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享乐主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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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时尚已成为现代性的标志性符号。享乐主义者沉溺时尚而不能自拔，纵容自我、及时行乐的态度和行为，导致生活品位与生存方式畸形化，加剧了主体自身的矛盾。追随流行时尚并非新的生活理想，而是理想和信仰迷失的现代表征。时尚潮流的反复冲刷致使个体道德成为盲从的牺牲品。人格尊严和道德完整性遭遇侵蚀。深刻反思时尚生活的利弊，正视时尚价值的相对性和有限性。自觉超越时尚享乐主义，回归人性、拥有自我，这是生命形而上的基本诉求，也是创造新生活理想的必要前提。
【关键词】时尚潮流；享乐主义；生活理想；道德批判
【作者简介】程立涛，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博士，河北石家庄050024
【中图分类号】B8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3-0006-05
一、现代性与时尚享乐主义
如果说现代性可以被描述为与现实相联系的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话，那么，在20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没有什么能比变幻莫测的时尚更契合现代性的特质。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开始认同时尚。追随时尚流变的步伐并享受时尚的乐趣。在现代时尚潮流的引领下，公众无论是穿衣打扮、家居摆设还是阅读休闲，无不打上了鲜明的时尚烙印。时尚已无可争议地主宰了部分现代人的生活，并凸显为现代性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绝对地时尚即是绝对地现代。时尚乃是作为体验呈现于日常生活中的现代性。一些人对时尚潮流的追逐和享受，不过是基于对生活品质和自身形象的看重，力图从短暂的时尚体验中抽取出永恒，以获得完整的意义或价值寄托。由时尚碎片连缀而成的现代性洪流，表现为个性生活体验与感求的膨胀，由此推动了时尚享乐主义的滋生与蔓延。
时尚享乐主义指一些时尚潮流的坚定追随者，由于某种内在冲动的支配或受到媒体广告的诱惑，沉浸于时尚所带来的刺激和愉悦之中不能自拔。他们看重生活的趣味和格调，满足于世俗的消遣和娱乐，以拥有或消费更多的时尚奢侈品为荣，自我炫耀、自我标榜。在这些人看来，时尚乃是现代生活中最具活力的元素，社会流行的前卫风尚和行为方式。为此，必须无可置疑地赞美时尚、追随时尚潮流的风向标，积极投身于时尚生活的享乐之中。时下，时尚已被视为快乐生活的价值源泉，值得人们信赖的感性经验和生活方式。西美尔曾把痴迷时尚的享乐者称为“时尚癖”。现代时尚的本质是变化着的欲望。一些人追随时尚主要是为了获得内在体验和独特感受。然而，个人一旦陷入时尚潮流的漩涡之中，就很容易被虚幻的想象和潜在的虚荣心所征服，丧失清醒的判断和自由自主的选择能力。
