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一场种予反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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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趋严重的种子危机，北京以自己的方式，不徐不疾地进行着反击
“北京最著名的种子保卫战是哪一次?”
资深种业人员会习惯性地想起同一件事――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际种业巨头孟山都欲收购“农大108”优质高产玉米新品种未遂。虽然开价不菲，孟山都仍然在中国政策壁垒面前撞得头破血流，知难而退。
北京振华投资副总经理王军当年是在中国农业大学念书的热血青年，108研发者许启凤教授有关强大中国种业的报告让他有一种“振兴种业，合我其谁”的使命感。几年之后，进入农业部工作的王军发现，这种优质的粮饲兼用型的“农大108”以其优质、高产、稳产、耐高温、抗病性等优势迅速成为国内玉米家族的新宠。“当初卖给孟山都，就没有今天108的燎原之势。”
“一粒种子能改变一个世界，种子对于农业增产的贡献率超过30％。”多年后王军离开农业部转作PE，期间感受最深的是“生物育种作为一种基础产业，必须有大的风险投资进入，而民营企业为主的中国种业实在是太缺钱了!”
“洋种子”大兵压境
中国农科院作物科研所玉米中心主任张世煌透露的一组数字足以说明为何中国聚集了大量跨国种业公司的分支：中国种业年贸易额约350亿元，占世界(300亿美元)的14％。
孟山都、杜邦先锋、先正达这些体积庞大的跨国巨头蜂拥而至，布局销售渠道、建立研发中心外，它们还纷纷参股本土市场的优势种子企业。据记者了解，甚至连日本本田汽车水稻研究所在内的种子公司，都在试图向我国市场渗透。
于是，2009年末，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综合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赵刚了一份骇人听闻的研究报告：目前已经有70多家外资种子公司进入中国，我国种业正遭遇灭顶之灾。
在相当一部分业内人员看来，此语并非危言耸听。
据公开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境内种子市场实体中，共有持证企业760多家，无证企业8000多家，种子零售商近18万个，其中育繁推一体化，覆盖全国的企业近100家，具有进出口权的种子企业90多家。外商投资种子企业70多家，这些名义上只能占台资公司49％股份的公司却实际上掌握着种子公司的核心资源：技术与专利。
王军表示，专利是很多技术创新驱动型公司的业务模式，尤其是孟山都这样的公司。孟山都在生物技术方面拥有600多项专利，在同行中遥遥领先。它的生命科学研究中心是全球最大的农业生物技术研发中心，每天的研发投入高达350万美元，一项新产品的时间需要10年之久，且投入动辄上亿美元。
这些跨国公司都做好了长期盘踞中国的准备，打一场持久战。继孟山都在2009年在北京成立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之前，先正达已经在北京设立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第二个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种业巨头长驱直入，让国内上万家企业规模普遍较小的种业难以招架。
这种挤压首先表现在蔬菜和花卉种子的失守：目前我国许多蔬菜品种来自国外，价格也贵得惊人。记者在北京种子大会上看到，还有的品种以粒为单位零售。据公开资料显示，国外公司已实际控制我国高端蔬菜种子50％以上的市场份额。据了解，国内主要规模化蔬菜生产基地，特别是出口型蔬菜生产基地，国内种子品种全线失守。
之后是棉花种子的退败和反攻：美国转基因抗虫棉品种曾一度占据国内市场份额80％以上，所幸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抗虫棉在北京首先研制成功，不仅打破了跨国公司的垄断，重新夺回了市场，目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虫棉品种占据了93％的份额，为农民增收250亿元!
最惨烈的当属中国的大豆：当年孟山都用中国的一粒大豆种子研制出转基因大豆，返回中国便开始了对中国大豆的攻陷。转基因大豆重兵压境，让国内的非转基因大豆几乎流于沦陷。记者了解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年进口大豆已达3000万吨，国家对大豆及食用油市场的调控能力也已下降到不足40％!
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眼里，外资垄断中国种子市场后的诸多不良后果已经一一显现：他们大幅提高种子价格，天价种子不断涌现，甚至还出现了“1克种子1克金”的情况。更为糟糕的是，目前外国种子已经从最初的蔬菜、花卉领域迅速扩张至粮油领域，如杜邦先锋旗下的“先玉335'’玉米种子已经完成在东北玉米主产区的扩张布局，目前已经占领吉林省玉米播种总面积的10％，并呈现进一步扩张的趋势。
实力悬殊的较量
“你们准备怎样对待中国的种子企业?”
