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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出门前,57岁的上海退休女工王炼利一定会涂上口红,把自己拾掇得干干净净,哪怕只是去菜场买菜。下6楼,右转,经过树下一群剥毛豆、逗孙子、扯着家长里短的退休老太太,她总是瞅都不瞅一眼。
“我不属于她们,至少在精神上。”她说。
事实上,“属于哪个群体”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王炼利。退休后,王炼利写了几篇经济论文,并开了一个关于经济学的博客,逐渐在经济圈里赚到一点名声。在公开场所,她喜欢被人称作“王老师”,尽管她只在学校读到初中二年级。她是一个开了17年车床的退休女工。如今,她仍住在二十多年前的房子里,沙发、书柜、缝纫机挤满了不到十平方米的客厅。退休后,第一个月拿到865元退休金的她清楚,自己其实跟楼下大多数退休工人没什么区别。
但她并不甘心。从一开始,她就不愿意接受“小人物”的命运。她从小的理想是当政治家,刚上初中,就跑到华东政法学院,看国际政治系什么样。12岁那年,她甚至一个人跑去上海青少年宫看秋瑾的血衣,她崇拜英雄。
只是,和大多数被淹没的普通人一样,生活没有给她实现理想的机会——中止了她的学业。1977年,女工王炼利在刚恢复的高考中考了高分,但因政审不合格,她不得不再次回到机器旁。8年后,生性好强的她通过了17门课程的自学考试,成了四五千人的造船厂第一个靠自学取得大专学历的工人。
1988年,王炼利换了工作,干起了工程预算、审计,整天跟数字打交道。她发现数字“像艺术一样迷人”。1994年,“全厂审价一支笔”的她因为不肯在一份工程决算价只有10万元却报价100万元的决算书上签名,被迫从国营船厂辞职,此后,她在其他私营企业、上市公司辗转,所从事的工作都离不开“用数字说话”。到2004年,她关于房地产、国企改制等问题的经济论文先后发表。瘪了多年的理想气球,又渐渐膨胀起来。甚至有人称她是“民间经济学家”。她还学会用“列昂惕夫矩阵”、“无差异曲线”、“科斯定理”这些专业术语。她还能演算像天书一般奇形怪状的数学公式。2002年冬天,当王炼利退休时,八十多岁的婆婆原指望她多承担点家务,可她却更忙了,成天在屋子里演算。有一次,为在电脑上找到程序算出数字的连续40次方,她熬了整整一夜,早饭也忘了做。
起初,王炼利的文章并不受内地媒体重视。于是她转而把论文投到香港,甚至放到网上。她经常给著名学者写邮件,兜售自己的观点。渐渐地,她的论文在圈内有了一定影响。
她自称自己“也许是中国最著名的退休女工”,然而她的家人丝毫不觉得她“著名”。她的论文,她老公一个字也没读过,她的儿子也称“读不下去”。有人问她:“退休了,抱个孙子享享清福,折腾这些干啥?”她说,搞学术研究的乐趣“无法用言语形容”。按她的解释,做这些事最直接的原因是,她必须拿出数据说真话,以反驳某些官员的“谎言”。
1967年第一次见到巴金时,王炼利在离巴金仅几米远的地方高喊“打倒巴金”。38年后,再见巴金时,老人安静地卧在玫瑰丛中,永远睡着了。在无数的挽联中,她记住了一个:“用忏悔拒绝遗忘,以真话抗拒谎言”。走出殡仪馆,她暗下决心:“我一定要说真话。”
然而一个退休女工在学术圈说出真话并不容易。偶尔,王炼利也会受邀参加一些学术会议。有一次,她参加中国房地产税务工作研讨会,在介绍与会者的资料上,她被写成了“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很多专家学者都称她“王老师”。但当她在发言完毕及时对身份进行更正后,“一些专家学者的脸变得比六月天还快”。
她甚至破天荒地被邀请到复旦大学百年校庆的讲台,与她同台演讲的都是世界名校的教授、渣打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不过,当翻译介绍她时,说的是研究员,而不是退休女工。2007年11月19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位教授知道了她的身份,就邀请她给研究生班讲了次课。她第一次真正成了“王老师”。
为了弄清楚保险行业的一些黑幕,她假装想当保险推销员,参加了两三个月的保险经纪人培训,后来,她就此写的关于保险的文章,挂在一些保险公司的网站上。但更多时候,她对“女工”的身份感到无奈,她的名片“空荡荡的”,没有职称、单位,只有名字、电话。她说,郎咸平的名片也这样,但人家是名人,完全有资格空着,而自己实属无奈,难道名片上写“退休女工”不成?