享受时尚之于现代生活的意义，可以通过现代性体验及其悖论得到确证。按照马歇尔·伯曼的理解，现代性是一种情绪体验。尽管这种观点常常遭遇思想家的批评，被指责为对现代性的理解过于狭隘而且片面。然而，就其对时尚与现代性之关联的深刻洞察，把现代性视为个人的独特体验却是恰如其分的。现代性为大众社会承诺了快乐和幸福的美好远景，它在推进物质财富日益积累、公民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和民利趋于增强的过程中，使得能够享受时尚乐趣的人越来越多，即“时尚已经日渐民主化”（史文德森）。现代性不仅呼唤新时尚的到来，而且通过创造新的时尚，在社会表层——通过个人感受和体验——指认自己所承诺的理想目标。现代时尚以其变幻莫测的风格而引发大众追随的热情，并使部分人为此而近乎痴迷，以至于不顾及自己的收入和支付能力，争当现代社会的“时尚弄潮儿”。当个人被时尚所固有的“魔力”征服时，就会转变为坚定的时尚享乐主义者。
一般而言，时尚潮流的追随者大都是唯美主义者。在他们看来，“时尚”即意味着某种“美”。个人对时尚物品的热衷，也主要是由自己的审美愉悦所驱动。然而史文德森的研究却发现，如果说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尚主要是“求美”，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尚则转换为“求新”。对现代人而言，“新的”即所谓“美的”。因此必须绝对地“新”，流行时尚必须是最前卫的（最新的）潮流。在这里，“新”具有某种不证自明的合理性。“时尚中的美所追寻的不是某种永恒的抽象，也不是任何功能性，而在于完完全全的暂时性。”在时尚的舞台上，人们常使用“时装秀（show）”表达对最新时装潮流的确证，“时装秀”其实就是“时尚秀”。现代时尚所呈现的多变和求新，也正是现代性的内在逻辑所欲求的目标。不过，由于缺乏自我超越的层面，时尚在变化中也常常会迷失自身，而不知其所谓何为。所以从哲学本体论角度看，“时尚从来也不是（is），它总是处于成为（beeoming）的状态。”即，“在变化中”永远是时尚的绝对状态。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曾说，时尚是由于人们对富人或大人物的钦佩，刻意模仿其言谈举止而形成的。按照这种说法，时尚无疑蕴含着某种文明的诉求。当代时尚的无尽变幻，既投射出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又意味着个人欲求满足方式的多样化。毕竟，“面对时尚之物的沉迷是一种掺合着赞同与羡慕的惬意感。”大众对时尚潮流的无尽追求，不断延伸着自己对现代生活意义的理解。无论是作为特殊的心理需要，还是重要的社会现象。沉迷于时尚都意味着人类精神的某种倾向性。人们可以透过时尚潮流及其追随者，深刻洞察现代性的喜与忧、成与败、进与退。所以，新时尚之能够成为现代性的标志性符号，必然有其自身的价值合理性。伴随经济和文化全球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发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时尚潮流逐渐为非西方国家所认同，并成为人们热衷于仿效的生活模式。时尚享乐主义也藉此超越民族和国家界限。向全世界辐射它的能量。
时尚既然成为一些人的不懈追求，也就必然联结着他们的生活品味，关涉到个人的生活格调和生活方式。当时尚生存样态凝聚为某种潮流，即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生活方式时，人们才有可能真正反思并理解时尚的意义。“时尚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出现，与现代性有一个相同的主要特征：与传统的割断以及不断逐‘新’的努力。”它隐含着现代性的某种内在悖论：人们在改变生活意愿的驱使下，不经意间摧毁了传统的价值系统，丧失了对人类而言更为珍贵的东西。现代时尚在把人变成享乐主体的同时，也把他们变成了被享乐的对象。因此，必须在变幻莫测的时尚潮流中，在媒体诱惑所引发的集体亢奋前面，保留一份必要的清醒和足够的警惕。无论对个人而言如何重要，时尚的价值只能是相对有限的。正确对待时尚潮流的变迁，或者亲身参与时尚流变的过程，绝不能放弃人格和自我的存在，走向孤独的“时尚癖”。
