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县”甘肃会宁面临“因教返贫”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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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领域市场化使挤高考“独木桥”的成本越来越高,并催生了“因教致贫”、“因教返贫”的现象。
甘肃省会宁县坐落在312国道东段的群山中,全县人口仅56万,当年因红军三大主在此会师而彪彰史册。它的另一项荣誉是自古以来被称为“状元县”。
会宁历来封闭落后和远离战乱,造成一种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和缺少外来冲突的自然环境,保护了耕读文化,“读书经世”在这个贫穷的山区县早有传统。仅明清两朝,会宁就出过20名进士和113名举人。解放后,恢复高考32年来,这里共培养出6万多名大学士(几乎相当于其整个城区人口数量),此外,3000多名硕士和500多名博士,更助力会宁成为与江苏如东、湖北黄冈并驾齐驱的中国传统教育的“三辆马车”。
会宁汉家岔乡是全县最穷最早的地方之一,同时也是有名的“博士乡”。家家户户都出过大学生,还有留洋教授。传奇在这里层出不穷――一个仅有10来户人家的深山小村出了4个博士;一个寻常老农,把10个孙子中的9个送进了大学校门;离汉家岔乡不远的柴家门乡,一户人家兄弟三人都成了博士后。
会宁人就喜欢说两件事,一是什么时候下雨,二是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
恢复高考后,走出农门的甘肃省首个自主培养的工学博士、力学专家王银邦,生物学双博士王铁邦以及北大地理学教授柴彦威等会宁学子,都成为闪耀的学术明星。直到1990年末,不同乡镇的会宁人自我介绍时,还会用老家当地出过的著名学者来作注脚,并引以为豪。
而汹涌的民间热情也不断提示地方执政者――在缺矿、缺水、甚至缺风的会宁,教育成为最可控和最有作为的领域。在财政收入尚不及南方一个乡镇的会宁,每年50%以上的财政支出义无反顾地用于校舍建设和支付庞大的教职工队伍开销,甚至不惜举债。
截止到2005年,国家审计署驻兰州特派办审计表明,会宁基础教育已累计负债6600万元,这个数字仅过了3年又蹿升到1亿,需要全县不吃不喝还上5年。
押宝般的行政倾斜让教育部门成为当地绝对的强势群体,甚至拥有独立的人事选拔权。2002年至2004年,会宁在其他行政事业单位一人未增的前提下,唯独在教育上增加了1769人。昂贵的教育消耗挤占了其他领域的发展血液,导致这里工农业长期停滞不前,几成鸡肋。
“我们没有选择。”一位教育官员说,“除了教育,这里没有出路。”
王银邦等率先走出农门的佼佼者,是早期“知识改变命运”最有说服力的成功标本。会宁县教育局副局长张贵荣说,这“影响了后来的万千会宁学子”。
高考在会宁逐渐变成一种民间膜拜。这里的学生在清晨5点半就醒来,到午夜12点后才休息。每天傍晚,学校操场上密密麻麻晚读的场面成为城内最壮观的景象。这里的学生会因抵抗瞌睡而用圆规刺手掌,夜读时也会因过于专注而被蜡烛烧掉眉毛。
大量的农村孩子涌入城市,直接导致城区各学校人满为患,大班额现象从小学延续到中学。此外,每年近500名来自兰州、玉门等外地县市的学生在“高考传奇”召唤下涌向会宁,有些甚至举家搬迁。
“大人说在这里读书,就等于一只脚已经跨进了大学。”来自甘南玛曲县的藏族学生卓玛说。
近万名陪读家长辛苦而卑微地游离在城市边缘,目的只有一个――供孩子上学。有的陪读家长平日靠打工为生,有的靠家里寄钱,还有一些靠捡拉圾维持生计。曾有一位母亲,靠乞讨米面送到学校给孩子吃,硬把孩子送进了大学。
1993年,中国大学扩招拉开帷幕,高昂的学费让家长们难以招架。2005年高考过后,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调查发现,中国大学学费10年上涨20倍,而同期国民收入增长却不到4倍。政协委员孙继业也提醒人们,中国教育花费占农村家庭收入的比重已超过30%,跻身世界学费最昂贵的国家之列。
还有一项数据显示:一个本科生的培养成本,相当于像会宁这样的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
“教育领域市场化使挤高考‘独木桥’的成本越来越高,并催生了‘因教致贫’、‘因教返贫’的现象。”中国银监会甘肃监管局局长王晓光出于个人关注曾对会宁教育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80%的农户供过或正在供孩子上大学,而其中又有八成家庭负债达5万元～8万元。“需要整个家庭不吃不喝还上10多年,学费正逼得他们走投无路。”
“读书赌博论”随后被主流媒体推出。实际情况是,扩张造就了大量的大学毕业生,但大学毕业后却找不到工作。一项农业部门的抽样调查表明:整个甘肃省重新返回贫困线以下的农民中,因教育支出返贫的占50%。
新千年以降,以大学扩招为主要标志的教育产业化所催生的高学费和低就业,像两只无形的大手,夹击着原已坚硬、狭窄的农门。危机在2009年爆发,“84万应届毕业高中生退出高考”导致中国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考生总量首次出现下降,这场波及国内多数省市的“弃考风潮”被教育界称为中国高考的“拐点”。
由此凸显的农村教育之痛让“知识神话”褪色,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西部农村家庭重陷赤贫的梦魇。
(摘自2010年1月28日《南方周末》,题目为本刊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