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小岗村“18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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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岗元老”逐渐谢幕，“第二代”小岗人正努力突破致富困局，中国的农村改革任重而道远。

古为淮夷之地，春秋时名为钟离子国，自隋历唐、宋、元皆称濠州的凤阳，大有来头。公元1374年，龙椅稳坐的朱元璋便赐龙兴之地名为凤阳。而今，凤阳不仅拥有朱家王朝的古墓残阳、凤阳故宫旧址，还有被誉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改革第一村：小岗村。于是，“凤阳敢为天下先”就经常挂在了凤阳人的嘴边。转眼，改革开放30年过去。当年作为中国改革急先锋的小岗“18老”现状如何?他们又在想什么?干什么?《中国改革》记者踏上寻访之路。

生者思变

一座仿古牌楼，矗立眼前。费孝通题写的“凤阳县小岗村”几个大字，时隐时现于迷雾中；上级部门拨款兴建，白墙黛瓦的村委会办公楼，徽味很浓。

穿过牌楼，便是由张家港市长江村援建的小岗“友谊大道”，统一规划，排列整齐的村民住宅小楼。静立路旁。村民说，这是大包干20周年时，由政府资助和村民自筹资金修建的。著名建筑学家齐康教授整体设计，万里题字的“大包干纪念馆”新馆，傲立村东。推门入内，迎面便见那份“生死协议”：我们分田到户，家家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缴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17个血红手印以及4个印章，压在20个签字上。

严宏昌的名字在上下两处出现，上方单独出列的名字下面依次是：关廷珠、关友德、严立付、严立华、严国昌、严立坤、严金昌、严家芝、关友章、严学昌、韩国云、关友江、严立学、严俊昌、严美昌、严宏昌、严付昌、严家其、严国品、关友申。

18个人到场，为什么签字、画押的有20人?当时的情况究竟怎样?

紧跟凤阳县委宣传部的郭如亮去拜访元老们。县政府办的王成龙曾告诉《中国改革》记者：“郭如亮可是小岗通哎，他跟小岗熟得连狗都不咬他!”

突然，郭如亮追上一位老人打招呼。“这就是严金昌!”随后老人带大家来到自家大门口，他弯腰掀开了高大的门卷帘，院中正在读《哈佛市场营销学》的严德文，礼貌地把大家让进客厅。

环顾严家，楼上楼下真叫宽敞，只是瘦瘦的长凳、小桌等几样家具，让室内颇显空荡。

没有客套，往事在烟雾中浮现……

小岗的“大包干”全是逼出来的。3年“困难期”，小岗饿死了几十口人，有6户死绝，伤了人心，也伤了元气。“”10年，更是雪上加霜。到“大包干”前，小岗早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春紧夏松秋不干，碾子一停就要饭”，谁不幸被公安逮住遣返了，可过不了几天就又上路了。那时都不用担心门被撬，连老鼠都饿跑了。如今村里50岁以上的，哪个没本血泪的讨饭史?

说到这里，老人狠狠地吸了口烟。

1978年11月24日夜，严俊昌召集18户代表秘密集中到了严立华家。其实，那时小岗已经酝酿“大包干”了，但因为怕一旦出事儿领头人的老婆孩子没人管，大家就签了协议，还诅咒：任何人不能说出去，谁说出去就不是他娘养的。

执笔协议的是在当时小岗学历最高的严宏昌。他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最上头，之后就是其他人。因关友德和严国昌在外讨饭，就由他人代按了手印。

“‘大包干’改变了小岗，当然也包括我。”，回忆到此，严金昌的脸上多了笑容。

1979年秋天，小岗生产队的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3.6万斤增到13.2万斤；人均收入从20余元，窜至400元。自1956年合作化以来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首次归还了部分国家贷款。1980年，严金昌家喜收粮食3万斤，成为村里首批万元户，1983年，一路风光地从凤阳县城开回了3000多元的拖拉机，次年，盖起了4间大瓦房，还欢天喜地地把儿媳妇接进了门。

“改革领先不等于发展超前，‘大包干’使小岗一步跨越温饱线，却始终未进富裕门，”，到上个世纪90年代，小岗已经被江、浙的一些农村赶超，这让焦灼的严金昌坐不住了。他栽过桃树、桑树，又种板栗、柿子树，但在瞬息万变的市场面前，既要靠天吃饭，又得靠市场吃饭的他，往往回天乏术。几年前，这位年届古稀之年的“大包干”老人，成了土地集中流转、发展合作经济的倡导者。

“出名后的小岗从不缺少荣誉：‘全国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等等，”凝视着记者的严金昌吐出了浓浓的一口烟说：“可我们这些老人现在考虑的还是怎样让小岗尽快富起来，小岗必须改善造血功能，必须有自己的企业，光靠输血不行!”