2008年的一次国际种业博览会上，张士煌这样问当年仍在杜邦先锋任职的刘石，刘石的回答赢得了阵阵掌声。
“先锋不进来，别的外国公司也会进来；外国公司不进来，国内企业从发展的角度也要进行整合。”
公开资料显示：目前世界前10强的种子企业在世界种子贸易额中所占份额达35％，而我国前10强种业企业同期只占全球种子市场销售额的0.8％!
种子由种业公司提供是现代农业发展的趋势。目前在发达国家，农民的种子都是由种业公司提供的，我国近年来也逐渐普及。据记者了解，即便是种植非杂交作物，如小麦，种业公司提供的种子也较农民自留更有品质保障。扣除买种子的成本外，农民还是会有更大的收益。有数据表明，1960年前的1万年的时间里人类总共生产的大约10亿吨的粮食；而1960―2000年的40年间，人类生产了第二个10亿吨粮食，而现代育种技术的发展是粮食产量迅速提高的主要原因。
在这些体积庞大的外资公司眼里，中国的种子市场十分庞大，但国内种业发展还很不成熟。首先，国内种业还处于市场化的初级阶段。记者采访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外国公司管理人员指出，相对于庞大的中国种子市场，这个行业很分散，几乎算不上是产业化，只能说是从国有垄断到市场开放的不断过渡。
的确如此，虽然我国种业这些年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与世界一流的公司相比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记者采访的某种子经销商坦言，很多品类的“洋”比国产种子更受农民欢迎：一是在于它们的质量比较好，比如芽率的国家标准是85％，较杜邦先锋在全球统一采用的95％低了10％。可别小看这不起眼的10％，这能为国家节约大量土地呢，仅玉米种子生产一项，每年就可为国家节约耕地200万亩!二是国内种子公司在技术推广和服务方面尚未普及。杜邦先锋、孟山都、先正达这些公司技术上固然占优势，更重要的在于他们对农民的服务最到位。曾经有农民用了先锋的种子之后，也没觉得有多好，但是人家的服务就是周到，想不买也难了。
其次，产业整合效果不明显，小种子公司越办越多，缺乏真正以产业化为组织形式的龙头企业。而国内
所谓的“龙头企业”多为行政干预和政府扶持的结果，市场竞争力并不突出。据记者了解，目前国内的种子企业多以民营企业为主，几家领头的公司，在种子上的盈利也并不丰厚。比如中国种业领头羊之一的隆平高科，这几年种子主业表现并不好，一直靠地产和其他投资来支撑公司业绩。
上述外资管理人员认为中国种业发展薄弱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中外种子企业研发实力悬殊。
王军也肯定了这一点。在他看来，中国企业的研发能力整体较弱，优势主要集中在个别品种，如农大108、杂交水稻、抗虫棉等。长期以来，国内种业研发一直由400多家公共科研院所担纲，种业公司多是向科研院所购买新品种使用权后进行制种并向市场推广的；而国外主要为企业进行育种研究。这些跨国公司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成果应用为目的，形成了从基因研究、品种培育、试验示范到成果推广的一条龙研发模式，资源配置最优、研发效率最高。
数据很能说明这种悬殊：我国五家A股上市种子龙头公司在2009年研发投入仅4400万元，而孟山都2008年的研发投入就高达9.8亿美元，是这些公司总体的152倍!
