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精神:儿童文学创作的本质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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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庆江，男，1976年生于湖北随州。现为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广播电视新闻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并偏爱地方文化研究。多篇，主撰和参撰学术著作多部。其中儿童文学研究和新闻歧视现象研究有一定的影响。希望将文学研究与传播学研究结合起来做出一点成绩。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项，主持省级科研项目3项。

在以快乐为旨归的儿童文学创作中，幽默精神是它的本质追求。“幽默实在是儿童的一种天性，一种最富有人类自由意志和最接近人类思维原初特征的活生生的本质精神。”每个孩子都喜欢读那些让人发笑又让人受益的幽默儿童文学作品，作品中充满着的许多生活中存在却常常不被发现的“幽默”，可以让孩子和大人读得津津有味而且回味无穷。“幽默可以说是儿童文学最可爱的天性。这是因为，在儿童的生活和情绪中，本来就充满着游戏的欢乐，幻想的妙趣，可掬的稚态，日日出新、天天向上的智力——这一切，都是儿童文学作家提炼幽默的艺术品的丰饶的天然矿石。以表现儿童的生活、情绪和幻想为内容，以培养和发展儿童的品德、智慧和人生力量为宗旨的儿童文学，喜剧性的幽默作品自不待言，就是最具悲剧意味的儿童文学作品，……其中那种凄苦的幽默况味，也是造成其强烈的艺术效果不可缺少的因素。可见，把幽默视为儿童文学最重要、最普遍也最讨喜的美质，是大致可以成立的。”幽默不光是让读者仅仅是觉得好笑，而是“使人笑过之后，脑子里还会留下一些值得思索、应该记住的东西。也就是说，比起滑稽和逗乐，幽默有更深的意蕴，更多的含义”。我们所认定的幽默应当有两重含义：其一是少年儿童本身所作所为所体现出来的一种幽默，其二是作品本身体现出来的幽默。前者是一种内容表现，后者则是一种精神旨归。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进一步升华。

先前的文学一直奉行“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的观念，因此许多时候是严肃有余活泼不足。50－70年代的儿童文学创作中也有不少能够彰显儿童幽默精神的作品。如前面提及的柯岩的《小红马的遭遇》就是如此。小洪洪将小红马埋到地里被小朋友们指责为“自私的糊涂虫”，但是他却有他的道理：“种子种下能开花。/小树浇水就长大。/我想组织骑兵队，/所以种下小红马。，/让它快快来长大，/让它结出很多马。/咱们一人骑一匹，/给叔叔帮忙去呀！”作品将洪洪对外部世界的观察通过一个小的举动表现出来，让小朋友在忍俊不禁的同时却又会觉得不无道理，正体现出一种真正的幽默精神。《眼镜惹出了什么事情》写“爸爸”还有十分钟就要上班，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眼镜，全家人一片忙乱，最终却发现：“小弟已经睡得很熟，/他的脸上又疑问还有忧愁，/身边堆着那么些本翻开的书，眼镜嘛，就架在那有学问的翘鼻子上头！”原来，弟弟认为爸爸的学问是眼镜给予的。将弟弟天真烂漫的童真展示出来，让读者获得幽默感的同时，对少儿形象也印象深刻。但是像这样的作品在当时因为并没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或者主流建构意识而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新时期以来，很多儿童文学作家和儿童文学理论家都不同程度提出幽默在儿童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其实就文学，我认为乐——快乐之乐是主要的，儿童文学是快乐文学，生命文学，而不是悲怆文学，死亡文学。基于这一观点，我认为当前中国儿童文学比较匮乏的是快乐与幽默，换言之，缺乏幽默化。为什么要寓教于乐，为什么不能释放乐的本能、乐的天性，以乐为目的而不是手段来从事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呢？”1993年和1998年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连续推出了两辑17本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丛书”，可以说将新时期以来的儿童文学的幽默精神提升到极至。在这之后，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进一步推出相应的幽默儿童文学原创作品，到现在已经有50多种，成为该社持续出版时间最长，出版品种最多的原创儿童文学丛书。