面对老人清晰的思路与利落的表达，记者瞪大了眼睛。

“你千万别把严金昌等当作寻常农民，出名后他们要经常应对记者，国内的不用说，国外的诸如日本的《朝日新闻》、美国的《纽约时报》都见过，更何况，还见过两任总书记呢!”郭如亮说着笑了起来。

无工不富

在村委会，烟不离手的现任村委会副主任关友江给《中国改革》记者讲的故事是从童年跟着妈妈讨饭开始的，他在3年“困难时期”成了孤儿，此后，他继续走着妈妈当年走的路，直到“大包干”前，那年，他31岁，已经是4个孩子的父亲，4张啼饥号寒的嘴让他肝肠寸断。

“大包干”后的一年，关家就收获了万把斤稻谷，从此过上了祖祖辈辈梦中才有的日子。在1998年，他当上了小岗村副主任，每年有2000元的补贴。这让知足常乐的他，整天笑呵呵，只是说到小岗至今没有自己企业的现状，他的眉头便皱了起来。

性情不温不火的严立华，“盟誓”那年33岁。那晚，他的老婆、孩子已经在后排房子里沉沉入睡。他家前排的房子里，一张黑黢黢的小桌上，点着一盏用旧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没有以往的吵吵嚷嚷，一群衣衫褴褛的庄稼汉在用记工分的纸写的协议上，签字、画押。

“大包干”不用队长吹哨，天不亮就下地，像牛一样耕作分得的20来亩土地，一家终于过上了有吃有穿的日子。但是说到小岗村的前途，他的调门则明显高了起来：“没有村企业，光靠种不能富!”已经把两女一儿抚养成人的他，盼望着小岗村有大变化。

戴着棉帽、挽着裤腿，脚穿沾满泥土的棉胶鞋的严美昌，身高1米80多，体重200斤许，煞是魁梧。他的观点与严金昌、关友江、严立华惊人一致：“年轻人出去打工，老弱病残种地，没有自己的工业，小岗人只能温饱，靠啥富?”

他家6口人，2007年收获稻谷1万公斤、麦子4000公斤、花生1000公斤、黄豆500公斤。扣去种子、肥料等成本，剩余8636元，人均仅仅1400元。而严家在小岗村又属于中等偏上。

腋下夹着皮包，严宏昌和他的儿子严余山就要出大门。“我们来得真是时候”，说着郭如亮拦住了他们。

1949年出生的严宏昌，读高一时，饥肠辘辘地从学校赶回家取口粮。一进门，亲人都不见了。慌问四邻得知已经外出要饭。大哭一场后，他就由学生转成了乞丐。

从1973年起，他开始了打工生涯，几年后，自己“拉杆子”搞承包，苦熬苦修，成了“包工头”。1978年，他被小岗人请了回来。

种地是外行，认定“无工不富”是真理的他，早在1984年，就怀着尽快致富的强烈冲动，开始探寻小岗农民的工业致富之路了。他自费到外地考察后，发现了加工塑料袋的好项目，可跟大家一商议，却遭到了激烈的反对。他一咬牙自己投资5万元，让机器转了起来。22天，收回了1万元的机器投资；6个月，就赚了几万元。但随即而来的政治大棒，砸碎了他的笑容，还有小厂。

1993年，由心存不甘的严宏昌担任法人代表和总经理的小岗村农业实业总公司，在鞭炮声中宣告成立。一些带有“小岗村”名字的工厂先后成立，如电子仪表厂、面粉厂、摩托车镜子厂等，但均不幸夭折。

严宏昌给人的印象是面带自信似乎永远胸有成竹。如今，严宏昌把致富的梦想寄托在了儿子严余山身上。他清楚，尽管自己不服老，可毕竟岁月不饶人，当年的“18老”，已经有关延珠、严家其、严家芝等6人辞世。

“第二代”突围

如今凤阳的年轻一代，已经很难理解当初父辈们为了把土地承包到手，为何要按下红手印、签订生死状。但在一次次大规模的追忆中，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或许应当为一个问题寻觅答案：对那些渐渐离去的改革先行者或保护者，到底什么才是最好的纪念?

从贫困到温饱的小岗，期待着从温饱到富裕，这也催生了“第二代”小岗人发奋与变革的力量。关友江的小儿子不仅考上了大学，居然又考上了研究生；而严宏昌的长子，“70后”严余山，则继续着父亲在小岗未遂的创业梦想。他始终视躺在“大包干”的功劳簿上张嘴等“馅儿饼”，为奇耻大辱。数年前就只身外出打拼。

2001年，严宏昌劝回了严余山。之后，严余山办起了防伪瓶盖厂。谁知红火不到半年，厂子被人炸了。严余山再次“出走”。后来，他闯荡“上海滩”，并成功创办了“上海小岗人工贸公司”。

“30年来，小岗村一直没有大发展，现在，我们不能指望老一辈，下一步的发展，必须要靠我们新一代的小岗人”，2007年，严余山再回小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