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焦虑障碍与认知倾向、D型人格及家庭环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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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中学生焦虑障碍与认知倾向、D型人格及家庭环境因素的关系。方法:采取横断面调查，对77例中学生焦虑障碍患者和108名健康对照者采用认知倾向问卷（CAOT）、D型人格量表(DS)、家庭环境量表(FES)、焦虑自评量表(SAS)进行评定，并进行相关、回归和路经分析。结果:焦虑障碍组乐观因子分低于对照组（8.1±3.1/12.0±2.1，t=-10.5, P

【关键词】焦虑障碍；横断面调查；认知倾向；D型人格；家庭环境

中图分类号：R39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6729(2007)02-0090-04

二十一世纪，青少年的心身健康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青少年焦虑障碍是常见的心理问题。国外报告，焦虑障碍占青少年心理行为障碍的第二位，青少年早期发病率达412%［1］。中学阶段是青少年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也是容易发生心理冲突，产生心理问题的时期。中学生焦虑障碍与消极归因方式、个等有关［2,3］。所谓认知倾向，是指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对自我及外界事物的评价和态度，包括乐观和悲观的认知观念和态度［4］。而D型人格也称痛苦人格，表现情感的消极和社会化程度低，社交困难等，消极情感和社会抑制是D型人格的两个突出特征［5］。本研究采用认知倾向问卷，D型人格量表等问卷，对中学生焦虑障碍的认知倾向、D型人格和家庭环境等因素进行研究，拟探讨其相互关系，以提供科学的干预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焦虑障碍组来自河南某心理咨询中心2004年4月至2005年2月就诊的中学生，由一名主任医师和一名主治医师确定诊断，入组符合以下标准：诊断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IV）焦虑障碍的诊断标准［6］；焦虑自评量表粗分大于50分；排除器质性疾病致焦虑障碍、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神障碍等重性精神疾病；研究对象均为初高中汉族学生，年龄12～18岁；均为首次发病，未经系统治疗，知情同意。

符合条件者共77例，男性44例，女性33例，平均年龄16±2岁。焦虑障碍组包括强迫症43例，社交焦虑10例、广泛性焦虑16例、惊恐发作5例，单纯恐怖症3例。初中生35例（初一10例，初二9例，初三16例），高中生42例（高一12例，高二10例，高三20例）。

对照组来自新乡市三所中学（普通、重点、技工学校各一所）的健康中学生。采取整群随机抽样法，每个年级抽取一个班，每所学校不同年级共抽取六个班，三所不同类型的学校共抽取18个班796人，在所收集的样本中以性别、年龄、年级分布相近作为匹配条件，共纳入120名作为对照组，其中12名量表填写内容不全，剔除后实际入组108名，男性61名，女性47名，平均年龄16±2岁。对照组年级分布为初中生43名（初一13名，初二10名，初三20名），高中生65名（高一19名，高二17名，高三29名）。

两组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及其他家庭人口学资料（家庭结构、父母文化、职业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显著性（P＞0.05）。

1.2 工具

1.2.1 认知倾向问卷（Cognitive Appraisal Orientation Test，CAOT），共含10个条目，分悲观和乐观两个因子，采用0-4分5级评分法，得分越高表示认知倾向越积极，在国外使用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7］。本研究已获得原作者授权，同意使用该量表。由本课题组进行汉化和信效度检验，同质性信度068,一周后重测，重测信度063,达到量表品质要求，适合国内使用。

1.2.2 D型人格量表（Type D Personality Scale,DS）［8］共含14个条目，分消极情感和社会抑制两个因子，采用0-4分5级评分法，两因子都大于10分者为D型人格［8］。本量表经原作者授权使用，并进行汉化和信效度检验，同质性信度088,一周后重测，重测信度0.76［9］。

1.2.3 家庭环境量表（Family Environment Scale,FES）［10］由Moss等1981年编制，共设90条目分为10个分量表，包括家庭亲密度、情感表达、矛盾性、独立性、成功性、知识性、娱乐性、道德观、组织性和控制性等十个因子层面。