二、时尚享乐主义与现代生活理想
在《享乐主义手册》中，纽约风格时尚大师迈克尔·弗洛克发出呼吁，面对“充斥了通明的灯火、媒体的操控、全球性流言蜚语、让人绝望的竞争”的残酷现实，让我们大张旗鼓地宣扬享乐主义吧，要把“及时行乐”、“人生得意须尽欢”、“人生只有一次”等作为现代生活的基本信条。要学会纵容自己，尽情地满足感官的物求，努力享受日常生活的乐趣。弗洛克对感性享乐哲学所做的辩护，代表了当代西方享乐主义者的共同主张。基于对西方社会现代性的切身体验和深刻理解，他们普遍认为，惟有通过追逐时尚的生活方式，满足于个人情感的需要和特殊趣味，成为某种“时尚自我”、“时尚达人”，才能够得到他人的认可和尊重，确立起自身应有的人格尊严，唤起世人对自己的关注和敬仰。也有人认为，在时尚世界中随波逐流。沉浸于时尚所制造的奢侈和种种幻象，能够享有前所未有的心灵自由，获得个体生命的多样性体验。总之，现代时尚本身乃是自足的社会存在，不必为此提供更多价值合理性的证据。
无可否认，时尚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之所以能得到大众社会的普遍欢迎，必然有其复杂的依据和理由。它或者与人们对当下社会压力的体验有关，或者与生活理想的某种缺失和价值虚无处境相连。个人必须从现代性的沉重压力下解脱出来，学会自我放松以调节受压抑的身心，这种自由无疑是必要而迫切的。恰如弗洛克所说，“如果你一天天放松下来，让步于美好、愉悦和自我放纵，你所能得到的不仅仅是每天的快乐，而且压力过分时，行将崩溃和爆发的可能性也小了许多。沉浸于时尚王国的心灵是自由的，较少受到外在制度的刚性束缚，能够给现代人以暂时喘息的机会。在20世纪20年代的欧美国家，常常可以听到来自他人的忠告：“只要你年轻、有活力和享受的能力，就不要再等待，及时行乐是生活的宗旨。”然而，解脱压力未必就要趋向享乐主义，况且。及时行乐既不是确立自我的基本条件，也非自我实现的必要环节。这里包含着对因果关系的简单化和严重误用。
追逐时尚确实蕴含着某种个性诉求，这种诉求与现代生活风格息息相关。与循规蹈矩的传统社会不同，现代人更富于浪漫主义情趣。科林，坎贝尔曾说，传统的享乐主义往往沉溺于感官愉悦，而现代享乐主义则“生活在想象中并且为了想象而生活”，沉浸于浪漫的时尚王国里，去奋力把捉那虚无缥缈的多彩梦境，能够满足人们无限延伸的想象力。“浪漫主义者永无止息地寻求情感刺激的欲望，和后现代消费者寻求梦想中的物品，（梦中的汽车、梦中的假日、等等）的欲望，二者之间有着一种关联。”以某种新的生活理想的名义，满怀热情地接纳和拥抱时尚，无非是为了满足个体内在冲动的需要。哈罗达·柯达（Harold Koda）说过：“时尚是一种人类冲动的证据，这种冲动渴望让身体逼近那难以捉摸而短暂的理想。”在时尚潮流中，不可或缺的资本是追求浪漫的想象力，然而在消费社会中，想象力却转化成了商品。
享乐果真是现代人的生活理想吗？拟或如马歇尔·伯曼所言，现代人为自己创造了通往生活“新理想”的道路？如果把时尚作为新生活的理想，那么，这种理想也只能是肤浅的代名词。理想的本质在于其确定性和崇高性。理想必须超越现实、规约现实、引领现实，而非不顾一切地拥抱现实。时尚的特质决定它不可能符合理想的要求，也不能使自身转化为某种理想。时尚无法取代人类生活理想，也无法支撑现代人的生活。相反，沉迷于时尚享乐恰恰证明崇高理想和信仰的缺失。人们可以把时尚作为生活的“调味品”，即作为枯燥乏味的机械性重复的有益补充，但它决不能占据日常生活的中心位置。即使有人把时尚视为个人自由的某种形式，也不过是一种消极被动的自由。例如就作为“时尚癖”的身体而言，无论是以“”，为美，还是以“骨感”为荣，本质上都摆脱不了消费逻辑的支配。如果一味屈从于时尚潮流的低俗趣味，也就必然会陷入其背后商业逻辑的操控。
