和关注类贷款正常级均按2％提取，并且不扣减抵押品价值；对次级、可疑和损失类贷款分别按35％、65％和100％计提。对比国内其它几家上市银行，虽然同样采用国际标准，但目前招行的综合拨备水平在最高之列。此举让招商银行贷款拨备对不良资产的覆盖面达到了47％，即100元的不良资产有47元的准备金。

招商银行的不良贷款呈现出一种区域集中的特点，在马蔚华看来，这反映了分行负责人的道德风险问题。比如广州作为不良贷款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就与用人不当有关。“对银行来说，用人不当是最大的风险，最可怕的风险。出一个大案带来的损失，要远比利润少一点或不良资产多一点严重得多。”马蔚华向记者痛陈，三年来为使广州分行起死回生，招商银行总行先后投入了十几亿元资金。

“与管人相配合的是制度，比制度更重要的是文化。”马蔚华总结道。在他看来，制度总是落后于实践，靠制度控制风险是被动的，只有文化的灌输才能形成一种自觉的风险意识，并成为全行员工的自觉行为。经过一番振作，最近两年招行新增的500亿元贷款中，不良贷款只有8400万元，不良率不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