儿童文学中的幽默精神往往是通过作品中的幽默成分而形成一种整体的艺术风格。我们看看秦文君的《男生贾里》和《女生贾梅》就可以看出，作者通过贾里和贾梅的所作所为所体现出的幽默进而构造出了整本小说的幽默精神。作品以贾里和贾梅的日记来贯穿作品始终，不光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而且更好地揭示人物心曲。如《男生贾里》第一章的“舞台明星”中开篇就引用了贾里的日记：“我敢下赌注，世上像我这样不走运的男生并不多。假如我没有个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妹妹；假如妹妹不是那种天资平平娇气十足的女孩——退一万步讲，只要她不在我们学校上学，那我就能节约许多脑细胞，或许还能出类拔萃大名鼎鼎；可惜，这都是幻想。为了这个同校同级娇滴滴的妹妹，我被一连串麻烦包围了。很想有朝一日把所有被妹妹牵连的男孩组织起来，成立一个苦恼哥哥协会……”我们在了解贾里真实的想法的同时，立马感觉到幽默的元素蔓延开来。贾里是一个调皮不太听话但是不乏创见，并对当下一些问题有着成人般的思考。这个擅长恶作剧的男孩子，却靠着自己的聪明伶俐获得成人世界的认可。在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全国第三届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的19部作品中，《男生贾里》名列榜首，这无疑体现了大家对它的认可。后来被改编成同名电影，也深受少年儿童和家长的喜爱。《女生贾梅》是《男生贾里》的姊妹篇，相对贾里而言，贾梅就是一个人见人爱的乖乖女。秦文君通过贾里、贾梅一对兄妹展示了少年儿童面临的十分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这种做法在后来的《小丫林晓梅》、《小鬼鲁智胜》中得以延续。甚至可以说，秦文君的贾里贾梅系列对后来的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和广受欢迎的系列电视剧《家有儿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韩辉光、张之路等人的小说也体现出鲜明的幽默性。如韩辉光的《特色学校》通过一个三流中学办文学社最终获得成功的故事体现出现实生活中幽默，同时也对当前的教育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号。短篇小说集《校园喜剧》一方面以其智慧发现校园生活本身所蕴含的喜剧性，强烈打造幽默性，另一方面又洞察校园生活中的不谐音符，以幽默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思考与憧憬。比如《校园插曲》写学校让一个“牛皮”大王当一天的校长，他任职的一天里修改作息时间、组织打鸡队、到教室听课等，而最终的结果是“不少人跑去校长室包围住饶校长，强烈要求让我继续当校长，要饶校长退居二线”。“牛皮”在一天里“为所欲为”，充满了机智与幽默，获得了同学们的强烈认同，而这正折射出当下学校教育存在的种种问题。张之路的《足球大侠》则把握住孙天梦到学校后一系列的举动将学生的神态、动作、衣着、语言、学习等都揭示出来，很有幽默感，同时主人公的一举一动与自己的言说的不一致也造成了作品幽默的效果，有着强烈的整体感，而这正体现了幽默已经成为作家的一种自觉追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梅子涵的《女儿的故事》。在作品开篇有一段题记表达了作者的创作想法：“这是写给所有孩子和家庭的。/如果你会笑起来，/那因为日子本来是这样；/艰难和苦恼，/则是人人没有例外，/我们和孩子是在一起长大。/有笑声和眼泪才是真实的，/不要等到成为绵长的记忆才享受，/一开始，/就已经很精彩。”作品通过对女儿梅思繁的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动进行描写，将少年儿童固有的幽默表现出来，使得儿童的天性得到充分的展示。同时，梅子涵还扩充了幽默的内涵与表现范围，在他看来，“幽默不见得一定是轻松、喜剧的生活的延伸，也可能来自沉重和不幸。”这在作品中得到鲜明体现。同时，这部长篇小说还有一个显著的特色，那就是“反长篇结构”，“不以精心的谋局来组织，而是钟情于生活本身的随意、零碎，只以成长的大主题来统贯它们”。这就体现了幽默其实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关键在于是否发现，如何发现。

童话方面，汤素兰的《笨狼的故事》，一变以往狼在童话中只能扮演反派角色的套路，以33个既独立成篇又贯通一气的小故事刻绘了一只可爱的小笨狼。小笨狼笨得天真，笨得善良，笨得滑稽，笨得逗人喜爱。在一系列悖理反常、不合逻辑、弄巧成拙、好心帮倒忙的情节中，洋溢着幽默的生趣与光彩。试以《笨狼进城》为例。笨狼打出租车吓跑了司机，只好自己开车；因为不懂交通规则闯了红灯，却让交警目瞪口呆；更有意思的是作者用一种狂欢化的语言表现笨狼到最大的百货商店后的情况：“商店里的顾客和营业员从来没有见过一只狼跑来逛商场，顿时乱作一团。试衣间的门被挤破了，柜台底下人堆人。商店经理用一个塑料桶罩住自己的脑袋，以为这样最安全。一个正在给女人买洋娃娃的年轻妈妈，吓得把女儿和洋娃娃弄混了，抱着洋娃娃就跑，反而把宝贝女儿丢下了。”这种幽默得源于作者对生活的细致观察。现实生活中可能发生了如此场景，原本就让人大笑不止，现在作者却将它们安在一只笨狼身上，其幽默性更是不言自明。在“笨狼”这一形象上，附丽着一个热爱生活、勇于探索，但是因为缺乏独立生活能力而常常让自己陷入尴尬的孩子形象。作者着力表现“笨狼”之“笨”，并不是一种嘲讽，处处显现的温情，使得不少尴尬被充分轻喜剧化，这样就会对孩子们起到揽镜自照的作用。可贵的是，《笨狼的故事》虽然是童话，以“笨狼”为表现对象，却并没有忽视“笨狼”的动物性，同时也并没有脱离大森林和动物世界这一具体语境，因此可以视作别具一格的动物小说。

