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街头的“西瓜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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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邀请我去东京大学进行为期14个月的学术研究。这是我第二次在这个繁华城市作长期停留。第一次是在我国驻日使馆工作了5年。

两次旅居任务不同，日常生活条件也很不一样。上一次食宿交通等一切琐事都由使馆后勤部门统一照料，自己可以把全副精力集中在本职工作上；而这一次除完成研究课题外，还必需花费大量时间，去办理手续、租借住所、排队挤车、采购食物和招待客人。后一种生活方式虽然不便一点，但却有机会更多地接触到日本各行各业的平民百姓，了解许多新鲜知识。

记得那是8月盛夏的一天下午，骄阳如火，我去离住所不远的水果铺买西瓜。这是一家东京街头常见的“夫妻老婆店”，门面窄，进深浅，看上去店堂面积还不到20平方米，但货品陈列拥挤而不杂乱，给人一种整洁、清爽的印象。店里只有一对六十开外的老人忙里忙外，接客应酬。我和妻子常去光顾，所以店主人也知道我们的国籍、职业和住处，我拣起一只“大路货”，正打算按标价支付300日元(约合人民币3元)时，男主人主动打招呼说：“这几天西瓜大量上市，价格下跌，多买一些还可以打折优待。”说着就朝路旁每箱四只瓜的纸箱堆上一指，　“买一箱吧，只收1000元，保证你夫人也会满意的。”

我连忙解释：　“谢谢。我妻子随国内来访的代表团去北海道旅行了，买多了吃不完。”

就在他热心推销、我婉言谢绝的时候，他脱口而出的一句话，竞伤害了我的民族自尊心。他笑嘻嘻地说：“你们中国人不是专挑便宜货的吗?”

他并非单指张三李四，而是泛指我们中国人!我像是无意中挨了一棒，顿时无名火起，心里盘算一定要逼他当场收回这句话才罢休。但转念一想，他同我素无冤仇，作为商人，更没有必要故意得罪我这个老顾客。而如果他真对中国抱有偏见，也不是训斥一通就能解决问题的。于是便把话题一转：　“请问东京市场上顶级瓜多少钱一只?”“3000到3500之间吧。不过我店里从未进过这种货，进了也卖不出去。”他毫无察觉觉地回答。

“喔，那就麻烦你设法替我买一箱吧。”我知道日本一般这类商店都提供这种代购服务，条件是顾客要支付相应费用。说完就随手递过去1.4万日元。

大概因为我的表情和口气都不大自然，更由于我的这个举动不大符合“常规”，这时他才意识到刚才那句话出了毛病，便一再表示歉意，说他对中国人丝毫没有恶意……

我继续说下去：　“前几天东京各大报和电视台都曾报道过，西武百货公司为了庆贺它所属的棒球队在全国联赛中获胜，接连三天大拍卖，最多一天顾客超过12万人，前拥后挤，一片混乱，以至新闻媒体都反复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以免发生意外。而据我所知，东京都内从大陆和台湾省来的中国人，加上华侨，总共也不过万把人。即使那天他们统一行动，全去抢购便宜货，也不足十分之一啊!可见绝大多数还不是你们日本人么。普天之下谁都希望买到价廉物美的商品，这有什么值得被人贬低、嘲笑的呢?同样是人之常情，为什么你们日本可以若无其事，而我们中国人却要遭到嘲笑呢?”

他边听边点头边哈腰，并反复请我不要介意。我见已经达到目的；就笑着告辞了。

出乎意料的是，就在当天晚上，这位老人竞拎着两只顶级瓜，到我住所“赔罪”来了。我十分过意不去，把他请进房内，并说：　“您的心意我领受了，但决不能收您的西瓜，要么请您带回去，要么我按市价付钱。”他诚恳地表示：“好坏另作别论，我们日本人都有一个习惯，就是不能空手串门，父母子女之间相互走访也不例外……”我看他情真意切，不便再推让，就顺手取出一瓶茅台酒作为回礼，请他带回去尝尝我们中国的第一名酒。

就这样，我和他交上了朋友。他常开玩笑说，我们两人是“西瓜之交”。一次，在谈及他讲的那句话时，他坦率地告诉我：据他观察，这几年，随着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日本人对中国的感情越来越深了，尤其是像他这样年岁的人，青少年时代受到过中国文化的熏陶，成年后又大都程度不同地受骗上当，做过一些对不起中国的事情。因而对中国怀有一种难以形容的“亲近感”和“赎罪感”，总觉得应该做点什么，来报答中国的恩情和弥补以往的过失。但是也有少数人，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日本可耻的过去，只觉得今天日本有钱了，可以翘尾巴了，瞧不起中国和其他一些比较贫穷的国家。细想起来，自己那样恶语伤人，也是受了这种不健康情绪的影响，实在叫人无地自容。

面对这样一位推心置腹、心地善良的长者，我再说任何话语都是多余的了。我只真诚地告诉他：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今天确实比较穷，来日本学习、工作的中国人的生活，也不富裕，一些留学生、打工者真是靠买便宜货艰难度日的。不过请您相信，我们中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民勤奋，又从正反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还得到日本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同情与支持，因此，中国的复兴是指日可待的。将来有机会，欢迎您亲眼去看看，届时我全程陪您。”

我回国前夕，他提早歇业，让老伴在家里做了几道好菜为我饯行。可能过于兴奋，多喝了几杯清酒，他显得特别健谈，还不无感慨地介绍了自己的身世：1950年，他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后，即进了一家知名大企业。几年后正赶上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那些日子，企业面貌日新月异，利润连续成倍增长，自己也忙得不可开交，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到深夜，不但几次推迟了婚期，而且一过四十就感到精疲力竭。无奈之下，不得不提前办了退休手续。为了维持生计，才用退休金开了水果铺，也就是从一个令人羡慕的“白领”，一下子“沦落”为微不足道的小商贩……

我感谢他的坦诚，并告诉他：“我在东京大学有研究室，离经济学部不到100米，还去那里昕过好几次专家特别讲座，可见我是您货真价实的晚辈。更有意思的是，我的研究课题正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面面观。看来，您虽是那十几年日本经济的一个有功之臣，却一点也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社会对您很不公平呀!”

他边听边点头，说我这几句话击中了问题的要害，但他自己早已把那些不愉快的往事放在脑后了。

告别时，我问他：“我打算将这一段‘西瓜之交’的故事写成文章、并在中国报刊上发表。你看如何?”他表示同意，只反复强调，为了避免出丑，希望文章里不要把他的姓名和店名公诸于众，尤其不要介绍记者朋友去打扰他，因为他早已习惯于这种相对清贫、却十分宁静的生活了。

回国后，我在《人民日报》上曾发表过一篇短文(被一家日本报纸译成日文转载)。为了信守承诺，文中没有公开他的姓名和店名，甚至没有提及他的身世。

此后我每次访日，都抽空去看望他。人、物依旧，他和他的小店，几乎看不见任何变化。1997年底，我再次去探访时，店铺关门了，人不见了。经向隔壁人家打听，得知他因年老多病，不久前卖掉店铺，带着老伴回农村老家了。

说来也怪，尽管这十几年素无来往，但我会不时想起他的音容笑貌，想起那段“西瓜之交”。而现在我能做的就是默默遥祝他们夫妇安康、长寿、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