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民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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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最后一天，吴淑芝像往常一样，一早来到办公室，开始了这天的工作。她工作的处所位于北京香山脚下，是一家为听力障碍儿童提供康复服务的民办非营利机构，业内与其有着相同属性的社会组织习惯戏谑地称呼自己为“草根NGO”。

这天也是孩子们放寒假的第一天，只有几位老师留守在这里处理日常工作，康复中心显得有些冷清。在安静的会客室，吴淑芝讲起了草根莎利文。

缺钱又缺人

长期受限于“双重管理”体制制约，草根NGO的准入门槛一直很高，只有少量能够获得合法身份，而被挡在门外的大部分社会组织，有些转投工商注册，有些则是常年游走于灰色地带。相比之下，吴淑芝算是幸运的，在2006年莎利文康复中心即成功注册为北京市海淀区首家为残疾人提供服务的民非，不过当年此事也因为难以决断，被上报到区政府办公会议讨论而一度引起轰动，这段插曲亦从侧面反映出在我国申办社会组织的不易。

拥有了合法的身份并不表示今后的发展可以一帆风顺，和其他民非不同的是，为残疾人提供专业服务的社会组织，在软硬件的要求上更加严苛，除了环境与设备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外，看护人员也需要具备专业背景，满足这两项条件，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吴淑芝回忆，中心成立不久，接收的孩子就实现了满员，说明社会在这方面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但是在前三年的运行中，因为缺乏募集资金的渠道，莎利文的核心员工不仅几乎拿不到薪水，个人贴钱办慈善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初创期挣扎的痛苦，大概是所有民非的共同记忆。这是来自“科学松鼠会”创始人嵇晓华的心声。松鼠会是一家致力于在大众文化层面传播科学的非营利机构，成立于2008年4月，从那时开始的近三年时间一直以“黑户”身份游走于公益领域，期间在试图申请注册民非时处处碰壁，直到2011年初才终于拿到了“身份证”，究其原因，不外乎前文所说的门槛难过。

其实这道门槛无论跨不跨得过，对于草根民非来说，日子都不好过。“难处主要在于缺钱缺人，通常没有经济来源，大都依靠政府和基金会的支持，但是这种支持并非连续性，到了每年年初我们就开始盘算着收入要从哪里来，这是很令人头痛的问题。另外因为缺钱，就可能没有办法招到合适的人，而且民非的身份对于机构人员来说，在职业前景上也不是特别明朗。但是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一两年或许还可以，时间长了一定是不行的。”嵇晓华说。

经营在情理中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指出，经济运作是我国很多民非组织普遍面对的问题，原因在于欠缺经营理念。

说到经营，不少民众一直深陷这样的误区，认为任何经营活动对于社会组织来说都是不正当行为。其实不然，以莎利文和松鼠会为例，莎利文如今在北京地区的两个基地每年只是缴纳房租一项花费就在40万元以上，再加上日常开销，单靠学生每月学费不足以平衡其收支。而科学松鼠会则还需缴纳一定比例营业税，这对资金来源本就有限的民非组织无疑又是雪上加霜的一笔开支。

如果生存尚且困难，发展就更加无从说起。于是科学松鼠会探索了企业与公益两条腿并行的模式。在科学松鼠会之后，嵇晓华创办了以商业化传媒运作方式向公众传播科技内容的果壳网。2010年4月，他对已有组织结构进行了调整，将包括科学松鼠会在内的科普项目群包含在非盈利机构哈赛科技传播中心范畴内，同时成立包括果壳网在内的“果壳传媒”。嵇晓华搭建出公益和商业两个框架，是为了保持最初公益理想的纯洁度和专业性，也希望果壳传媒赚到钱后能反哺包括科学松鼠会在内的民非组织。在我国，带领民非走出这种发展模式的，嵇晓华是第一人。不过他强调，果壳传媒对哈赛的支持也是有限的。现在松鼠会的收入主要依靠项目获得企业和基金会的支持，但是如果资金来源能够更加多元，对于机构来说也更加稳固。至于政府的支持，嵇晓华坦言，在机构中所占比重不到10%。

怎样保持社会组织的生命力，这其中体现的是经营的智慧。在这方面莎利文和松鼠会选择了不同的发展路径。与科学松鼠会相比，莎利文得到更多来自政府的帮助，不仅实现了免税，还得到了开具减免税凭证的资格，这意味着不仅减轻了机构运行的经济压力，也将有机会获得更多社会捐助。此外，在海淀区社会组织评级中，莎利文也因为表现优秀得到了奖励资金。通过与吴淑芝的交谈，记者察觉她十分重视与政府的沟通，及时让政府获悉自己的作为及诉求，而从莎利文如今握到手里的实惠来看，这种沟通是十分必要的。

以上两家民非的经验表明，经营对于民非组织来说不可或缺，评判其合理性的标杆在于，经营活动均不以盈利为目的，结余全部用于事业发展。

政策温情化

无论经营状况好与坏，记者接触到的几位民非机构负责人均坦言，草根NGO所从事的是件艰难的工作，有时候，只有几个人在撑着一番事业，得到的经济回报很少，承受的各方压力却很大，言辞间流露出的是对得到更多政府扶持的期待。

2010年北京市政府首次推行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这一年某民非组织的一个申请项目名列其中，事后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他感到十分幸运，之所以强调“幸运”一词，是因为他看到了长长的申请名单，以及名额十分有限的入选数目。高兴之余，他开始忐忑，来年是否还能如此幸运。他想，如果政府购买的幅度能够根据地区容纳的社会组织的数量设定，结果可能会更加科学。提出这种建议的依据在于，他了解自己熟悉的公益领域已经出现组织间生存层面的恶性竞争，那么不难预测在政府购买领域出现类似的争夺只是时间问题。

此外，有机构负责人反映，政府对于运作优良的社会组织会提供一定的奖励资金，然而这笔资金如何使用，却不是拿奖人自己能够说了算的。为规范资金走向，政府提前预置了条框限制，然而这也导致了好钢用不在刀刃上。相关人士认为，在关照社会组织发展的同时，政府还是需要多撒播些温情，贴近了解社会组织的真正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