“种业作为一个基础产业，研发周期长，风险大，必须耐得住寂寞，这对急功近利的中国产业发展环境来说，的确是一个考验。”记者了解到，早在1996年就进入中国的杜邦先锋在中国市场一直不断投入研发，用了10年时间才实现盈利，没有几家中国企业能有这样的耐心和投入。
虽然种子公司面临这么多的挑战，但种业的发展空间仍然巨大。种子市场规模成长很快，潜在增长空间在1倍以上。我国种业市场的规模已由2000年的250亿元增加到目前的550亿元左右，未来随着种子商品化率的提高，潜在市场总额将达到900亿元。其中玉米、水稻、转基因棉花、蔬菜是我国种子市场主要组成部分，约占市场总量的80％。
在种子新品种开发方面，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副主任刘平提供是数据表明：截至2009年7月31日，农业部口径共受理植物新品种(以农作物种子为主)保护申请5099件，外国农业企业申请只有223件。
“虽然外资巨头对本土种业并未构成重大威胁，但在与外资的交锋中，中国种业的缺陷已经愈发明显。”王军表示。
北京式反攻
刚刚结束的第十八届北京种子大会农作物品种权转让拍卖会上，由菏泽农科院育种的“菏豆15”以500万高价被北京中玉农业有限公司竞拍成交。
会上，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表示，北京市提出打造“种业之都”的目标，启动实施北京种业发展规划，种子大会的举办只是实现首都种业快速发展的探索和实践。
面对日趋严重的种子危机，北京以自己的方式，不徐不疾地进行着反击。当国家提出将生物育种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之际，北京率先在国内提出大力发展种子产业的战略。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生物育种只有集中全国的优势科研力量，按照统一的顶层设计，合理分工、协作攻关，才能用最少的投入、最短的时间取得大的突破。反观我国的生物育种研究，不仅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而且研究力量分散薄弱、各自为战，严重制约了资金、设备的使用效率。
“北京选择的突破正是利用自己的研发优势，建立各种服务平台开始的。”王军表示。
记者从北京农林科研所了解到的资料显示：目前北京已经成为国内种业研发中心和企业聚集中心，这里聚集了种业研发机构80多家，专业育种者1000多人，每年新育成各类作物品种400个左右。北京地区保存的国家级种质资源超过39万份，列世界第二位。生物技术在育种、种子监测等方面已得到广泛应用。
当然，种子企业和投资者最看好的还是北京搭建的各类种业发展服务平台。以DH(双单倍体)工程化育种联合体为例：这个联合体是一个产学研各方联合组建的创新性平台。据记者了解，参加这一联合体的企业有中国种子集团公司、隆平高科、奥瑞金种业、北京德农种业公司等一批国内著名种业企业；中国技术交易所、北京路浩知识产权有限公司等，联合体各方分工明确共同将有推广价值的DH系种子进行科研成果转化，进行产业化。
目前，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已通过协议将经过鉴定筛选出的2300多个优良DH系分发给了金色农华、奥瑞金、登海、德农等企业，由各企业予以广泛测配和组合鉴定，已在北京及全国多个省份多个生态区进行了种植鉴定，开始大量选育高产、优质、多抗、广适、易制种的强优势品种，已经得到了一批市场竞争力强、有重大应用前景苗头的新组合。
据了解，在3―5年内，联合体将创制DH系2万份以上，经鉴定筛选并提供给合作企业有利用价值的DH系6500份以上；选配杂交组合5.2万个以上，获得优秀组合100个以上；审定(或鉴定)新品种20个以上；新品种(新品系)在生产上推广面积300万亩以上。
“种业投入应该是一个中长期的战略投资，周期长，失败概率高，只靠企业很难完成，在目前中国，需要国家长期投入。”王军表示，当年农大108也是花费12年时间，历经多次失败才最终成功。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北京DH平台恰逢其时：长周期的回收，需要有长期战略收益，这种平台很好地将产学研进行结合，辐射、带动效应显著增强。
生物育种这个曾经不受重视的产业，北京已经悄悄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这几年，“北京种子”在品种上已经有体现，在全国有一定的控制力；截至2009年，北京种业企业在全国中资企业中占到11％，2008年占全国十强42.5％；2009年北京种业企业在全国制种田面积约为50万亩；占全国471万亩(杂交玉米334万亩和137万亩水稻)的10％以上。
经过多年的培育，北京种子产业已经形成了四大领域：种植业、养殖业、水产还有林果花卉。2008年北京种子的销售额为47个亿，相当于当年农业总产值的15％，其中种植种业是北京的强项，销售超过27亿，占北京市场份额的57.6％；畜禽种业销售额达到16亿元，占34.2％，水产种业销售额1.25亿元，占2.7％。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种子专家表示，北京的研发力量，不管是研发能力、研发人员还是仪器仪表等都很强，这也是为何跨国公司为何纷纷在北京设立研发中心的缘故所在。
“北京应该站在建设世界城市的高度发展育种，在一些领域，比如肥料，试剂等领域，不妨适度放开，引进全球大的投行、跨国公司”。该专家特别提到，像对孟山都这样的跨国巨头，不要因为它主要研制生产转基因产品，就对它进行限制，北京的机构完全可以和孟山都进行研发上的合作，在共同合作中推动我国育种技术的不断成熟和进步。
“北京应该将研发程序化，这个城市完全有可能成为全球研发的一部分，吸引跨国公司纷纷把研发中心搬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