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杨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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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是台湾导演杨德昌去世五周年纪念日。凤凰网《非常道》也迎来了节目的第五个年头。时代变迁，各有使命。在网络传播日益兴盛的今天，创作者基于热爱原动力的求真，坚持，以及持续的创新，始终是我们应该保有的品格。

凤凰网《非常道》联合《网络导报》推出此专题，纪念杨德昌先生和他坚守的独立时代。

缘起：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我们寻找关于他的一切，跨越海峡，遍访影人，是为了纪念他离世五年，更是为了那些不能忘却的纪念。因为曾经的荣光，更因为当下的缺失。我们观察到国产电影面临的困境，正需要一个集体的突破口，尤其需要一个不为外界、环境左右、坚持电影创作的优秀样板。

重温杨德昌，只有回到他所处的台湾电影黄金时代——始于1982年的新浪潮电影运动，探寻当时的创作理念、创作氛围、创作群体，观众需求以及相关阶层的集体发力，才有其跨时代的意义。而他离去之后，台湾电影在魏德圣、九把刀等新电影人的努力下，呈现另一种样貌，世代风景虽不同，传承与革新并未终了。最终，追寻他的创作之路，我们意图观照国产电影创作的现实，当我们回到他华人电影人的身份和持续的都市题材呈现，回到他自己多次提到儒家文化与现代性的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困惑和抗争，突破口和解决之道似乎已在眼前。

对照如今国产电影的困境，这三方面的诉求，和基于此要做“另一种电影”的创作动机，以及最终产生的系列高质电影作品，无疑是极具反省价值和重温意义的。当然，重要的是，我们更需获知创作者该做怎么样的一种坚持和努力，以及这种坚持和努力的力量所在。

世人看杨德昌，多说他极具批判性，知性，思辨，冷酷，这些都是作者鲜明的风格，对于力图解开国产电影困局的人而言，他的真正价值，应是跨越时代、国界的特性——独立性。

独立人格，独立判断，独立思考……现代社会人应具有的特性，在我们这里依然如此稀缺。杨德昌对此早有深刻观察，在2003年撰文谈及其作品《独立时代》创作动机的时候，他如是说：“在我们强调整齐划一性的同流文化中，每个人最主要的生活目标就是‘人缘’。若没有人缘，就可能有遭受到被别人摒弃及孤立的危险。然而，同流也暗示了一种虚伪。从小我们的教育就不断地灌输我们如何做才是‘正确’，任何个人独特的想象力及创意，都会遭受强大的排斥及否定，以致每个人都需要戴上假面具扮演一个别人熟悉的角色，来隐藏内心的许多感触，以免被怀疑为‘与众不同’。因此，我们同时更相信别人都同样时时刻刻在装出同一副样子，隐瞒着他深藏不露的城府，使我们无法真正在群众之间建立最基本的相互信任”。他继而提出“如果一个文化无法自其社会成员中汲取，累积个人的智慧及反省，是无法去修正它过去的错误，无法评估它的现况，更无法远瞻它未来的需要。没有个人想象力及创意的启发，一个社会的人性绝对无法透过艺术来得到肯定。”

在反复讨论他作品特性和报道主基调的时候，这段话真正击中了我们。

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希求政策会很快扭转扶持方向，院线会更为长线看待电影价值，观众能迅速被培养起来，媒体和评论人能更为珍视自己的批评力量和角色……但我们可以专注于创作者自己。如果创作者也放弃努力，放弃面对真实，放弃对人性的洞察，而随波逐流，亦步亦趋，其创作之果必然无法长久留存。而创作，始终是电影之核心；而媒体，也应该给予这样的创作态度、创作理念和创作者足够的重视和肯定。

这些理念和认知在此后的台湾影人采访中，不断被印证。

我们试图希望他们一起问诊华语电影，前路何在？两岸影人从政府、媒介、专业电影教育、观众培养等多个层面做了详细解读，核心还是回归到创作者应该把握的方向和能力提升上。在诸多阐述文本中，杨德昌的独立精神，和坚守这种精神的那个时代特性，不断浮现。

寻找依然在继续，并不会随着报道完结而终结，暂时的答案，我们凝结为如下关键词和话语。

追忆:海峡两岸电影人谈杨德昌

热爱：

“我们真的是拿命在创作的人”