郑春华早先以一部《甜甜的托儿所》而在儿童文学界崭露头角，《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是一部介于童话和生活故事的幼儿文学作品，给人一种明显的轻灵和幽默的感受。她在生活寻找“有意味的东西”，因此并没有按照典型化、理想化的方式来表现生活、描写人物。在她笔下，“大头儿子”不是那种公认的“白白胖胖”可爱儿童形象，而是皮肤微黑，稍胖，皮肤下的肉才是雪白的孩子形象；“小头爸爸”也不是整天忙着工作，回家只会教育孩子的父亲形象，而是整日围着儿子转，对孩子、老婆呵护有加却又不乏精明和聪慧的典型上海男人形象；而“围裙妈妈”则是一个整天忙于家务，对孩子的缺点给予极大宽容和理解，在并不放纵孩子的同时赋予孩子最大的自由。可以说，“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构成了三口之家是中国现代家庭教育的典型缩影，普通而又平凡，却让人随时感受到幽默的流淌，这在于作者能够把强烈的现实性和浓郁的幻想性完美地结合起来。孙幼军早在1961年就出版了长篇童话《小布头奇遇记》，以其幻想性与幽默性影响了几代孩子，展示了自己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的才华。新时期以来，他继续发扬自己幽默的传统，创作了《漏勺号漂流记》、《怪老头儿》等。如《怪老头儿》讲述的是小学生赵新新与一位具有奇幻色彩的“怪老头儿”交往过程中发生的种种趣事。赵新新身上有着善良、纯真、诚实、正直等美好品性，但是同时也是一个柔弱无助常被忽略，并且有着自己苦恼的孩子，作者有意识以赵新新为叙事视角，使得作品与孩子对接更加容易，从而获得少年儿童的强烈认同。作品幽默性的根性在于“怪老头儿”能够主动走进孩子的世界，他是“成人世界排除与孩子们握手言和的亲善使者（也许更像是从成人堡垒叛逃到儿童天地的投诚者）”。对于“怪老头儿”这一童话形象的价值，有文学史家如此评析：“他是从成人世界中推出的一位能理解、关爱并救助孩子的经典代表。郑渊洁笔下的孩子们虽能借助种种宝物与神力，终究还是自己苦苦挣扎于成人世界的压制，要再令人窒息的教育方式及不合理的对待中自救，而怪老头儿则是成人世界的一员，他跨越年龄障碍与心理鸿沟，主动进入孩子的世界，切实地理解并帮助柔弱无助的他们，这是典范、榜样，也是出路，是中国少年儿童身心获得释放的出路，也是成人们靠近儿童心灵、同时解决自身的出路。”

诗歌方面，任溶溶的作品集中体现了幽默精神。他首先在诗歌的创作形式上就力求达到游戏性的特征。任溶溶的很多诗歌的标题就很值得玩味，给孩子们造成鲜明的吸引力。如《这首诗写的是“我”，其实说的是他》、《我牙，牙，牙疼》、《半个童话的历史》、《请你用我请你猜的东西猜一样东西》、《有一个会分身法的人，他是谁？》《我爸爸的爸爸的爸爸，说他一辈子都在看童话》、《大王，大王，大王，大王》、《我的一个大发现：妈妈为什么叫妈妈》等。“诗要引人入胜，开头即要吸引孩子，让孩子跟着你走……，儿童诗最好从题目起就吸引孩子，诗的结尾要有回味。”任溶溶的作品证明他确实是将诗歌的游戏精神贯穿始终的。发表于1962年的《（铅笔历险记）的开场白》在这三方面都做得堪称典型。首先诗题就具有浓厚的童话色彩，颇能抓住读者。在诗的开头作家尽力渲染：“我要讲讲这枝铅笔，/怎样英勇无比，，讲它怎样帮助孩子，/建立各种功绩。//我这童话无比地长，/说长，天下第一，/它整整有一千多章，/本数一百零七。”开头一下子就引起小读者的好奇心，使他们想尽快地知道这枝英勇无比的铅笔怎样建立丰功伟绩，可结果却大大地出人意料：铅笔被小主人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削光了。小读者不免从满心欢喜地急切盼望这枝铅笔的功业一落千丈，并深深地为被削光的铅笔感到惋惜。情节的剧烈变化，造成情感上的起伏不平，诗的结尾也意味深长：“上面不过是开场白，/故事还没开头，/可我还能讲什么呢？/铅笔已经没有！//……，/可这童话没能讲成，/结果就是如此：恍剩下了这开场白，/实在抱歉之至！”没有一点说教意味，但小读者却能带着游戏的遗憾的心情思索体味，在惋惜中克服浪费习性。这种做法在新时期得到更好的张扬。《我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人》中，“我”要和爸爸妈妈去普陀山玩，结果他们不同意，理由是“你还太小！”而等爸爸妈妈要出门的时候，却被叮嘱：“你都已经很大很大，在家应该帮助姥姥！”最后我得出结论：“我这个人忽然可以很大，/忽然可以非常之小。”这种双重视角将孩子的幽默揭示得童趣盎然。

