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能为力的传统和无所顾忌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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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纸门》的开篇描写了冀北海滨雪莲湾的一个冬季场景。一个略有萎靡无所事事的渔民在火盆边吸烟袋。当他看到海滩上的积雪被烈风抽打的时候，职业的敏感使他顿时精神抖擞，然后便跌跌撞撞地栽到雪野里去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开篇的叙述中，有几个独特的关键词：红海藻、门神、梭子花、大铁锅、闰年谣等等。事实上，在《白纸门》的“引子”《鹰背上的雪》中，这样的关键词出现了49个，而这49个关键词也恰恰是《白纸门》49个章节的标题。这是一部表现当下农村日常生活的小说，但日常生活仅仅是作家现有经验的文学化呈现。比如当下农村改革的状况，变革的农村在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等等，但我们看到的这些现实的生活在小说中更像是一个“由头”，更像是要通过这些“现实的生活”表达一种非现实的东西。这也是一部表现人性的小说，但这个人性不是我们惯常看到的人与人交往中流露出的善与恶，也不是在突发事件、在戏剧化的场景中所表达的人性极端化的心理或行为，而是所有的人性似乎都被纳入到了一种“规训”的掌控之中，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使人性有了顾忌或敬畏，为所欲为在雪莲湾难以大行其道。

小说似乎是以麦家祖孙三代人七奶奶、疙瘩爷和重孙女麦兰子的生活和性格展开故事的，但它又不是一部家族小说。这个家族与雪莲湾的民俗风情有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麦家”的历史就是雪莲湾的历史，麦家的风俗影响或塑造了雪莲湾的文化或生活方式；小说的空间在雪莲湾，但雪莲湾的时间源头却是不可考的久远历史。这个历史仍然与麦家有关：“古时候发海啸，雪莲湾一片，七奶奶的先人会剪纸手艺，平时就在门板上糊上剪纸钟馗，家家户户进水，惟独七奶奶先人家里没进海水。这下就把白纸门传神了，家家户户买来白纸，请七奶奶先人给剪钟馗。明眼人一看，雪莲湾家家户户都是一色白纸门了。”与门文化有关的还有，谁家男人死了，要摘下左扇白纸门随同下葬，女人走了要摘下右扇白纸门下葬，新人入住要重新换上门，贴上七奶奶剪的白纸钟馗。雪莲湾的风俗就这样延续下来。这大概是小说对《白纸门》惟一作出注释的“词条”。其他没有作出注释的“词条”，都隐含在雪莲湾的生活词典里。也许在作者看来，民间生活的秘密是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而这个不可言说的有意“省略”，恰恰是小说的高明之处。

疙瘩爷和七奶奶是《白纸门》的主要人物，也是雪莲湾“旧文化”的守护者和象征。疙瘩爷不仅面对社会生活严格恪守公平原则，认为公平本身就是对尊严的捍卫，而且在与动物的厮杀搏斗中，也要以公平的方式对待。他杀猎海狗不用现代的火枪，而是用“打狗叉”。他的理由一是祖传的规矩，一是不能干断子绝孙的蠢事。但当他面对“现代”的时候，疙瘩爷不仅不能阻止年轻人的火枪，甚至他也难以左右自己。当他当上村干部之后，他雅努斯式的犹疑和茫然，也出现在他被民间古旧文化熏陶过的沧桑面孔上。传统遭遇了“现代”，传统的无能为力是因为“现代”的无所顾忌。七奶奶虽然敢于出头为村里讨债，但讨回的钱却让村支书买了轿车，“小吕子”书记虽然被绳之以法，但七奶奶的“规矩”还能够制约多少人或多长时间呢？因工厂的污染，雪莲湾大片红海藻“走了”，七奶奶竖起她的白纸门，但七奶奶能够挽留红海藻吗？因此，《白纸门》表达了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冲突，表达了现代没有边界发展的困惑和隐忧，当然，它也检讨了百年来对传统文化彻底排斥、抛弃乃至毁灭的后果。

因此，《白纸门》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它对民间文化或民俗民风的呈现与描绘。它像“箴言”或“咒语”，它不能改变现实却预言了现实。我们可以说它是“迷信”、是非理性，但它却是雪莲湾的民间信仰。对于中国的民间信仰，有些学者又常常称之为“民间宗教”，并且把它看作中国民众自己的宗教。（安德明语）文化人类学或民间文化研究专家正确地指出了“民间信仰”的功能或价值。而《白纸门》重返民间文化，重新表达对神秘事物的敬畏和顾忌，意义显然重大。

关仁山是著名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代表性作家，他的《大雪无乡》《九月还乡》《天高地厚》等作品，在主流批评那里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和声誉。《白纸门》与他以往的作品相比，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在谈到自己这部作品的时候说：“作家没有明确的民间立场也就没有明确判断生活的尺度，价值观念也难确立。经过这些年的思考，我认为现实主义作家确立民间立场十分重要。建立民间立场，即确立自己的独立精神。从《白纸门》的创作，我有意识向民间立场迈了一步，尽管有点儿为难，可能还会丢掉一些利益，但还是值得的。”在他的独白中，我确实感到了他转变的艰难甚至犹疑。但他毕竟实现了超越自己的“突围”。值得商榷的可能是他所说的“民间立场”。事实上，我觉得《白纸门》恰恰是典型的精英立场，他对传统文化的反省或检讨的自觉，站在纯粹的民间立场上是不能完成的。如果站在民间的立场上，可能仅仅会“风俗”性地对民间文化表示留恋或怀念，而难以表达这一文化形态的魅力和功能。而恰恰是这一文化形态本身，甚至为他的小说结构带来了新的面貌，这怎么会是“民间立场”呢？

就小说而言，我惟一不满足的，是小说在现实与传统之间还没有建构起无碍的内部关系，还没有达到不露痕迹的统一或融合，它们之间总像隔着还没跨越的沟堑。因此，那些传统的民风民俗就像庙会一样，有“策划”的味道。这种情况是否与作家的直接经验不够有关呢，还是与传统渐行渐远痕迹难寻有关？我不能断言，但总是觉得在那些地方还没有“焊接”好。但无论如何，在一个没有敬畏和顾忌的年代，关仁山在乡村中国超稳定的文化结构中，重新打捞出了尘封已久的陈年旧事，重新将被压抑的民间文化呈现在我们的阅读中，使我们对“神秘的事物”有了新的认识和感知。仅此一点，他就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