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心栽花花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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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元之殇

墨西哥银元是当时世界上标准的通用货币,但它却在中国受到冷遇。美国传教士、外交官何天爵注意到,一些沿海城市有一种风俗:当地的钱庄和银号总要把它们所经手的银元打上自己商号的印记,以作为负责定额兑换的信用标志。这种做法家家仿效,一块银元很快就变得千疮百孔,面目全非,难以辨认。在显然不能按块计算以后,银元还可以凭重量流通一段时间。而下一步等待它们的最终命运,便是进熔炉。

何天爵在《真正的中国佬》一书中记载:一位很有名气的美国女士在广东游历时,希望凭信用卡在当地的钱庄取500元的墨西哥鹰洋,以作购物之用。钱庄老板按照要求,从一个麻袋中倒出顾客所需银元的数目,让对方核实一下。摆在面前的墨西哥银元无异于一堆废铜烂铁:其中没有一块能够称得上是完整,其价值也只能按照实际重量计算。然而,据说那还是在广东所能够找到的“最完好的墨西哥银元”。

英国旅行摄影家汤姆森发现, 广州一带伪造钱币猖獗;伪造的银圆简直真伪难辨,并出现了一个受雇于外国商人,专门从事伪币鉴别的行当。在广州的许多店铺里,都可以看见“传授钱币鉴伪”的暗示。他在《镜头前的旧中国》中认为,这实在是一种古怪的腐败制度,应当引起当局的高度关注。一旦取缔伪币铸造,也就不再需要那些诡计多端的人来从事钱币鉴伪指导;与此同时,各家银行和商行重金聘请的那些专家就只能失业了。

汤姆森还特别提到了张之洞在汉口建造的一座造币厂,造币模具是从英国的伯明翰运来的,据说“这一机构可能分享于七年前的广东造币厂的利益,那些造币厂已经制造出银元和小辅币,但是由于化验技术上的缺陷,无法证明出自两批铸造的银元具有同等价值,因而银元从未投入流通,小辅币依然在使用中受到阻力”。

英国女作家阿绮波德•立德在《亲密接触中国》一书中提到,1890年宁波巡抚在工艺学院主办了一次文章大赛。文章主题是:“东南省份皆有洋钱流通,国人以为有害贸易。吾国应自铸金银货币否?自铸钱币能否流通无碍?此举于吾国利大于弊,抑或弊大于利?”巡抚亲自阅卷,将桂冠授予广东的一位举人杨先生。 这篇获奖文章如此阐述,“洋钱流入,实难阻挡;百姓之用,亦难禁止。洋钱虽竭吾国财货,百姓好之,奈何。予以为,惟一法可止吾国白银外流,此乃自铸银币也”,但立德夫人对此不以为然:“现在每个省的总督似乎只顾着自己铸币,压根不管别的省;建立一个统一铸币的中央政府的观念从来就与中国人无缘。”

纸币之滥

毋庸讳言,何天爵对晚清的纸币是颇有研究的。在《真正的中国佬》一书中,他指出,每枚铜钱的价值很小,用它来作为支付手段显然非常不方便。银子虽然价值昂贵,但使用起来同样不便。在此情况之下,中国的各个城市和所有相当规模的村镇开始流通纸币。这些纸币是由一些私人银号或者钱铺发行,一般都没有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和认可。它们可以随意兑换成铜钱或者银子。地方官府要求确保纸币的信用安全。如果一旦发生无力兑换的现象而失去信用,业主将被视为同无力偿债的其他破产者一样,受到严厉的惩处。

何天爵特别记录了1883年北京出现的一个奇特的金融现象:两家实力雄厚的钱铺相继破产,引发了社会上的恐慌。其他一些信用良好的钱铺和银号,在客户用银子兑换钱币时,他们宁愿用铜钱支付,也不愿给出自己发行的纸币。他们甚至还许诺,可以高于本金15%的利息,将自己以前发行的纸币赎回。朝廷认为,应当批准地方官府一项命令,要求各家钱铺和银号,在顾客用银子兑换钱币时,将纸币和铜钱一视同仁,任顾客自由选择。命令就此发出。结果,“就像官府以前的有关金融方面的多数指令一样,只是一纸空文,根本无人理睬”。