进行儿童寓言诗创作的刘征、杨啸、高洪波等人作品里也有着鲜明的幽默精神。一般意义上讲，寓言文学就是通过一些生活故事或者童话、民间传说等提升出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来。高洪波的《懒的辩护》、杨啸的《蜗牛的奖杯》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如《懒的辩护》中，妈妈说“我”手懒，爸爸说“我”心懒，但是“我”却为自己辩护说：“懒，是一切发明之源。/为了当名发明家，/我才故意这般懒！”《鹅、鹅、鹅……》通过幽默的话语直指当下的幼儿教育存在的问题，却又达到振聋发聩的效果，兹录于此：“最近，妈妈总该捉住我，/逼我背一首古怪的儿歌：/‘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听说这是一位古代的神童，/七岁时写下的‘大作’。/可我却背得结结巴巴，/气得妈妈说我‘笨脑壳’。//我只好背得滚瓜烂熟，/妈妈显得特别快活。/从此，每当家里来了客人，/我都要牵出这只倒霉的‘鹅’。//听到了一声声的夸奖，妈妈就奖我美味的糖果。/好像这是我写的诗篇，/其实，我从来没有见过白鹅。//我家小小的阳台上，/连只小鸟都不曾飞落。/更别说从那‘曲项’里/向天唱出的美妙的歌？！//真的，我不愿当什么‘神童’，便不想靠‘白鹅’啄来糖果。/如果妈妈带我去趟动物园，/那才是我最大的快乐！”

可以说，幽默精神在文体上包括了小说、诗歌、童话等各种样式，涵盖了幼儿、童年、少年等三个年龄段的文学。作家们将幽默精神插满了儿童文学的各个阵地，成为新时期儿童文学创作形态的重要表征。需要说明的是，儿童文学中的幽默精神同游戏精神之间是有联系和区别的。从总体上讲，幽默精神和游戏精神都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欢乐的氛围，在促成少年儿童的天性发展上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但是幽默注重的是一种轻喜剧的艺术效果，而游戏则给人一种很强的力度感，如同热闹派童话所提供的一样。

中国儿童文学中的幽默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方卫平曾对现代儿童文学幽默的发展轨迹和总体特征进行归纳分析，他认为大致体现为三个特点：“第一，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幽默主要是受民间幽默文化影响比较大，比较缺乏作家个人幽默的创造。……第二，现代儿童文学幽默艺术构成因素，主要是借助了机智和智慧，借助了一种理性的因素，比较缺乏想像、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第三，中国现代幽默儿童文学，特别是进入三四十年代以后，它和一种讽刺艺术相结合，构成一种很尖锐很辛辣的讽刺性的幽默。”这使得我国儿童文学中的幽默元素发展较为滞后，或者说距离真正幽默的本质尚有不少距离，出现这种状况，其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中国文化中那种功利主义的思想和教训主义的思想在作祟”。

“教训主义是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路途上的最大拦路虎，而幽默则是对教训的最有效、最根本的消解。”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在幽默的艺术色彩、风格、手段等等方面都渐趋多样化了，表现出作家的创造个性。”但是，客观地讲，当下儿童文学界不少作家对幽默的理解还处于相对比较浅的层次，甚至还有人讲滑稽、搞笑等同幽默等同起来，这无疑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幽默的品格。“真正的幽默是来自故事的，来自性格和行为，是人物语言中一定会出现的，而不是叙述人在那里扮酷扮傻”，“更多的是需要有深厚素养的读者去感受的。”而对作家来说，幽默更应当是“一种信念，一种存在方式”，从这个层面上讲，作家们还需要在幽默的内涵上进一步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