转瞬即逝的时尚不能成为理想的价值源泉。在社会时尚面前，作为主体的人如果不做任何抵抗，仅仅去追随和拥抱时尚，就会出现“客体性精神压倒主体性精神”（西美尔）的状态。西美尔曾深刻洞察此种状态的存在，并警醒世人时尚存在的悖论：一方面人们要追求个性和特立独行，这是时尚享乐者的愿望；另一方面，时尚代表某种潮流或趋势，个人必须融入潮流、顺应潮流的发展要求，才能成为某种“潮人”。而当大众都去追随潮流的时候，时尚潮流也就宣告死亡了。因此，现代时尚缺乏足够的人情味，其内在精神是空虚而肤浅的。它加剧了主体自身的内在矛盾，结果是“时尚越普及，我们就变得越肤浅。”（史文得森）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时尚包含着某种自我嘲弄、自我轻贱的意味，因为在时尚中人格和尊严被排斥在外了。所以把享受时尚乐趣当作自己的理想，不过是生活理想迷失的表现，而决非崭新的理想类型。
理智告诉我们，时尚不过是现代生活的视觉符号。享受时尚绝不能沉湎其中而不能自拔，更不能崇尚奢侈浪费的炫耀性生活。要警惕时尚流变所导致的欲望泛滥、无节制的欲望对心灵世界的腐蚀以及自由意志被滥用的危险。要知道“凡是可以削弱和贬低心灵的东西，都足以破坏心灵处理从最小到最大的一切事情的能力，使它大小事情都做不成。”现代人必须明确，“我们面对着与传统社会迥异的新社会，只有充分发展自身的潜能，才有希望将生活不断更新，成为新社会的主人，而不至被它埋葬。”惟有用美好的信仰占据心灵世界，才能抵御时尚对人格的侵蚀。净化心灵空间，才能确立高尚的理想和精神追求，这是我们在新社会得以立足的基石。超越时尚享乐主义的束缚，解放自我，回归人性，乃是人类生命的形而上诉求，也是重建现代生活理想的必要前提。
三、时尚享乐主义之道德批判
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扮演某种道德角色，这种角色以及自我对角色的理解，随个体心理及外在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如前所述，时尚对个人生活的深层介入，最初是以审美方式出现的，即大众崇尚某种时尚，主要是为了获得某种审美愉悦。以及提升自己的生活品味或生活格调。对此，他人似乎无权干涉，也无法诉诸是非、善恶等价值标准进行评判。然而，从接触流行时尚开始，到认同时尚并成为其坚定的追随者，个人必须克服内心深处的道德约束。以及来自社会舆论的诸多道德压力。例如，当个人追随身体（裸模、美臀等）的时尚，或着装打扮个性十足、完全另类的“感性解放”等，最初必然会遭遇个人内在羞耻心的评判，以及来自他人的异样目光的审视和监督。即个人接纳和拥抱时尚过程的态度和行为，首先要遭遇自我道德心理的挑战。
个人对自身行为所做的道德判断，始终是发自个体的内心深处，并且是独立做出的选择。此时，需要“慎独”或“自律”的要求，即涉及到个体道德自觉的发挥。即使是外在的道德规约，也必须转化为个体道德认同，经过内化之后并借助良知发挥作用。因为“道德规则之指导行为，一般不是像某个权威人士命令那样。并且，我们一般也不只是受到推动去确保规则不要被违背。”当“时尚癖”的选择与道德发生背离时，个人就会面临内心的纠结和行为抉择的痛苦。此时，诉诸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即审视时尚追随者的人数多少，就成为进行决断的必要前提。由于“时尚的本质在于，群体中只有一部分人领导时尚，整个群体不过跟风而已。”当个人意识到某种时尚已演化为“普遍性”的潮流，即崇尚时尚的人数足够多的时候，个人便要求自己放弃种种道德约束，接受时尚的安排与支配。在从众心理的驱动下，“时尚癖”突破了自我的道德心理防线。
