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曼“绿色社会”的生态政治学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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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环境一直走不出“局部治理，总体恶化”的怪圈，其“深层”原因在于资本及其权力的过分集中。基于此，科尔曼指出，以“参与型民主”取代“对立型民主”，彰显“积极公民”的概念，乃是构建绿色社会的政治“基石”。科尔曼的生态政治学主张，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释原则”有相似之处，促进了环境政治学研究范式从“浅绿”向“深绿”的转换。然而，只想通过“绿色”的改良而非“红色”的变革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方式，多少也让科尔曼的理论带有点儿“抽象的乌托邦主义”成分。

关键词：环境问题；绿色社会；生态政治学；社群民主；参与型民主；积极公民

中图分类号：B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3-0051-05

丹尼尔·A·科尔曼是美国绿党运动北卡罗来纳分部的创立者、全美绿党纲领的制定者之一、《多棱镜》报纸的创办人。在其著作《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一书中，科尔曼以犀利的眼光、严谨的逻辑和翔实的材料批判了“浅绿色”环境观，并主张以“深绿色”环境观取而代之。

一、权力过于集中：生态危机的深层原因

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世界环境总是在“边治理，边污染”之间徘徊不前，甚至呈现出了“局部治理，总体恶化”的趋势?对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种“浅绿色”的环境观主导着环境哲学界，成了环境哲学界的主要研究范式。它把环境问题归因于一些直接和表面的原因，如第三世界的人口膨胀、对技术发明和运用的失控、消费者对商品的消费无度等。这种浅绿色的解释构架，在科尔曼看来，不过是西方社会逃避责任的遁词罢了；只有从现行的社会制度和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人手，探寻环境危机背后的“深层”原因，我们的环境哲学才能不仅作为“工业文明的调整与补充”，而且成为“可持续发展观的变革与创新”；才能——借用马克思的话语表征——不仅能够有效地“解释世界”，而且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世界”。沿着这一进路，科尔曼展开了他的生态政治学思考。

科尔曼认为，政府和资本主义大公司的权力集中，是生态恶化、民众环境权利遮蔽与消解的政治学源头。就政府部门的权力过分集中而言，随着凯恩斯主义对自由经济主义的替代，政府所扮演的已不再是以往那种单纯“守夜人”的角色——不仅在行为导向上，而且在市场管理中，政府的权力都显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集中。政府权力的集中，必然导致民众权利包括环境权利的式微；而民众权利的式微又必然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包括环境问题。在科尔曼所生活的美国，政府的权力离不开企业的支持，包括财力的支持和选票的支持；而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也必须得到政府的政策性扶持，包括环境政策和资源开发政策的扶持。政府与企业的相互需要，使得政府实际成了资产阶级及其企业的“影子政府”，并因此为资产阶级以发展牺牲环境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一切与资产阶级“不增长就死亡”的价值信条相悖的环保提议，凡是不利于资产阶级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环境行动，都会遭遇来自政府权力的百般反对、强力干预甚至残酷镇压。美国新罕布什尔州锡布鲁克核电厂的建设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20世纪70年代后期，锡布鲁克核电厂的开工建设，遭到了来自民间、当地社区以及马萨诸塞州的激烈反对。根据美国核管理委员会的原先规定，未经地方政府批准，核电厂的建设项目是不可能如期开工的。然而，为了赢取企业界的支持，布什政府居然硬性废除了国家核管理委员会的相关条款，这就为核电厂项目建设绕开地方政府的阻拦提供了合法性依据。由此，锡布鲁克核电厂项目还是于1989年正式启动了，给当地人口稠密区及游泳海滩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就资本主义大公司的权力过分集中而言。鉴于利润是资本主义企业的唯一向度，资本主义大公司的几乎所有决策——从“生产什么”到“生产多少”再到“怎么生产”——都是围绕利润这个轴心而运作的，凡是不利于赚取利润或降低成本的思想或行为，包括环境思想或环境行动，都不在企业决策层的视野之内。对于资本主义企业来说，可再生与不可再生资源是没有区别的；只要今天的供应源源不断，未来可能的稀缺是置之度外的，环境退化的代价也是不加考虑的，子孙后代或者其他物种的栖息需求也是不必操心的。在利润这个最高的统治者面前，底层人民的利益，包括环境健康与环境利益都成了“等而下之的东西”，更不用说非人类的利益了。据此，科尔曼认为，将生态恶化归咎于技术、人口和消费者，本质上不过是“经验主义的感觉直观”。事实上，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技术研究、消费行为等都是不由自主的。例如，消费者只能购买到统一以塑料而非玻璃容器包装的牛奶、化学合成的而非生物降解的洗涤产品、服用激素和抗菌素长成的而非自然喂养的猪肉、依靠化学肥料而非有机肥生长的农作物产品等。与其说消费者在选择商品，还不如说公司在选择利润。事实上，消费者也和环境一样，都只是工业资本一味追求利润的受害者。

总之，在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地沙漠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全球气候变暖等一系列生态恶化的事实背后，我们随处可以看到政府与企业利用权力而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身影：大资本家创建的企业以金钱笼络政府，让政府进一步为自己开辟获取更大利润的道路；政府作为企业的“影子”，所有的政策和决议都围绕着企业的利益进行，通过全国性政治与军事机构中普遍存在的权力与控制，人民的生存权利包括追求环境健康的权利都被消解或剥夺得所剩无几。“大公司的结构‘天生就是非民主的’，它们凡事保密、串通一气、左右政府的特点造就了一个不向公众负责的影子政府。超大公司的形式，如权力集中、官僚重叠、等级森严、缺乏自主性，本身就是极权主义结构的范例，它们向我们传输着委身屈从于这一结构所需要的特质：害怕责任、害怕决策、害怕一切；忍气吞声、卑躬屈膝、墨守成规。”[1]因此，在科尔曼看来，如果我们看不到生态恶化背后的深层原因，只把目光停留在问题的浅层和局部，就很难找到从根本上遏制和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方法。无论是精心设计的购物方案，还是风风火火的绿色环境行动，都不足以促成利于环保的企业行为和政府行为。只有赋予公民以民主参与决策的权利，并以此去影响公司与政府的短视行为，才能生成一个矢志于公众福祉与环境福祉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