1.2.4 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11］。

1.3 统计方法采用t检验、直线相关、回归分析以及路径分析。

2结 果

2.1 焦虑障碍组和对照组认知倾向、D型人格及家庭环境量表评分比较

表1显示认知倾向问卷中，焦虑障碍组乐观因子及总分低于对照组（P

2.2 焦虑症状严重程度与各因子得分的相关分析

焦虑与乐观因子呈显著负相关（r=-057，P

2.3 焦虑障碍影响因素的逐步回归分析

以焦虑为因变量，以认知、D型人格及家庭环境量表各因子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消极情感、家庭亲密度因子进入回归方程，共解释信息总量的50%，见表2。

2.4 焦虑障碍的路径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预测变量对焦虑障碍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效果，依次以焦虑和各预测因子为因变量，进行复回归分析。首先将所有预测变量纳入焦虑障碍的结构方程模型，并依据焦虑障碍的相关理论建立路径模拟图，最终根据进入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和显著水平（P

3讨 论

本研究发现，焦虑障碍中学生的乐观认知倾向显著低于对照组，且乐观程度与焦虑症状呈显著负相关。可能是焦虑障碍中学生对不确定的事物容易表现过度的担心、紧张和害怕，过高估计了危险和困难，低估了自己的应激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缺乏乐观自信的认知态度。一但面临学习的压力和人际交往的失败，容易自我否定和过度怀疑自己的能力，心理冲突引起的焦虑就更明显。这与国外Nathan等研究发现焦虑障碍患者存在不良的认知方式相似［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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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发现，焦虑障碍中学生多表现为D型人格，其D型人格特征量表总分及消极情感、社会抑制因子分均大于对照组。提示D型人格特质的焦虑障碍中学生可能易经历消极痛苦的情绪，经常感到紧张和担忧，同时由于担心遭到拒绝，不愿和别人主动交往，社会交往功能可能因此受到抑制。回归分析发现消极情感的人格特质是焦虑障碍的风险因素之一，表明D型人格对焦虑障碍的发生存在影响。这与Nathilcle等的观点相似［13］。

本研究揭示，焦虑障碍中学生有明显不良的家庭环境，如家庭成员间亲密程度低，缺乏承诺和责任，对立和矛盾冲突较多，渴求成功和获取知识的愿望不强，缺乏道德和文化价值取向，家庭规范和约束力不够。相关分析发现家庭亲密程度越低，矛盾冲突越多，家庭娱乐性和文化价值取向越低，焦虑症状也越严重。回归分析发现家庭亲密度可以预测焦虑障碍的发生，推测家庭亲密度可能与中学生焦虑障碍的关系比较密切。可能的原因是，中学生面临繁重的学业和环境的不适应，承受着来自家庭和学校的双重压力，父母一味地要求他们学习，忽略了与他们的交流和沟通。再者，中学生的逆反心理可能增加了与父母的对立冲突，也易对枯燥的学习产生厌倦，对成功的愿望和知识的渴求度不高。国内戴文献等研究支持本结果［14］。本研究未发现控制性因素对焦虑构成影响，国外有人认为控制性是引起焦虑的可能因素，父母对子女的控制性越强，子女焦虑程度越严重［15］。这可能与国外青少年独立性较强，崇尚自由，当受到父母的约束和控制时，内心的焦虑体验较明显，而中国传统上则要求子女对父母绝对服从，这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可能是研究结果不同的原因。

本研究通过建立焦虑障碍模型和路经分析，进一步探讨D型人格及家庭环境等影响因素对焦虑的直接和间接作用。研究发现，消极情感对焦虑有直接影响作用，表明个性消极，紧张担忧的患者，面对外界应激易产生焦虑情绪。消极情感可能是作为易感素质，对焦虑产生直接影响作用。家庭亲密度对焦虑也有直接影响作用，同时亲密度对消极情感影响较明显，它也可通过消极情感间接影响焦虑的发生，说明不良家庭环境可能影响了个性塑造和发展，从而对焦虑产生影响。这与国外Susan J等研究相似［16］。尽管家庭环境因素对中学生焦虑障碍有影响作用，但影响程度较弱，可能是由于样本量小，混杂因素控制不力。同时也说明中学生焦虑障碍还存在其他影响因素，有待扩大样本量进一步深入研究。研究发现，乐观认知倾向并未进入焦虑的回归方程，可能是认知倾向作为一种中介，在外界应激与情绪间起调节作用，而不直接影响焦虑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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