吴念真回应我们的采访需求时说，“居然还有人记得德昌”。一个既感动又感慨的回答，我们在台湾的追寻之旅，同样是在这样的情绪中进行。吴念真、小野、杜笃之、焦雄屏等电影知名人士毫不犹豫的答应我们的约访需求，并给出了足够长的访谈时间，因为，“这是我们能为杨德昌做的唯一事情”。他们中的多数人，在杨德昌离世前就久未见面，但在过去这五年，不断有机会重新认识这位同仁的价值。

在吴念真记忆中，这个严格、自私的“只爱电影，不爱人”的导演，有着极其童真、执拗的一面。他对媒体的观察很犀利，与当年相比，现在的记者是“用他们猜测的角度来宠观众”。这是他和杨德昌均对媒体保持距离的原因。让“下一代能够很认真去看待他们的某一代”，试图“留住人与人之间的情义”，这是那一代电影人创作的使命。谈到杨德昌的最独特价值，他认为在于“观察都市，去看都市这个题材，或者是看社会变迁对人的影响，有一种前瞻式的预言，或者是反省，在台湾电影里面，绝无仅有，是杨德昌。”

坚持：

“他们可能不在乎，但是我们在乎”

在小野的眼中，杨德昌的灵魂和精神在去年新加坡影展中被他重新认识和发现。台湾电影黄金年代的创作，最核心的是，大家从来不认为电影只是电影人自己的事情，文学、话剧、舞蹈、音乐的集体发力和人才输送，是电影业兴盛最重要的背景之一。

小野认为，杨德昌和侯孝贤以及自己这种“外乡人”，边缘人，在那个外在环境动荡不安的年代，通过电影创作，完成了一个他自己对现代社会的了解，对台北这个城市的一个了解，还有对自己的身世，对自己的身份的追寻。“他只有在创作的世界里面得到满足，我在创作的世界里得到满足，而且我从我的创作里面不断地追寻我个人的身世，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是哪一种人？我为什么会活在这个空间里面，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这种视角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内地导演杨树鹏和我们一起回想上世纪八十年代，1985年左右诗歌、小说、美术、电影全都在爆发，那种创作氛围很难再现。如今自己的电影风格中，“在试图平衡，在挺费劲地平衡”。不过，现实很困顿，未来也不全灰暗，“其实是多数人都在坚持中没有赢得未来，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那些赢得的人。如果他们坚持了，他们一直在创造，他们有了，我觉得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这样的人”。

坚持，是小野感受到杨德昌最清晰的品格：“他很清楚的是他的电影是在讲一个中国社会、华人社会的演变，思想的演变，意识形态的演变，观念的演变，他都认为是要往前继续进步的。他是导演中唯一的很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拍电影讲‘新’的观念，这个‘新’其实不是电影作品而已，还包括背后的传统思想、中国的社会结构。”

求真:

“迫切希望有一个真实表达的平台”

焦雄屏重述当年的创作氛围，为何佳作不断，因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价值观念的迷失，和要找出‘我是谁’这件事情的迫切性”，而杨德昌一直在强调，在这个社会中间的格格不入，因为一点点独立思维或者是独立精神会破灭，被整个社会的一些世俗价值所淹没甚至熄灭。这是儒家文化带来的困惑，至今未消。

和杨德昌有过接触的林奕华，提到他的电影，“最大的一个震撼是他非常敢说真话。他绝对不怕在他的电影当中所谓的得罪人”，而“他留下的所有这些话作为创作人，对我来讲都是非常非常的暮鼓晨钟。”

持续的创新：

“希望观众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杜笃之对杨德昌，敬意甚浓，细述当年两人不遗余力搞创新的种种细节，虽隔着年代，久未回味，一切仿佛就在昨日。他所认识的杨导，“就是不想靠人家，不想被人家帮助，被人家左右，还有争取他最大的自己的空间”。杨氏风格在此后的台湾电影有无承继或丢失？他非常肯定地回答，“我觉得这种人还没有产生，就是说这么关心社会或者能提出这种批判角度，能把电影说这么好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追忆同时，唯有长长的叹息。

刚经历了五月票房冲击的内地导演王小帅受访时表示，杨德昌这种理性的思考和观察方式，对人性对社会，对社会的现代性，对社会发展之后的人在底下的这种精神状况一种困境一种解读，恰是我们当前创作所奇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