不仅如此，当时尚享乐的情绪充溢人心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把自己的生活元素诸如快乐、幸福、美好等名词，与是否追随时尚潮流紧密联系起来，以为充分占有和享受时尚的生活，才是真正快乐和幸福的生活。或者说，追随时尚的生活是他们与社会实现“同步”的基本方式。个人借助心理作用或自我暗示。逐渐强化时尚与个人幸福的关联度，不断放大时尚的价值指数，以弱化和抵消自己对道德压力的敏感度。同时。现代社会所特有的道德宽容。在某种意义上也纵容了“时尚癖”对道德规约的偏离。以至于当个人沉迷于时尚王国时，随之而来的便是观念和行为的“去道德化”——远离乃至消除道德约束。“他们可以举止随意，无论说什么话，怎样穿戴、装扮，都少有羞耻感。”此时，时尚已完全左右了个人的行为选择，那些“时尚癖”即是被非理性所征服的典范。在时尚潮流的推动下，个体的道德世界走向支离破碎，成为盲从时尚生活的“牺牲品”。
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解，时尚一旦与人性中“模仿”本能相结合，就会转化为塑造观念的巨大力量。由于时尚始终是非理性的，因此在时尚潮流的涌动中，人只能被动地接纳时尚，而非主动地选择时尚。西美尔说过，时尚通过社会圈子的形式获得庄重性，从而减轻了自己的伦理责任和审美责任，而后不知不觉地拥有了对个体人格的占有。个人享受时尚的方式，不仅击垮了传统伦理责任的防线，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个人对道德整体的看法，他们的道德观遭到不同程度的扭曲。传统世界中曾被视为神圣的对象——道德生活中的“绝对命令”，如今逐渐被边缘化并淡出人们的视野。一些人对现代时尚的非理性崇拜，导致个性体验和内在感受的神圣化发展。西美尔把它看作是时尚追随者的生存悲剧。其实“时尚癖”的人生不是输给了流变中的时尚，而是自己内心无法遏制的欲望。
任何道德规范都是约束和调节力量，它要把人的观念和行为限制在特定秩序内。而不断求新求变的时尚潮流，以及一些人对时尚的狂热追求，时时欲求突破道德约束的力量，从而导致“守德”与“求新”之间的对峙或冲突。这种矛盾性是深层的，以至于仅凭悬浮在日常生活表层的时尚，无法直接感受到它的严重危害。在个人充分享受时尚的时候，它对道德习惯乃至人格尊严的腐蚀便已然发生了。时尚潜入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内部，逐渐剥蚀掉个人对基础道德的认知，然后发展到左右个人的道德判断。最终导致全方位的道德观的变化。历经瞬息万变的时尚的不断冲刷，人们的道德评价准则悄然发生变化。当时尚逐步演化为人的“第二本能”，当个性体验或愉悦感被视为最重要的诉求，时尚选择就会优先于道德考量而上升为第一法则。时尚对传统道德文化的拒斥，从某个侧面表现出现代性所特有的弊端。因此。时尚细胞所蕴含的道德和审美变迁，绝非简单或肤浅等词汇所能涵盖的。
公众对“时尚癖”所表现出来的宽容和理解，乃是对个性和自由的尊重。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表征，因此，它并不意味着纵容背离道德行为的发生，也不是相应道德舆论压力的松弛或解除。道德规范或道德文化并非纯粹“外在”的东西，它是个人日常生活的背景知识，与个体道德意识和道德生活紧密结合着，所以不会轻易地被剥离而抛弃掉。对普通人而言，如果说时尚已经成为现代性的潮流，作为一种刚性的社会存在——即无法摆脱的外在“压力”而存在，是个人必须直面并且做出回应的问题，那么，个人必须以清醒的理智认识时尚，充分意识到时尚对个人精神世界的冲击，以及对良好人格和道德完整性造成的腐蚀。固然，人们的道德实践和道德经验的积累无法排除“杂质”的影响，但可以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在与随波逐流的时尚的反复较量中，砥砺并升华自己的道德品质。总之，对时尚进行道德批判的根本目的，在于检视并纠正时尚对人性的危害，维护人的尊严、权利和对自由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