英国画家利德尔在《帝国丽影》中,记录了他在杭州的一件往事:在市区我们让来自上海的朋友挑了把扇子。进入西门时,我突然问道,希望他身上带了些钱。他答道,有外钞。“哦”我说,“没用,这里抵制外国银行,人们不收它们的钞票。”“确实如此。最近连兑换一张面值很小的钞票都很难。”他认为,“中国银行并没有相应储备支持自己发行的钞票,因此外国银行理所当然拒绝它们的纸钞。于是中国银行以抵制外钞作为报复,并敦促中国商人采取同样做法。”

英国传教士施美夫对福州盛行的“票据”大加赞赏,认为显示了高度的商业文明。他在《五口通商城市游记》中记载:通常发行的期票或银票,金额不等,小至400个铜板,大到1000块大洋,使用极其方便。这些期票用蓝、红、黑三色印制,签名和担保十分悦目。发行商行的名号和期票四周的一些中文字构成期票艳蓝的基色,发行的年月日和一些精心设计的密码用的是深红色,金额数目、发行人和接受人的名字用了醒目的黑体字。这些密码既为签名所用,亦为了防止伪造,期票的背面有各个经手人的担保签名。那些商行的信誉一般良好,很少有破产的。发行期票时收取一笔小小的手续费,在商行贴现时又收一笔费用。“人们对期票像银子一样看重,我付钱给轿夫时,一般他们都要期票,而不是铜板,因为轻便之故。”施美夫记下了上述见闻。

利率之争

中国拥有数目庞大的典当行,其中一部分隶属于政府。衣物的利息是每月2%,珠宝和金属制品为每月3%,货物的法定利息率为每年30%,第六个月,第十二个月或闰月不计息。有人也许想问,中国政府为何把利率定得如此之高?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在《纪行》一书中,记录了时人对利率问题的一场争辩。

清朝的张英认为,中等的利率为了防止地价上涨,货币贬值,政府将利率设得很高,是为了使土地分配与家庭数目均衡,使货币流通活跃而有序。他说:“因为货币流通更随意,带来的收入比田地少。在同样价值的情况下,人们总倾向选择田地。”实例已经证明,如果货币利率升高,人们拥有的土地数量就一定会增加。他还认为:“利率高达30 %的目的和效果就是,耕种田地的人――他们人数最多,对社会最有益处、最有道德感、最辛苦――可以拥有田产,虽不能致富,也足够维持生计,不至于沦为货币利率的奴隶,不必用辛苦劳作的果实养肥一群闲人。”

张英接着证明,介于良田收入和批发贸易利润之间的30%的利率正好能够促进商业,使闲置货币流通。这样一来,“商人不会把钱锁在钱柜里,增值的强大吸引力会不断把它吸出来。30%的利率一确定,同样的吸引力在贷款者身上发生同样作用。由此可见,货币利率很高的话,就没人想去囤积金钱,货币流通因此更广泛、更活跃、更连续”。

另一位经济学家庆泽认为,30%的法定利率是为了推动贸易。他指出:由于商业活动中的货币需求总是普遍而迫切,而交换总额又十分庞大,可以无限细分,最小的数额因此也受利润的诱惑,能找到一席增值之地。这种诱惑对于劳工和匠人非常强大,最小的损失也能影响他们的生活。他如果把钱投资商业,随时都可以撤回。商人们要是不借贷就有足够的资金,要是没有借贷的持续帮助也能做生意,那他们放贷是有利商业发展的。这样,货币变得有利可图,可以吸引公众的兴趣――“货币的高利率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可靠途径。规定30%的利率真是场伟大的‘革命’”。

庆泽还反驳了那些反对30%利率的人。反对者之一的梁庆认为:“古人只容忍低利率。30%的利率是不义与公开压迫,是明目张胆的高利贷。”庆泽对此针锋相对道:“比起一个位置普通、较少人光顾的地段的店铺,大街上一个面向皇宫主要入口的店铺出租价格要贵四倍。租金增加的原因何在?既然这两栋房子造价一样,那么它们具有一样的价值。本身价值一样的房子,租金为何相差如此之大?如果我是这个店铺的主人,我把有利的商业位置让渡给某位商人,他需要对我的损失做出补偿。我增加租金就是与他分享有利地段带给他的利润。借钱给商人也是同样的道理。”

庆泽强调:“无论多穷的一个年轻人,只要他品行端正、头脑聪明,他总可以借到钱,一试身手。一旦成功,所有的钱囊都会向他敞开。这个利率就为社会培养了一个有用之才。如果没有人及时伸出援手,他也许就失去了机会。如果商人可以白手起家做生意,那么从业者就会激增,这于现今的人口状况是很有利的。” (未完待续)

(作者系上海银监局党委宣传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